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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张国焘8万人拥兵自重,中央红军连夜北上

2017-10-06 11:03 来源:祖国网

   伟大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的奇迹,也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重要里程碑。然而,红军为什么要长征?长征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什么?为什么说长征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意义重大?《祖国》杂志记者带着这些重要问题走访了中国军事科学院军史历史专家陈伙成研究员。



中国军事科学院军史历史专家陈伙成研究

    为什么要离开根据地

    由于中国工农红军中央战略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保存力量,开拓新局面,中共中央毅然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当时的情况是敌强我弱,我们红军有自己的作战特点,叫做“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但是当时因为博古在中央推行教条主义战略,他把整个中央红军战略区的指挥权交给了李德。李德虽然在苏联的军事学院学习过,但是他的那一套理论是建立在苏联红军的基础上,把他那一套理论生搬硬套用来指挥中央红军那是肯定不行的。当时情形是严重的敌强我弱,敌人有50万,红军只有10万;敌人有整个国家的资源支撑,红军没有;敌人的火力、武器远远的强大于红军几十倍,红军连武器弹药都要靠从战场上缴获来补充,所以红军不能像苏联红军那样打,结果就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当然刚开始也没有想要走那么远,当时想要到湘西,换个地方建立根据地。但是一旦离开中央战略根据地,因为红军非常弱小,后面的事就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了,所以就一直被敌人撵着走,这就越走越远。

    为什么先向西后向北

    当时长征为什么要往西走呢?这也是当时环境决定的,因为东边是福建,纵深很小,一走就走到海边了;南边同样也不能走;北边是敌人统治力量最强大的地区,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的中心地区,所以也不能走;这样一来就只剩下西边可走了,因为当时的西边比较落后,敌人统治力量也比较薄弱。这样向西一走,敌人在后面追着,就走到青藏高原的东侧了,这样就不能再往西走了,再走就进入青藏高原了,当时的青藏高原对红军来说,地理条件不适合、人文条件不适合、经济条件不适合,就不能再向西走了。向南走就是云南,云南的纵深也很小,敌人追进云南,红军还能往哪跑,往国外跑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向北走。向北就是西康,当时的西康地理和经济环境很差、人口很少,是没有办法养活红军的,所以红军的大部队是不能在那个地方长待的,所以红军就继续往北了,当时到达四川、甘肃、陕西三省的边界交界区,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成功会师,但是后来出现张国焘的问题以后,中央红军两个军不到一万人,连夜北上去了,当时刚好发现25军长征已经到达陕北,所以中央红军就决定到陕北去。

    为什么全国红军都要长征

    为什么中央苏区一部红军长征,形成了全国全部红军主力长征呢?当时红军的整个战略格局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比如说由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构成的中央战略区,这是主战场,还有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所在的川陕战略区、湘鄂赣战略区、黔东战略区、闽浙赣战略区、湘赣战略区等等。在这个战略格局中,中央战略区是起着支撑作用的,因为中央战略区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大转移,整个红军的战略格局就动摇了,如果不能很快稳定的话,那么整个中国革命的局面就会很快崩溃,所以中央转移以后,很快就对整个红军的战略格局产生严重影响,所以其他战略区的红军也只能跟着长征。

    在这个时候,张国焘的川陕战略区本应该接替中央战略区的地位,支撑整个红军的战略格局,把局面稳定下来,因为他有这个实力,红四方面军当时已经发展到八万多人,川陕根据地的人口已经达到500万,川陕战略区的实力仅次于当时的中央战略区。如果他继续坚持在川陕战略区进行斗争,那么整个局面也还能支撑住,可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害怕蒋介石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他的头上去,与其让敌人撵着走,还不如我自己走,所以他也跟着走了。他一走,再也没有哪个红军战略区有实力替代中央战略区的支撑作用。原先由中央战略区承担的国民党军事压力,因中央红军走了,没有其他红军战略区有实力来承担,所以其他战略区的红军也就跟着走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央苏区一部红军长征,却形成了全国全部红军主力长征的一大原因。



    为什么北上抗日对 张国焘路线错

    长征前后一段时间,日本正在为全面侵华做最后的准备,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国共产党不顾自身尚弱小,在国民党重兵绞杀下随时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却始终坚持北上抗日,唱响了那个时代中国的主旋律,中国共产党在勇于担起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同时,也站在了中国历史的潮头。这在当时是党中央最为英明的选择。
    相反,张国焘对整个战略形势产生严重误判: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战略高潮已经过去了,红军只有向西走,躲到深山密林中,避开敌人的围剿,等待时机,等待整个中国的时局发生变化,东山再起。这种思路是一种逃跑主义,也非常可能使我党在后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大背景下成为一支“边缘化”的政治力量。
    此外,当时南边的西康和四川边界地区非常贫穷落后,地理条件非常差,不能满足红军大部队的生存发展需求;另外当时这些地区的人文条件比较差,这些地区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当时少数民族对汉人有很大的误解,而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问题,红军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而且这些地区人口密度非常低,生产力异常低下,不可能为红军提供基本的物质需求和人员补充;最后,红军如果躲在这个消息闭塞的地方,不能将影响力辐射全国,那么也就不能领导全国的斗争,所以红军不能在这个地方长期存在。可是张国焘要以主观驾驭客观,当他不能左右中央时,他就带着部队南下了,结果南下部队损失了一半,绝大部分是病死、过于虚弱死亡,又碰上严寒的冬天,他只好又重新北上了,最后在甘肃会宁和中央红军会师。

    为什么是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曾经历过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第一次就是1927年国共合作北伐战争的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开始武装革命斗争,这一次失败使中国共产党走过了幼年时期;第二次就是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使中国共产党被迫走向长征,这次失败使中国共产党走向了成熟。主要有以下这几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长征是由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战争指挥错误造成的,但是长征也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纠错能力。一个政党的伟大不在于他不犯错误,而在于犯错以后能不能自我纠正,有没有纠错的勇气,有没有纠错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过程中召开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纠正了之前犯的错误。
    第二,长征的艰险要求中国共产党刻不容缓地解决党的领导人问题,也促使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推出了自己的领袖。因为之前中国共产党一直与共产国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接受其领导,共产国际出于好心也一直想帮助、关怀、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可是它有些问题,它做得不对,它老是想给我们指派或选拨一个领袖,它选的领袖都是接受过苏联教育的,那一套不符合中国国情,不适应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所以使我们党屡屡的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有很多都是海归,且多数海归都有在苏联学习的背景,而像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这些人也是海归,但是却是从西欧归来的,这两种海归是不一样的。这些从苏联归来的人,满脑子苏联革命模式,他们把国内革命走上来的人都看做是山沟里出来的泥腿子,他们当时有一句话“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他们认为中国本土的人就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所以那些早期红军的领袖一个也进不了中央,他们脑里就有一个模式,这些中国革命都是土革命,根本不符合马列主义。
    博古1930年才从莫斯科回来,1931年9月就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当时他才24岁,这就好比清华北大的毕业生今年毕业,明年就当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根本就不具备领袖的素质,也不具备斗争经验,所以他只能奉行在书本上学习到的东西,那就是教条主义。其实中国革命的伟大也在于,其在成长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培养伟大的领导人,当然这个培养和造就有一个过程,成功领导人的出现还要有机遇,是在长期的斗争中培养出来的。
    在中国革命的斗争中也证明了,苏联派来的那些领导人没有能力来领导中国革命,他只能把一个大的、好的局面搞砸了,搞得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带着红军跑,当然也失去了和共产国际的联系。那么在遵义会议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被逼到了如果不推出一个英明能干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就面临覆灭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就召开了遵义会议,把毛泽东推到了前台。当然这个里面还要谈到周恩来的作用,周恩来在中央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实际上遵义会议是把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又托付给了毛泽东,并且真诚实意的辅佐毛泽东。
    至于为什么没有直接把军事指挥权交给毛泽东,那是因为中央那些从苏联回来的人当时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些错误只有得到大家公认以后,党内才能凝聚一股力量把它纠正过来,在大家还没有认识到这种错误时,当然也不会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自然也不会把军事指挥权交给毛泽东。但是周恩来等一些人却提前认识到了党内领导的错误,并认同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所以周恩来将军事指挥权托给了毛泽东,这就是周恩来在这个过程发挥的作用:为中国共产党选举出一个英明的领袖发挥了推动作用。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多次化险为夷,上述错误才得到党内的公认,并得到纠正,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自己选拨领袖。

    为什么历史选择了共产党

    长征虽然是红军因军事失败被迫采取的措施,但却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大大增强了。虽然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过程中损失了绝大部分力量,但是当中共中央走到陕北的时候,在长征过程中接触过红军的各界人士,包括国民党将领都认为共产党了不起。所以当红军长征结束到达陕北以后,蒋介石虽然没有放弃以武力消灭共产党,但是蒋介石也认识到武力已不能彻底消灭红军,所以他已经开始通过国内和苏联渠道跟共产党商量和谈,当然他那个和谈条件是十分苛刻的:中共把军队解散了,我在国民政府内给中共人士安排职位,中国共产党自然不能答应。杨虎城和张学良也和共产党达成了不战、共同抗日的共识;李宗仁和陈济棠都派代表到延安来了,因为这时国内抗日形势愈发严峻,大家都意识到不能再打内战了,共产党的影响力经过长征大大地提升了,反而成为国内政治上的一股重要力量。
    长征过程中,发生了张国焘拥兵自重,向党要权力、闹独立。这也警示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强化党内团结,必须坚持党指挥枪。所以从那以后,中央一直强调党内团结和党指挥枪的原则,我们党在这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好的传统,否则,这个政党是没有希望的。国民党之所以败退台湾,并在岛内败给民进党,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党内不团结。也不能说共产党内完全没有斗争,但团结始终是主流,而且它有自我医治能力,它没有因为这个原因形成重大失误,在中国共产党之后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因分裂而造成大的错误,这就是一种好的传统。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长征,那就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长征是一场痛苦的考验,但是这场考验却使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了。14年之后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后的历史必然。


(责任编辑:李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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