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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去世前交代妻子:两万元存款作为党费交给党

2017-10-31 11:08 来源:祖国网

  康克清,朱德同志的夫人,出生于1911年9月7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她于1929年与朱德结婚,直至1976年朱德逝世,二人相伴走过近50年的时光。在康克清的回忆录里,总是亲切地称朱德同志为“朱老总”。


  
  1940 年,朱德和康克清在延安。
  1976年6月21日,朱老总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不知何故,会见时间推迟了,当时外交部工作人员未通知朱老总,他在人民大会堂长久地等候。外边天热,室内空调温度过低。朱老总90岁高龄,在室内外温差悬殊的房子里待久了,着了凉,引起咳嗽,伴有低烧,吃了点止咳消炎药,症状不见减轻。25日那天我回家比较晚,他一夜不停地咳嗽吐痰。第二天早晨,发现痰里带血。经北京医院医生会诊后,他们建议住院治疗。朱老总想到第二天还有会见外宾的任务,说:“不要紧嘛,等明天会见外宾后再住院也不晚。”
  那天,我照常上班,朱老总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说:“朱老总的病,医生看过,建议马上住院。”我问住哪个医院?顾英奇大夫说:“还是住北京医院吧!” 我说:“拜托医生啦!”
  当时天气很热,老总病情加重,开始表现出烦躁不安,饭吃不下,觉睡不好。热,更使他感到难受。电扇也不解决问题,更不敢直接对着他吹。我找医生了解病情,他们说是“心脏衰竭”“糖尿病严重,心肌也有问题”……接着,组织会诊。早饭后来了一屋子的人,会诊之后,提出了多种治疗方案,众说不一。后来决定用卡达霉素,据说这种药用多了对肾脏有损伤,会尿路不通。果然,打针以后,排尿越来越少,输进药液1000一2000CC,排尿只有200CC。肾脏出现问题,有尿中毒的危险,我请求换药。这时,在老总身体四周都放了冰块。院方和医务人员也想尽办法,竭力抢救。
  7月初,朱老总已经病危,但神志还比较清醒。一天,李先念来到医院看他。这时,他想的还是国家和人民,他关心的还是国家的生产建设。
  当时,朱老总闭着眼睛,听说先念同志来了,立即睁开眼睛,两人紧紧地握手,他轻声慢慢地说:“生产要抓,不抓生产,将来不可收拾。”
  又说:“生产为什么不能抓?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要抓好!”
  他说得很慢,我和先念两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我们都有些激动。他的这些话都是针对“四人帮”的胡作非为而发的,特别是后面的话。
  后来,再有人来看他,他都要睁眼看看,但是已不能说话。很快就神志不清了。这时叶剑英打电话,要来看他。我极度悲痛,对叶帅说:“他已经神志不清了。”
  1976年7月6日,朱老总去世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奋斗了几十年,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伟人,永远离开了我们。
  朱老总从住院到去世,只有10天。6月26日住进北京医院,7月6日去世。我同他从1929年结婚已近50年。随着岁月的推移,相互的了解和感情也与日俱增。他走得如此匆忙,他自己怕也毫无思想准备。
  去住院的那天,他还作了很快回家和继续工作的打算。我也十分乐观地打算不久就会接他出院。所以没有想到需要问他一些话,他也没有留下要向我交代的话。一想到这些,真是心如刀绞。
  那一段时间,我沉浸在无边的悲痛之中。但是,很快我就从悲痛之中解脱出来。我想到老总的为人,想到他对我的希望,特别是他生前“革命到底”的遗言,我必须继承他的遗志,更加坚强、勇敢地担起未来的担子。对老总的最好怀念,不是悲痛和泪水,也不只是几句誓言,而是坚定不移地以实际行动,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先辈们的理想早一天实现。

  遵照朱老总生前的意愿,我把他历年积存的两万元银行存款交给党组织,作为他最后一次向党交的党费。


  



  1976年7月8日,首都各界群众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沉痛吊唁朱德元帅。

(责任编辑:周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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