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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弃高官、抛厚禄 漂洋过海去找党

2018-01-19 14:39 来源:祖国网

  采访过程中,朱德元帅的外孙、装备学院原副院长刘建将军首先向我们展示了爷爷朱德于1925年7月亲笔填写的《旅莫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党团员调查表》。朱德同志在家庭地位一栏中写到 “父已故,母存,妻存,子女:女儿一个月。家庭人口四人。32岁至35岁,职业:滇军第二军第三混成旅旅长,收入:15200元;35至36岁,职业:云南省警察厅长,收入:4800元。”
  “爷爷入党之前,已经是滇军名将,少将旅长,后来又改任云南省警察厅长,可以说名誉、地位、金钱和豪宅都有了,可爷爷毅然抛弃了拥有的一切,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先后两次拒绝了高官厚禄的邀请。”
  1922年,朱德同志离开滇军回到四川,四川军阀刘湘和杨森都很欣赏他的才能,加之他又是四川人,因此,特地空出一师长的位置等着他并许以厚禄。“穷苦人出身的爷爷,已经确立了救国救民之志,他不再为高官厚禄去打伤害平民百姓的‘混’仗,而是要追求光明、追求真理,探索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的道路。”他果断拒绝了刘、杨的挽留,到上海见到了孙中山。
  此时孙中山正发愁无将领兵讨伐陈炯明,以十万元军晌相许,请来朱德出面组织桂滇军攻打陈炯明。朱德再次婉言谢绝了孙中山之邀。后来,朱德几经辗转,找到了当时共产党最高负责人陈独秀。
  “爷爷原以为只要一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就可以被接受。未曾想,陈独秀并没有同意。”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当过高级旧军官的人来说,还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
  “爷爷非常失望,情绪有些低落,他后来回忆说,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
  “陈独秀没有答应爷爷的入党要求,使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国外去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1922年10月,朱德来到柏林见到了周恩来,他向周恩来讲述了自己如何离开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在上海被陈独秀拒绝,怎样为了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和中国的新道路而来到欧洲。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并表示自己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他已经在他的脚底下化为尘埃了,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
  “就这样,周恩来同意了爷爷的入党要求并和张申府共同介绍他入党,爷爷最终如愿以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作为一名党员,爷爷终生不忘广大劳动人民,始终保持普通劳动者的阶级本色,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许多同志第一次见到他就深深为他那平凡、朴素的庄稼人风度所感动。有些同志不知他是总司令,称他老伙夫、老头儿、同志哥,他都亲切应答,乐呵呵的,瞬间就和大家打成一片。”
  朱德同志强调:“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他当年写诗赞扬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只见公仆不见官”,他自己就是人民公仆的典范。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给亲人的家书中说:“我虽老已52岁,身体尚健,为国为民族求生存,决心抛弃一切,一心杀敌。”
  “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远在四川老家的母亲80多岁,生活非常困苦,他不得不向自己的老同学写信求援,他在信中说:“我数十年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两百元中币。”战功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清贫如此、清廉如此,让人肃然起敬!
  “爷爷写过一首勤俭的诗: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从小爷爷就教育我们要学会勤俭和艰苦朴素,小时候和爷爷、奶奶一起吃饭,从来不允许有剩饭剩菜,米粒儿掉到桌上都要捡起来吃了。教育我们从小就要懂得珍惜粮食、粮食来之不易的道理。爷爷常讲,红军长征中吃不饱穿不暖,现在条件好了,决不能浪费、糟蹋粮食。我也用这首诗教育我的儿子当普通人、过普通生活,勤俭节约。”

  在军事博物馆西三楼展厅,陈列着一张2万余元的存款单。这是朱德20多年省吃俭用积蓄下来的钱,他逝世后,全部交给了党。“爷爷生前曾不止一次地讲,我只有2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要把它交给组织,做我的党费。他常告诫我们,我要你们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要你们接‘官’!要接班,接为人民服务的班,继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而不是接金钱和物质享受。”“他老人家一直不喜欢太太、老爷之类的称呼,我是外孙,照例应该喊姥爷,但爷爷说,什么老爷,那是在叫封建地主呢。现在男女平等,在我们家,晚辈都叫爷爷。”


  
  1974年,担任某部排长的刘建听爷爷朱德同志讲述战争年代的故事。
  “爷爷参加革命入党后,先后担任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解放军总司令,无论地位多高,兵权多大,始终把军队置于党的领导下,坚定执行党指挥枪的原则。”朱德同志曾说:“手中有军权,要谨慎再谨慎,一切从革命利益出发,绝不能做违反党和人民利益的事,绝不能离开党指挥枪的原则。”
  南昌起义后,他领导起义军余部进行“赣南三整”,在部队建立党支部,实现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长征途中,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他尽管身处险境,却大义凛然,坚定地说,党是一个整体,不能分裂,红军行动应按党中央的决定执行。他还明确指出:中央只能有一个中央,那就是遵义会议确立的中央,另外成立中央是非法的,不能允许的。朱德同志事事处处以党和人民事业、党和国家大局为重,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提出“一切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者,必须把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一项任务”。
  他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是非分明、敢于斗争。他从不居功自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认为“我们共产党人胸襟要广阔,气量要宏大,要求自己比要求别人要严格一些,有功先归群众,有过勇于担当,所谓‘善则归诸人,过则归诸己’”。
  “爷爷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坚决维护毛主席这个核心,从内心深处由衷的敬佩他、支持他,始终如一。记得他曾经给我讲过,他很佩服毛主席,他认为毛主席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很高,深奥的哲学道理,经他深入浅出的比喻,广大干部群众就能够听得懂,就有方向感,跟着他遇到什么困难都能看到希望,跟着他经过共同努力就一定能成功。”
  朱德同志从1922年入党,到1976年去世,为党工作了半个多世纪,不论在任何时候,他始终牢记党员身份,尽好党员义务,并为党工作到生命的尽头。
  “爷爷尽管是高级领导干部,但他始终以普通一兵和普通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从来不搞特殊。”抗战时期,一次党小组开会,小组长看到朱德同志傍晚刚从外地回来,担心他年纪大过于劳累,就没有通知他。第二天上午,他知道后,告诉小组长:“以后开会只要我在家,就一定要叫我一声。”小组长说:“昨晚主要是党员们检讨前段工作中的问题,您没有检讨的。”朱德同志却说:“毛主席早就说过嘛,除了庙里的泥胎不犯错误,活着的人哪个能十全十美?”后来朱德同志参加小组会,认真地在同志们面前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全体党员很受教育。
  1975年初,朱德同志继续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时,他已是89岁高龄的老人了。他说:“在庄严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我们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党和人民委托我们贯彻执行宪法规定的职权,责任重大,任务很艰巨。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关荣而艰巨的任务。”不久,他又亲笔写下“革命到底”的条幅以铭志。“
  周总理去世后,爷爷吃不下,睡不好,但他仍执着地投入国事活动。我们劝他注意身体健康,他却说,总理去世了,毛主席身体也不好,我应该更多地做工作。”“他老人家好像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拼命的工作。”

  从1976年2月初到他6月26日住院,直至7月6日离开这个世界,在这5个月中,朱德同志共会见外宾18次,找人谈话3次,实现了革命到底的诺言。在临终前不到两个月,他看到《共产党宣言》新译本后,不顾年高体弱,驱车到中央党校,看望参与翻译的同志,一起交流对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学习心得。在病榻上,朱德同志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做了最后一次谈话。“那时,他正闭着眼睛,听到李先念来了,立即睁开,两人紧紧的握手。”他慢慢地说:“生产要抓,不抓生产,将来不可收拾。”又说:“生产为什么不能抓?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要抓好。”


(责任编辑:周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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