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工农红军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领导人之一；他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思虑缜密、性情耿直、无私无畏、勇于承担、敢于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他直言不讳，始终保持着真正共产党人的刚直品格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铮铮风骨；他的眼睛高度近视，别人背后都叫他“黄瞎子”；他一生节俭，不求名利，因为他觉得自己能够活着就是一种幸运……
他，就是开国大将——黄克诚。
黄克诚将军于1986年12月28日在北京逝世。为缅怀黄克诚将军逝世30周年，本刊记者日前专访了黄克诚将军之子黄煦。
思虑缜密 沉稳冷静
黄煦说，父亲这一生中很少提到自己打了什么胜仗，反而经常讲他所经历的败仗，他不是一个我们想象中的猛将。在革命战争年代，不到万不得已，父亲是非常反对打攻坚战的，他反对猛打猛冲，不打无把握之仗，尽量避免人员伤亡，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黄克诚因为高度近视，所以在枪林弹雨中吃了很多苦头，但作为高级指挥员以至后来成为党和军队的领导者之一，却不失为“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将才。
1932年2月红三军团打下赣州，黄克诚时任红一师政委，有人告状说他的部下张震部队中有人抢了老百姓的东西，红军纪律严明，他听后十分生气，对张震说你要是真抢了老百姓的东西，我一定杀了你的头。事后查明不是张震的部队，但退休之后，张震每次见到黄克诚总是开玩笑地说，当初你还差点杀了我的头呢。
父亲看待事情非常敏锐，心思也很细腻。长征前不久，他通过看报纸和对当时形势的分析，预料到部队很可能要转移。那时三军团有些伤病员在住院，他赶到医院，劝说正在住院的伤病员，告诉他们只要腿没有问题的，能走的都赶紧走，一定要跟着大部队走，安全有一定的保障，否则可能会很危险。当时张震也是其中一个伤员，黄克诚让他赶紧出院，跟着大部队走，当时张震胳膊受伤很严重，他觉得还没好，可以多休息一下，黄克诚说：“你胳膊没好没关系，你腿是好的啊，不耽误走路，赶紧撤离！”红军走后没几天，那个医院就被反攻回来的敌军炸毁了，没走的人全都牺牲了。张震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当初要是不走，就完了，肯定死路一条。
黄克诚思虑缜密，以沉稳著称。除非部队命悬一线而必须血战外，他总是根据敌我态势而冷静思考，慎重周详地考虑作战方案。历史上他8次对上级决策投反对票，5次反对打无把握之仗。曾被冠以“老右倾”和“一贯右倾”的他，第一顶“右倾”帽子便是在大革命失败返回家乡组织农民暴动时期被戴上的。1927底湘南暴动前，他建议县委要做充分准备：“要知道我们举行暴动的时机还不成熟，缺乏群众基础是要吃大亏的。还有，我们需要准备大量自制弹药，等组建起工农武装队伍后暴动也不迟。”1928年2月针对湘南特委提出的“杀！杀！杀！杀尽豪绅反革命；烧！烧！烧！烧尽他们的巢穴”的口号，他力劝县委：“烧掉了人心，我们怎么立足呢。”井冈山斗争中，他两次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立三路线”；两次因攻坚不克而力主撤围。红军长征攻占遵义后，他找来一大堆报纸，研究分析了半年来的形势，遂向上建议：“老根据地已被敌人摧残殆尽，主力红军又受到重大打击，剩下来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应保存实力，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为中国革命保存火种和骨干。”有些领导不但不接受他的意见，反而怀疑他对革命悲观失望，缺乏信心，因而让他随军反省。长征途中，尽管因正直敢言一再被认为“右倾”而连遭降职和撤职，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革命事业充满必胜信心，对长征胜利满怀希望。
把握形势 解决根本
黄克诚在军事上的远见卓识，除了表现在指挥作战上之外，还表现在善于全面把握军事斗争形势，着力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上。1945年9月中旬，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得知东北日军被苏联红军消灭，而国民党军队远在后方，他认为这是我军进军东北的极好时机，便及时向中央发去了《我对目前形势和军事方针的意见》的电报，建议立即派5万—10万部队进军东北。5天后，党中央根据对形势的分析，作出从各根据地抽调10万部队进军东北的决定。中央军委电令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3万人挺进东北。11月下旬，黄克诚率部进入辽南后，面临“七无”的困境：无党组织、无政权、无群众支持、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服装。他认真思考后，给毛主席发电，提出迅速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意见。他的意见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12月28日，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发出了著名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
天津解放后，黄克诚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建国后，历任湖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委，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黄克诚到总后勤部上任后，为了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狠抓各种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在很短的时间里，主持修订、制定各种规章制度80多项，为后勤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在实际工作中，黄克诚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解决各种问题。比如战争结束后，部队要建正规营房，这是一个巨大工程。当时学习苏联，盖房要先设计，再做预算，然后再层层报批。全军都在建房，设计力量不足，怎么办？经过调查研究，他认为，部队盖的都是平房，和民房没多大区别，农民盖房有个木匠、泥瓦匠就行，部队也可以这么搞。于是他决定采取“包干”的办法，每个师建20万平方米的营房，拨款800万元，住用期20年。要求在坚固、适用、节约的前提下，尽量多建房子。这个办法一出，全军齐动手，到1959年，新建营房4686万平方米，各部队基本有了自己的正规营房。
部队正规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改战争年代的供给制为薪金制，这是一个关系每个干部切身利益的敏感问题。1953年，军委决定黄克诚担任全军薪金制委员会主任，他与军委财务部部长杨立三反复调查研究，并根据彭德怀的指示，确定了三条原则：一是我军薪金标准不能过高，在全国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实行低薪制；二是薪金标准不能低于供给制时的水平，否则不利于军队建设；三是鉴于军队是个特殊职业，薪金应略高于地方同级别人员。据此，确定我军军官薪金由级薪（如排、连、营等）和军龄补助两部分组成。这就既照应了国家经济状况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又使我军的供应制度改革迈出了一大步。
黄煦说，当年父亲因为裁军和国防建设，得罪了很多人，碰到有人叫的凶了，父亲就说：咱们换换位，你来坐我的位置，我坐你的位置。这时，闹事的人大多也就不做声了。处理这些事情虽然很棘手，但也是必须要解决的，父亲的态度是：绝不容许“会哭的小孩有奶吃”成为普遍现象。
性情耿直 直言不讳
黄煦告诉记者，毛主席曾评价过父亲，上到中央下到支部，没有他不提意见的。他性情耿直，敢说，敢做，敢于发表与众不同的独特见解。1930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了李立三提出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提出要红军攻打武汉、组织长沙暴动等。在三军团和湖南省委联席会上，时任支队政委的黄克诚坚决反对，他认为红军力量尚小，去攻打大城市是不实际的。为此，他受到严厉批判，并被撤销了原拟要他担任纵队政委的任命。
1931年夏，担任红三师政委的黄克诚被从反“围剿”前线召回，肃反委员会交给他一份“AB团”分子名单，要他照单抓人。黄克诚一看，名单上都是本师的基层干部，他据理争辩，愿用脑袋担保这些人没有问题，结果遭到严厉训斥。黄克诚回部队后，速将黑名单上的人隐藏起来，使来抓人的肃委会一次次扑空。半个月后，刚走下战场的几个人来不及隐藏就被抓走了，不久即被杀害。黄克诚痛心疾首地找肃委会质问：何故滥杀无辜？肃委会将黄克诚逮捕，以“同情和包庇反革命，破坏肃反”的罪名，欲将他处决。彭德怀军团长闻讯火速从前线赶回，要他们“刀下留人”。黄克诚幸免一死，却被撤销了师政委职务。
在黄克诚的一生中，虽然多次为真理直言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坚强的他始终像一棵迎风傲霜的老松，从不弯腰俯首，始终保持着真正共产党人的刚直品格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铮铮风骨。
1943年夏，饶漱石传达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关于《抢救失足者》的讲话，要在党内军内大抓特务。黄克诚感到这与中央苏区抓“AB团”如出一辙，便一边向上打报告表示反对，一边下令在本师不搞“抢救运动”。为此，他被扣上一顶“右倾”的帽子。
1959年7月，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因对大跃进等“左”的错误提出不同意见，受到批判。黄克诚却在会上公开表示同意彭德怀的看法。在这严重影响他政治命运的关头，有人提醒他只要与彭德怀划清界线，就可以解脱，他却回答：“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的事。”结果他与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一起被打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被撤销一切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又遭残酷批斗，身体受到严重摧残。
黄煦曾经问父亲，当时为何不为自己辩解？父亲回答：如果为自己辩解，就会有更多的人花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这件事情中，他们不工作了，不生产了，经济建设也不搞了，那怎么行呢？
尽管如此，20世纪80年代初，党内和社会上曾一度出现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黄克诚心里极不平静。他拖着病躯，从党的利益出发，坚决维护毛泽东在全党的威信和毛泽东思想。1980年11月27日，他在中纪委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功绩和地位，批评了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感情用事和轻薄态度。讲话在报上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黄克诚的不计个人恩怨，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的言行，赢得了全社会的敬佩。
黄煦说，那时候父亲考虑的也是国家的利益，不是个人得失，他们那一代革命家基本都是这样的人，不为自己，一心为国，革命理想高于天。自己受点委屈不算啥，革命的果实必须去维护。中国共产党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站在国家的利益上，不要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
敢于监督 不留情面
作为我党老一代革命家，黄克诚素以敢说真话、敢于监督而著称。在他主持中央纪委工作期间，抓了几件影响很广的违纪事件。
1980年1月，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工作的一位主要领导，为接送总参谋部变动工作的三位高级领导干部，在北京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花去400元钱。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参与宴请的几位高级领导干部是自己的老部下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到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当时有不少人出面说情，并要求共同承担责任，黄克诚坚决不让步:“越是老部下，才越要严格要求，不严格要求怎么服众?”后来，参与宴请的几位高级领导干部向黄克诚承认了错误，作出了深刻检讨，并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了饭钱。
一次，时任商业部的主要领导带人到北京市丰泽园饭庄请客吃饭，搞特殊化。丰泽园有一位年轻厨师给中央纪委写信，揭发这件事。中央纪委立即派人调查，情况属实。根据黄克诚的指示，遂向全党发出通报，批评了这种不正之风，《人民日报》还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事后，一位担任中央高级职务的领导人对这样的处理有些意见，黄克诚在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时严厉地批评说：“现在老百姓对领导干部搞特殊不满，不就是因为领导干部不自觉，搞特殊化吗？难道就不能批评了，不能见报了？有什么不得了？舆论监督，听听老百姓的声音有什么不好？”
黄煦说，父亲的眼睛高度近视，别人背后都叫他“黄瞎子”，才30多岁，人家就喊他“黄老”，他虽然眼睛“瞎”，但心里清楚得很，违反纪律这种事他若是知道了，就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严惩。虽然最后他也没有把不正之风完全打压成功，毕竟个人力量是有限的，但是他也从未放弃。
弃笔从戎 重视技术
黄煦谈到，父亲平时很少管教我们，我们之间的交流也比较少。父亲之前上的并不是军事学校，而是师范学校，受过军事训练的人，腰板一般都是挺直的，父亲不是，所以父亲常说自己不是一个军人。父亲原本属于小知识分子，他曾经提过，如果不参加革命，他这辈子最多就是当个教员，如果当个教员，在国民党时期，收入也不错，但是当教员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当时，父亲深深地意识到，要改变国家的命运就要革命，革命就需要军队，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所以他毅然加入了革命的队伍。
父亲对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比较感兴趣，当年他担任湖南省第一任省委书记的时候，在湖南搞工农业建设，他详细了解了当时湖南的工业基础，正打算大展拳脚的时候，却被中央调到总后勤部工作。父亲后来感叹地说，他对搞经济建设还是很感兴趣的。黄煦在清华大学学的是数控机床专业，偶尔父亲有空也会对他讲讲自己对科学技术的想法和对经济建设的憧憬。
衣着不整 被人嘲笑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特别在意他们的安全，怕他们掉队，他给每个医护人员都配备一头毛驴，当时因为医护人员都有毛驴，有的医护人员还养了一条狗，部队的人都开玩笑地喊他们为“驴狗队”。父亲认为，当时打仗最需要的就是医务人员，还给医护人员配发了干净的新衣服，却从来不给自己弄身像样的衣服，穿的像“叫花子”似得，为此还闹了好多笑话。
有一次，黄克诚对几个行军途中的女医护人员说：“你们上午就不要骑驴了，下午再骑。”这句话引起医护人员发牢骚，说：“你一个老头儿管那么多干嘛，这是领导给我们配的驴，想啥时候骑就啥时候骑！”之后身边的人告诉她说，那老头是黄师长。后来他们才知道，原来黄师长早上不让骑驴，是害怕早上天气凉，怕她们着凉，下来走走对身体好。
又有一次，父亲没有带警卫员就去一个旅长的驻地。警卫说：“老同志，你找谁？”“找你们旅长。”“谁让你来找的？”“我自己让我来找的。”（因为黄克诚是师长兼政委）“我们旅长恐怕不认识你。”门口的声音惊动了旅长，他出来一看就“刷”的一声行了军礼说：“黄师长你咋来了？”那个警卫吓一跳，没想到一个师长竟然打扮成这样。
革命战争的幸存者
黄煦对记者说，在长征路上，父亲被免了政委的职务，但是他还有匹马。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由于饥饿和疲劳很多人走不动了。他曾遇到两个求助的人，一个原来是三军团的曹祥仁，1931年夏入中央军委无线电训练班学习。9月任红三军团无线电训练班主任，1932年5月调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谍报科，1933年5月至1936年10月任中央军委第二局第四科（破译科）科长；还有一个是红三军团的团长。但是只有一匹马，只能救一个人，怎么办？该救谁？当时他做这个决定是很痛苦的，能够破译敌军的密码对革命非常重要，他权衡之后决定救曹祥仁。此事父亲从未跟我们提起过，后来还是通过曹祥林的回忆录，我们才知道了这件事。革命战争充满血雨腥风，没有经历过这种磨炼，就无法体会老一代共产党人当年的艰辛。
“父亲从来不攀比。他觉得许多身边的战友都牺牲了，作为幸存者他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看到了革命的胜利果实，看到人民安定的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他认为自己要对得起死去的战友，就要好好替死去的战友活着，替他们去见证革命胜利后的一切。所以父亲在世时，是十分珍惜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机会和新中国成立后幸福生活的。”黄煦说。
在黄煦的心目中，父亲是一个无私无畏，有担当的人。他一生光明磊落，仗义执言，不盲从，不跟风，不趋炎附势。“虽因此屡遭不公正对待，但父亲始终无怨无悔。虽然他没有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但是我知道，我们要永远以父亲那一辈老革命家为榜样，坚持实事求是和谦虚严谨的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绝对不做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的事。”黄煦如是说。（记者 宋志娇 续佩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