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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开国上将与一个俘虏兵的“三擒三放”故事

2018-05-02 15:05 来源:祖国网

  杨至成,贵州唯一的开国上将,也是全国四个少数民族开国上将之一,被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之父”。一生戎马生涯,身经百战。接下来我们通过他的讲述聆听抗战时期有趣的“三擒三放”故事。

开国上将杨至成

  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上了井冈山以后,与秋收起义的部队合编成红四军。当时上级宣布了一些政策、纪律和指示,我们都感到非常新鲜。别的不谈,单拿对待俘虏的事来说吧。毛泽东同志曾指示:在战场上抓到俘虏,一不许打,二不许骂,三不许搜腰包,有伤的还要给治疗。愿留的,吸收参加红军;愿去的,发给路费遣送回家。当时听来,简直令人百思不解。

  不久,我们的部队去攻打永新。敌人是杨池生部,战斗力不弱。在永新外围,我们和敌前锋营遭遇。敌人慢慢招架不住,开始动摇了。这时,敌人的一个军官拿着驳壳枪,对准了士兵发疯似的大喊:“他妈的,给我顶住,不许跑!小心别当俘虏,共产党抓住你们要剥皮抽筋的!”在他的威协下,白军士兵又拼命顽抗,死不缴枪。可是终究没挡得住我们的冲杀,我们捉了不少俘虏。

少数民族开国上将与一个俘虏兵的“三擒三放”故事

  战士们围着俘虏,个个虎视眈眈。俘虏哆哆嗦嗦挤在一角,脸色灰白,双眼失神。这时我发现有个大个子白军士兵,佝偻着身子藏在后边,衣服被撕得破破烂烂,还掉了一只袖筒。我想起刚才拚刺刀时有个死不缴枪的士兵很像是他,便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他浑身一抖,脸抽搐得几乎变了形,上牙磕着下牙,十分艰难地回答:“姓曹……叫……叫曹福海。”

  “刚才是你吧?几个人才把你拖住。”

  他苦苦哀求:“长官,积德呀,一家老小全靠我呢,饶了我一条命,就是救了我全家。”

  我把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向他讲了一番,最后问他愿不愿意参加红军。一提起参加红军,他又害怕了。我再问别人,也是如此,大都不愿意当红军。

  说实话,那时候我对究竟能否争取俘虏也是怀疑的。既然争取无效,我就派人把他们送到团里去处理。

  团里对他们照顾十分周到。临释放他们那天,团里开了个欢送会。散会后,又按规定,发给他们每人几块钱的路费,还发了一些简明通俗的参加红军的传单。发完东西,我们敲起锣鼓,高喊口号,把他们送出很远。重伤的还派农民自卫队用担架抬着,俘虏们深受感动。

少数民族开国上将与一个俘虏兵的“三擒三放”故事

  那年六月,江西的杨池生、杨如轩部向井冈山进犯。我们在老七溪岭阻击。敌人出动两个师,装备良好,训练有素。战斗一打响,就是一场硬碰硬的恶战。从早晨一直打到下午三四点钟,才把敌人打垮,俘敌几百。战斗打得很残酷,战友们有的牺牲有的负伤,我们心里又沉痛又气愤。有人指着俘虏的鼻子说:

  “这回一个不放,放回去还当反动派!”

  “消灭一个少一个!”

  “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上级发觉了这种不正常的情绪。毛党代表给部队讲话说:“出气,报仇,你们找错了对象。白军士兵绝大多数不是地主豪绅,你杀了他们,地主豪绅连眉头都不皱,马上又去抓新的,结果还是穷苦老百姓倒霉。白军士兵越是不了解我们,越要多往回放,让他们回去替我们宣传。一回不行两回,两回不行三回,总有一天他们会觉醒过来的。要是放回一个能争取十个,这账不是很划算吗?”最后,他笑着问大家:“放好,还是杀好呢?”

这样一说,大家心平气和了,心里也亮堂了。

  秋天,敌人又向我进犯。战斗只打了半天,许多白军士兵纷纷缴枪,其余的溃散了。

  说来也巧,在俘虏群中我又看到了曹福海。这回他穿戴得整整齐齐,不像上次那样狼狈了,也丝毫没有畏惧的神色。只是低着头难为情地傻笑。我问:“又来啦?”

  他嘿嘿地笑了两声,样子蛮憨厚。

  “怎么没回家呢?”

  “家在云南,怎么回去啊?”

  “还是当红军吧,打倒反动派再回家!”

  这时连党代表也插嘴,小司号兵也帮腔。可是,曹福海向四周看了一下,吞吞吐吐地说:“还放我回去吧,这回我只打了两枪,还是朝天上放的。”

  也许是他看到我们穿的破破烂烂,拿的是杂牌枪,甚至还有许多梭镖,不相信红军真能把反动派打倒吧?那时根据地很小,部队也只有几个团,装备低劣,生活艰苦,一个受国民党欺骗宣传影响很深的白军士兵,这样想也是很自然的。一回不行两回,既然他对红军还有疑虑,不愿留下,我们也没强求,把他送走了。

不久,敌人又向我根据地进攻,一接触,就有大批敌军拖枪跑过来。

  战斗结束后,二营的同志对我说有俘虏找我。

  我正想着会是谁,通信员把那个俘虏带来了。原来又是曹福海。他看出是我,就晃着高大的身躯跑上来,满脸得意地说:“这回我再也不回去了。免得老是当俘虏。你看,我还带来十几个弟兄。”本来很憨厚的人,现在显得很活跃。再看他身后,直溜溜地跟着十四五个白军士兵,他们和曹福海一样,一个个面带笑容,毫不拘束。

  这事出乎我意料,便问曹福海:“怎么想通了?”

  曹福海叹了一口长气:“唉!早先我常这样想,忍着吧,家里困难,每月多少有几块饷钱,给家寄去兴许顶点事。谁知每月挣的钱,还不够这个捐那个税的,当了几年兵,老人孩子照旧挨饿受冻。”说到这里,他摇摇头,“我左琢磨右琢磨,觉得还是你们说得对,大权在地主老财手里攥着,穷人就别想过好日子……”

  我们把这事向上级报告后,便把他们编到班里。和白军相比,我们的物质生活艰苦得很。每月的津贴很少,每天只吃五分钱的伙食。快到冬天了,身上还只穿着两件单衣。但是我们有政治教育,有民主制度,官兵一律平等。加上废除了体罚和繁琐的礼节,民主选出的士兵委员会又按照群众的意见管理生活,使从白军过来的士兵真正感到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曹福海表现得尤其突出,工作积极,战斗勇敢,很快当了排长。

  可惜的是,后来他在大庚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本文据《杨志成诗文集》整理)


(责任编辑:黄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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