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代伟人周总理，他的博爱与大德拯救、温暖和护佑了太多太多的人；他没有后，没有遗产，去世时，家属各分到几件补丁衣服作纪念；他没有祠，没有墓，连灰都不知落在何方；他不立言，没有一篇《出师表》可以传世。他越是这样地没有，后人就越感念他的遗爱；那一个个“没有”也就越像一条条鞭子抽在人们的心上。
自古以来，爱民之君受人爱。遗爱愈厚，念之愈切。平日常人相处尚投桃报李，有恩必报，而一个伟人再造了国家，复兴了民族，泽润了百姓，后人又怎能轻易地淡忘了他呢？
适逢总理诞辰115周年，5月一个清爽的夏日，记者如约前往周秉钧家中采访。周秉钧是周恩来总理的大侄子，曾是广州军区空军部队的一名军官，且一直在广州生活。记者联系他时，他正好在北京度假。在北京和平西桥附近，几经周转，记者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老式小区中，找到了周秉钧的家。因年代久远而斑驳的墙体以及小区中林立的大树，反倒给小区增添了几分幽静和肃穆。
一件白色的衬衣，灰色的休闲裤子，笑起来嘴角挂着两个浅浅的酒窝，周秉钧给人的印象儒雅而随性。和记者促膝而谈，他总会陷入沉思，久久不语，然后又娓娓道来。两个小时采访过程中，在周秉钧的娓娓道来中，让我们再次走进总理的平凡生活，触摸两位伟人的家国情怀。
周秉钧
我要车，她不给；她叫车，不坐还不行
由于周总理一生没有子女，周秉钧是周总理弟弟周恩寿（字同宇）的孩子，在周秉钧小的时候，周秉钧兄妹就和周恩来一起住在中南海西花厅。“伯父把我们当成他自己的小孩，我们家孩子多，他把每月工资会分一半抚养我们。”
周总理实在繁忙，教育三个孩子的担子就落在邓颖超身上。在周秉钧看来，七妈教他们做人最关键的一条是，作为伯伯的晚辈，不能有特殊的感觉和要求，就是要做一个无差别的普通人。（周恩来在家族同辈中排第七，因此，孩子们都称呼邓颖超“七妈”）
在周秉钧上四年级的时候，他和妹妹都在“八一小学”海淀新校区读书。当时，妹妹读一年级，两人都住校，周六才回西花厅。在放暑假的前一个周末，周秉钧回到西花厅，但玩得过于疯狂，忘了给七妈说下周放假，让她去学校运来行李和铺盖。
在放假当天，周秉钧才意识到自己因疏忽犯了一个大错误。“一拨拨的同学被家长接走了，且大多是用小车。到了傍晚，全校几乎没人了，妹妹着急得哭了起来，但已没有办法再叫七妈派人过来。”由于没有家里电话，周秉钧情急之下，只好给七妈写信，让她第二天派汽车过来接。周秉钧说：“当时信封上写的是中南海西花厅邓颖超收，拿到传达室时，传达室老大爷吃惊的说，‘嗬，小伙子你敢往这写信！’但还是帮忙把信发了。”
第二天下午，烈日炎炎，西花厅的一名卫士踩着自行车，顺便在海淀区雇了两辆三轮车来到“八一小学”接周秉钧兄妹。“我和秉宜坐一辆，一辆放行李，卫士与车夫骑了一个多小时，才把我们接到中南海西北门。”周秉钧到家后想不到的是，邓颖超在门口迎接时竟向他道歉说：“秉钧，对不起，我忘记你们放暑假了，让你们回来晚一天。但是，你写信让我用车去接你们，是不行的！汽车是国家给你伯伯工作用的，你们是普通学生，不能享受，懂吗？”七妈一番话，让周秉钧兄妹记住了一辈子。
周秉钧回忆说，小时候仅仅坐过一次伯伯的公务车，那是他跟随伯伯去颐和园看望正在养病的七妈。而在20年之后，七妈却向周秉钧主动提供过一次用车。
1973年6月，周秉钧从广东梅州赶到北京参加一个军队的党员代表大会，选举参加中共十大的空军代表。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他来到西花厅看望伯伯和七妈。不想中途衣服被雨淋湿。“七妈一见，忙请服务员霍爱梅拿来伯伯的衬衣便裤给我换上，把军装拿去烘干。说：下着雨你怎么还来？我讲：我带了些荔枝，放久就不新鲜了。七妈看到荔枝说：这么早在北京能吃上这么新鲜的荔枝，真难得。并问，你给妈妈拿去了吗？我说各有五斤，她才放心。又问来京开什么会？我说是选举空军参加党的十大代表。”周秉钧回忆道。谈到此处，周秉钧笑言，“当时广东流传，说增城的荔枝好，特别有一棵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结的荔枝又大又甜，每年都要采摘些给中南海送去，然而伯母的这句话，可见传说是假的。”
就在周秉钧起身离开的时候，邓颖超看到雨势越来越大，就让周秉钧稍等一会，要叫车送他。“我说不用，而七妈还是坚持用车送我，说‘不能因为淋了雨导致感冒，影响开会’”。周秉钧后来了解到，送他的这辆车不是伯伯和七妈的，而是七妈从中南海交通科租来的，租金照付，油费照掏。
“我向她要车，她不给；她给我叫车，不坐还不行。”周秉钧回忆起这两次关于“车”的经历，不自觉地陷入沉思。
后排左起：周秉钧、周秉德、邓颖超、周秉和、周秉华
前排左起：周秉宜、周秉建
七妈对待钱的态度
另周秉钧印象深刻的除了借车的事情还有就是钱的问题。周秉钧说：“伯伯七妈生活中非常节俭，但对于该花的钱从不吝啬。我也有两次向七妈拿钱的经历。”
1974年“五一”节后不久，周秉钧休假结束，接到部队的电报，要他直接去杭州空军疗养院参加飞行员健康疗养。“本来我已把回部队的车票买好，还有20元左右的余地，足够路上之用，但去疗养一个月，钱无论如何不够了。去向七妈告别时，七妈讲：‘你们飞行体力消耗大，疗养一下很有好处，要珍惜这个机会。’”这时，周秉钧向邓颖超提出要些钱，邓颖超问：“做什么用？”听完解释后，邓颖超笑了，点着周秉钧的鼻子说：“计划不周！你需要多少？”“50元钱吧。”邓颖超让卫士长张树迎叔叔给周秉钧拿了50元来。这是周秉钧在无奈之下唯一的向邓颖超伸手。
但不到两年后，邓颖超又主动交给周秉钧100元钱，他不要，可又无法回绝。那是周恩来总理逝世时，周秉钧夫妇利用探亲假回到北京参加悼念活动。回部队前向邓颖超辞行，“七妈问我工资有多少，我说是60元，七妈又问飞机票多少钱，我说：每人91元。七妈没再说什么就回到卧室了。”不一会儿，秘书赵炜同志拿来100元钱，说：“按规定从外地来参加追悼会的亲属，旅差费可以由公家解决，但你七妈说不要公家报销，由她给你们解决一部分。”周秉钧不接并说：“我们的钱够用，而且这个时候我怎么能拿七妈的钱？”赵炜又说：“七妈已经说了，你还能让她收回去？”
“我无奈不得不收下老人家的心意。但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也另有一份意义在其中。”周秉钧说。
动员参军，“我有侄子，可以动员两个”
1955年秋，周秉钧升入中学后，便搬回自己家里住。在他待在西花厅的6年时光里，周秉钧受伯伯的教诲较少；他工作太忙，对我们这些孩子的教育主要是七妈在做，而离开西花厅后的一次谈话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61年夏，周秉钧正紧张地准备高考，姐姐突然在一个周六告诉他，第二天去伯伯家里一趟，要谈一件重要的事情。“姐姐也不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事，我就想肯定是一件大事”。
“我会永远记得6月25日这一天。”这天上午，周秉钧来到西花厅，一直等到午饭时间，周总理才回来，于是谈话便在饭桌上进行。
“高考打算报哪个学校？”
“清华无线电系。”
“准备得怎么样了？”
“问题不大。”
突然，周总理把话题一转，“想不想参军？”周秉钧毫不犹豫地回答：“想，我从小就想当兵！现在正在参加空军选拔飞行员的体检和考核。这是千里挑一的事情，很难通过，就没有给您说。”
“现在进行得怎样了？”
“还顺利，区、市体检都通过了，现在只差到空军总医院去做专业检查了。”
“有把握吗？”周总理笑着问。
“有！即使当不成飞行员，也可以到海军去。”这时周总理突然又问了一句：“万一不合格，去服兵役怎么样？”“行！去服兵役。”周秉钧爽快地回答。
周总理接着说：“直接不参加高考怎么样？你以为一个人非上大学不可吗？不，不上大学同样可以得到很多知识，甚至会学到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我就没有上过大学。”周秉钧也答应了周总理的指示，表示放弃高考。
“今年农村又受了灾，需要劳动力，今年复员军人都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咱们城市青年应征参军，这样就可以少抽或不抽农村劳动力服兵役，这不就是支援了农业生产吗？所以今年要增加城市征兵额，减少农村征兵数。城市青年参军，减少了城市人口，也可以减轻农村的负担”。
最终，周秉钧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空军飞行学员。周秉钧告诉记者，后来知道，当时周总理还专门吩咐过卫士长及卫士，“秉钧参军一事谁都不能插手！否则他肯定是个特殊兵！”但是周总理为何如此郑重其事地动员他参军，周秉钧一直不太明白背景，一直到去了航校，军委空军司令部军校部的张孔修副部长见到他，说“你就是总理动员参军的侄子？”周秉钧这才知道，原来，在当年召开的回复生产发展的会议上，周总理讲话希望干部们带头送子女参军，以保证农村劳动力。他说：“不要以为我没有儿子才这样说，我有侄子，我还可以动员两个。”会后他就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就是当年和我们一起住在西花厅的龙桂辉（伯伯长征时警卫员龙飞虎之子）。他比我大很多，都已经做到部长秘书了，又被伯伯动员参军了。”周秉钧说。
参军后，周秉钧每年都会照一张相寄给父母和周总理、邓颖超。第一张是1961年9月在张家口学习滑翔是和同学的合影，之后每年一幅单人照。谈到这里，周秉钧告诉记者，“后来七妈对他说，‘几年来你的照片伯伯看了都说：还是个学生，不像军人。’”
“直到我参军8年后的1969年的相片，伯伯才说，这像个军人啦，而此时的我已经是在广东守卫南疆领空的一名名副其实的空中卫士了！”说到此处，周秉钧还特意将翻开《亲情西花厅》，为记者找到并指出了那张照片。从1961年、1962年以及1969年的三张照片中，记者也确实看到了周秉钧的成长变化。
“军队磨练了我的意志，让我有很强的事业成就感。”回想起50年前的那次谈话，以及自己的军旅生涯，周秉钧坦言从来没有后悔听了周总理的教诲而放弃高考去参军。
周秉钧（左二）参军前与伯伯、维世姐姐和金山的合影 资料照片
情系老红军
1970年，周秉钧的夫人刘军鹰，被广空部队选到北京参加国庆游行排练。关于恋爱结婚，周秉钧一直有个“心病”，就是父亲的问题（一些红卫兵将与几位朋友的聚会，被诬陷为“反革命聚餐会”，1968年2月父亲突然被拘捕）。周秉钧当时对父亲的事不很清楚，就想带女友到西花厅请周总理或邓颖超对她谈。
“七妈也做不了主，经过商量，传达了伯伯的意思是：伯伯的意思是你先和她谈，你知道什么程度就谈到什么程度，并表明你的态度。再征求她的意见，看她愿不愿意来看我们，如果不愿意，就不来了。”
1970年10月2日，周秉钧带刘军鹰阿姨来到了西花厅。邓颖超见了刘军鹰，首先就问：“秉钧把他父亲的问题对你谈了？你是什么态度呀？”刘军鹰说：“和秉钧的态度一样。”邓颖超又与刘军鹰谈起家常，周秉钧说：“当听到军鹰父亲是1933年参加四方面军的老红军，并负过几次伤时，七妈异常关心，忙问伤在哪里，现在身体怎样，留下残疾没有，回去代为问候。”
恰巧这时周总理也从外面回来了，邓颖超向周总理介绍刘军鹰，并说：“她父亲是四方面军的，还挂过彩呀！”周总理马上就问：“伤在哪里？现在怎样？”神情既严肃又关切。并嘱咐刘军鹰：“你和秉钧的关系，既不要因为他伯父是总理而有什么影响，也不要因为他父亲在蹲房而有什么影响。你们完全要从对对方的认识、感情上去确定你们的关系。”
回味起这段往事，周秉钧至今仍感叹周总理及邓颖超的处事之妙以及他们关心红军的心。“伤在哪里，现在怎样？七妈及伯伯这近乎异口同声的关怀，也正是体现了他们对老红军的关心。”周秉钧说：“同样，伯伯及七妈在我们晚辈身上，方方面面也都是很关心。”
伯父病重住院，我们未能去看望
1974年11月，周秉钧到北京参加空军保卫工作会议。其时，周总理已经住进医院，周秉钧到北京后，就问邓颖超：“您什么时候去看伯伯，我想和您一起去。”
周秉钧回忆此处时说，“这时，七妈很严肃地看着我说：‘我知道你的心情，但你先听我讲一个情况，然后你再看还去不去看他。伯伯住院后，中央有个决定，在他住院期间只能是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同志因工作需要，才能到他那里去。中央规定我每天可以陪他半个小时，我就一分钟都不多待。你要随我去看伯伯，那要请示中央。你看你还去吗？’”
周秉钧一听，马上说：“那就不去了。您去看伯伯时，替我向伯伯问好，祝他早日康复！”邓颖超点头答应。从此之后，周秉钧再也没有提出过到医院看望。周秉钧告诉记者，“当时，只希望伯伯出院后，自己有机会回北京再见伯伯了。可是，这之后再也没有看到伯伯了。”同记者谈话时，这时周秉钧的脸上已写满遗憾。
但是，在周总理住院期间，有两件小事还使周秉钧心里得到稍微得到稍许安慰。一是1974年这次，周秉钧带去些质地很好的大枣，邓颖超见到非常感概：“噢，这么大的枣！你伯伯爱吃脆枣，我请桂师傅给他烤一烤，他一定喜欢。”二是1975年12月周秉钧回京休假，带了一些广东蜜橘，邓颖超见了说：“太好了，我拿到医院，可以榨汁给你伯伯喝。”“其实，这说明伯父已经不能吃东西，只能进流食了。”周秉钧说。
虽然周总理重病期间，周秉钧未能前去看望，但是在他心里能稍有安慰的便是这两件小事了，“总算是给伯伯最后的时间里尽了些孝道！”周秉钧感慨道。
伯父亲自签署逮捕令
“文革”中周总理除了应对全国的混乱局面外，不久，也必须面对自己家中的意外情况了。1968年1月，周秉钧正在北京参加空军系统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会开完了，准备第二天就回部队。所以，当晚买了条中华烟回去看父母。到家，却发现爸爸不在。问15岁的小妹妹秉建，她支吾着说出去了。‘这么晚了还能去哪儿？出远门还是见朋友？’我接着问，秉建忍不住了，说爸爸昨晚被人带走了。”周秉钧说。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另周秉钧大吃一惊。因为家里没电话，他赶紧跑到外面用公用电话打电话给邓颖超。邓颖超说：“这事我已经知道了，你现在马上来我这一趟！”周秉钧赶到西花厅时，天已经黑了。大冬天的，很冷，邓颖超正穿着一件大衣站在走廊外面的台阶上等他。“我上台阶，敬个军礼。不等我说话，七妈就开口了：‘秉钧，你回答我，你对这事是什么态度？’”
“我也不愧是学毛著积极分子，（笑）说毛主席在1955年‘肃反’的时候讲过：‘这次肃反不同以往，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杀可不杀的不杀。’这次既然抓了，看来是非抓不行了。但是我搞不清楚事实，没法进一步表态。七妈说‘好吧’，转身和我一起进客厅，又说了一句：‘你知道我为何在此等你？就是要在你没有进入客厅、脑子来不及转圈的情况下问你。你这时说的才是真心话。你的态度是对的。’然后又告诉我：‘你今晚就住我这里，不用回去啦。’我说明天要回部队，行李都在家，而且刚才还没有见到妈妈，我得和她谈谈。七妈说：‘应该和你妈妈谈谈，但再晚也要回我这里来。’我明白她的意思，在我爸爸刚被抓的情况下，我在家里住，日后万一审查起来也说不清楚。住在七妈处，就不会有人说什么了。”
周秉钧又马上赶回家里，向其母详细了解情况。“母亲说，昨天晚上，是北京卫戍区的政委黄作珍亲自来家里带人的。我妈问怎么回事，黄说还要了解才能真正搞清楚，只是要她相信群众相信党。该上班上班，教育好孩子，此事不能外传，就连对儿子也不能讲。还交代说，父亲的退休金照发，但我们家人不能动，每月会有人按时来取30元作为他的生活费用。”
一家人愁云惨淡。周秉钧对母亲说，咱们都等等情况再说吧。周秉钧告诉记者，“当时母亲在父亲的抽屉中发现了500块钱，问我怎么办。我说要问七妈，然后给母亲留了200块钱，拿上行李，穿上大衣，就又去了西花厅。”
“这时已经10点多了，伯父也回来了。我对他说：飞行员要忠诚老实，既然父亲出了问题，我就不能隐瞒，回去要向组织怎么说？伯父说，不要给你们的基层组织说了，直接给吴司令（吴法宪）说吧。我又提到500块钱的事。伯父说，告诉你母亲，看看是不是新票子，号码是否连起来的，如果是，就不能动。”周秉钧说。
随后，周秉钧便回到了广东。再也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只是听母亲说，每个月都有一个叫王金岭的干部到家里来拿爸爸30元的退休金，或者一些换洗衣物。但父亲具体关在哪里，一直不知道。直到1975年夏天，父亲才被释放，整整关了七年半。
周恩来和邓颖超
伯父去世后我们才知内情
周秉钧告诉记者，对父亲究竟为何被抓，他一直不是很清楚，直到1981年，有一次邓颖超把父亲、母亲和几个子女叫到了西花厅，专门讲述了这件事情的经过。“七妈说：‘你们伯伯到后来（七妈说话不喜欢用极端的词语，‘后来’也就是临终前的意思）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一切都拜托你了！’我想，党和国家的事情也不可能拜托我啊，只能是家里的事，而家里也只有同宇（即周恩寿）这件事最大了。我这两年专门调材料来看，才弄明白怎么回事。”（当时，周总理去世后，邓颖超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才有权调阅当年被捕的资料。）
周秉钧说：“原来，我父亲当年有几个比较投缘的朋友，其中一个是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此外还有两个老教授。四人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也难免有些牢骚。刘少奇一倒台，王家也要清查。红卫兵在王家抄家时发现一叠请柬，上面有我父亲和另外两个教授的名字。很快，除了我父亲，王光琦他们三个都被红卫兵抓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中一个教授自杀了。红卫兵一看死了人，不好办了，就将所谓的案卷统统送到了中央文革后批了一句：请总理阅。这等于是将了伯父一个军：你的亲弟弟，我看你怎么办！”
“伯父就此给主席写了报告，并提出两个建议：（1）交给红卫兵办；（2）先由卫戍区部队控制起来，再由组织查证。并说明“我以第二种为宜”。而主席的批示也很简单：请总理酌办。事情到了这个份上，伯父就亲自下令批捕了父亲。此事交由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执行。但是，父亲被关押的地方是北京卫戍区一个营房腾出来的地方。所以，并没有像关在秦城监狱里面的人受到很大的摧残。这里气氛相对平和，每人一个房间，可在走廊散步，还可以订阅报纸，有茶叶可以喝。这个在秦城监狱里面是没有的，据说秦城监狱有人在放风时，捡拾橘子皮只为泡水喝。”
周秉钧告诉记者，“‘文革’中，伯父也是用这种方法保护了一批人。”
到了1979年，周恩寿得到平反。后来，周秉钧也与当年主管父亲的干部王金岭成了好朋友。“他告诉我：你父亲不愧是总理的弟弟，甚至可以说是伟大的弟弟。因为那时经常有人过来审查他，就是想从他话中找漏洞，‘抓一句话就能置总理于死地！’开始问不出来，后来就想各种办法，比如说审问连轴转，或者跳着年代问，试图把我父亲的思想搞乱。但是，他在里面没有说过一句错话，没有给人抓住任何把柄。”
周秉钧保存的当年那份逮捕令上写着“立即逮捕周同宇”的字样，周恩来还在旁边用蝇头小楷注明：“其妻：王士琴；三女：周秉德、周秉宜、周秉建；三子：周秉钧、周秉华、周秉和，家住北京机织卫胡同27号”。
“‘文革’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伯父的艰难处境。”周秉钧谈及此处感慨道。
出狱后，周恩寿当选为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十六年后的这次相聚，邓颖超还对周秉钧父亲说：“你们家几个，还有荣庆，尔辉、尔萃都不错，没有走上邪路，有的还入了党，现在你们三房是儿女满堂（注我父亲是老三，有我们姐弟六个）。你们孩子们不错。你们要注意，你们做了伯伯的亲属，要为党为国家增光，为伯伯增光，以后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地工作、生活。党员要有党员。”
1985年5月13日周恩寿病故于北京。
记者手记
当物欲的强光让人迷失，当财富与权力霸占一席之地，当社会的价值取向被影响……我们仍能从周秉钧的身上感受到周家人的风骨，正像《亲情西花厅》封底上所说，“照片可以发黄，记忆却不曾淡去，时间愈久，二老的风骨音容愈加清晰！”从周秉钧年少懂事起，伯父伯母就嘱咐他，不要在外面讲与他们的亲属关系，避免受到任何特殊关照，时时处处做个普通学生，当进入社会，又被要求不要替人递信，不要代人告状，时时处处做个普通老百姓；周总理去世后，邓颖超奶奶又嘱不要写回忆纪念文章，她说：一切由人民去评价，一切由历史去评价！周秉钧也一直遵守这些约定。
在周秉钧家中，记者见到了邓颖超送给他和周秉德各一幅周总理由作者送原版的照片，著名的意大利摄影记者乔治日洛蒂拍摄的伯伯在沙发上的坐相，后被称作《沉思》。周秉钧说，“每当凝视这些老照片，他就会想起伯伯的音容笑貌。望着伯伯，他的姿态、他的神情透出的睿智、坚定、胸怀……就感到伯伯好像真的就在眼前。”
忆及这些旧事，作为后人的周秉钧，总能汲取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并在纷繁的时代中给自己一份固守和坚持！记者也在周秉钧的家中感受到了这一份固守和坚持，在记者看来，简朴的家居，没有精装修的屋子，以及铺着地板革的地板，这种俭朴似乎正印证并诠释着周家人的坚持。
在1993至2003年，周秉钧任广州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的十年中，没有贪污过国家一分钱，并鲜有特色的制定了“奖励30%政策”，即给所有上缴企业送钱者，奖励举报其30%贿赂款的政策。也因此创下了当年报缴关税11亿的记录，占据了当年全国总关税的200分之一。
面对种种诱惑，周秉钧始终以周家人的原则恪守着。是的，当我们逐渐被这个社会所同化的今天，当贪污腐败已成为一个不灭的话题，当社会上的道德底线日益降低，当种种不良风气日益侵蚀着人们的肌体，周家人的坚持以及廉洁修身，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正在磨灭的风尚。
1949年至1976年，周秉钧和周总理相处的26年中，1949年至1992年，周秉钧和七妈相处的43年中，周秉钧亲聆伯伯与伯母的亲切教诲，也正是这些时光的点点滴滴，才让他在后来人生的多个重要节点，受用终生，并感念不尽。
静下心来聆听这些细碎故事，周家人正用自己对生命的热忱让你我重拾感动之情，并拨动你我心灵深处最柔软的那根弦……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