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出人意料的传奇色彩，他曾幽默地自述：六岁就开始读书，却还不会穿裤子；中学时参加过革命团体，后来却最反对暴力革命；报考北大落榜，却当上了北大教授；自己最讨厌哲学，结果在北大偏偏讲起了哲学；以研究佛学起家，却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从小在城市长大，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却是乡村建设……2018年6月23日是梁簌溟逝世30周年纪念日，祖国网头条号特发此文以飨读者。
在民国文化史上，梁漱溟的出场是非常有传奇色彩的。
1917年，24岁的梁漱溟报考北京大学，因分数不够，遗憾落榜。就在他伤心失落的时候，却意外接到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聘书，邀请他担任北大教授。这是怎么回事呢？
图为梁漱溟致范源濂（静生）、蔡元培（鹤卿）的信，及范源濂介绍梁漱溟见蔡元培的名片。
原来蔡元培看过梁漱溟写的一篇文章，叫《究元决疑论》，第一次用西方现代学说阐述佛教理论，蔡元培对这篇文章印象非常深刻，当他听说作者梁漱溟报考北大落榜，就说了一句：“梁漱溟想当北大学生没有资格，那就请他到北大来当教授吧！”于是，一个北大落榜生，转眼就成了北大教授，创下了一段极具传奇色彩的文坛佳话。
梁漱溟与北大同事在中山公园合影。左起为雷国能、李大钊、梁漱溟、张申府。
梁漱溟刚到北大时，正是“打倒孔家店”如火如荼的时候，梁漱溟就问校长蔡元培对孔子是什么态度，蔡元培向来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就说：“我不反对孔子，在北大讲什么都欢迎，梁先生不是讲佛学吗？”
梁漱溟严肃地说：“我的愿望不是只讲佛学、讲儒学，而是要为释迦牟尼、为孔子讲个明白，争一口气。”
蔡元培也被他这番话打动了，从此极力支持他讲学。
国立北京大学
梁漱溟在北大开设有“印度哲学概论”“唯识哲学”“儒家哲学”等课程。“儒家哲学”注册学生九十多人，实际听讲者约二百人，一院红楼教室容纳不下，不得不迁往二院马神庙阶梯教室。哲学家冯友兰、文学家朱自清、史学家顾颉刚、社会学家孙本文等都是当年听讲的学生。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
梁漱溟与毛泽东促膝长谈
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当毛泽东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
在这段时间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经常来往，两人之间有时谈得兴高采烈，有时又不欢而散。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使梁漱溟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1953 年，梁漱溟在会议上
梁漱溟认为，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对于梁漱溟的言论，毛泽东在彭德怀作抗美援朝情况报告后发表即席讲话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稍许，毛泽东加重了语气，说：“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泽东的这番话虽未点梁漱溟的名，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在说梁漱溟。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漱溟震惊不已。他的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
随后，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不了了之。正如毛泽东当众许诺的那样，此后，梁漱溟工资照发，政协委员照当，而且一当就是几十年，直至毛泽东逝世。只是梁漱溟差不多从公众视野里退出，除了在文革晚期讨论宪法草案时有过一次发言和出头机会外，更多的时间只能沉默，梁漱溟的政治生命实际上在1953年与毛泽东争论之后便戛然而止了。
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我知道那是毛泽东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与毛泽东争吵之后，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开口。1956年11月，在“大鸣大放”的高潮中，许多朋友认为梁漱溟应当出来说说话，出出气，但梁漱溟沉住气，决定旁观一段时间，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那些朋友当中的许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却侥幸躲过一劫。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
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参加政协组织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
梁漱溟这番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6个月地分小组批判，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然而，当组织者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
同时，在1978年的政协会上他又说道：“我国过去的成功和胜利，的确是靠毛主席的领导”。他还一再强调：“我并不因为说他，批评他，而否认他的成功”，“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二三十年来，中国国内的建设、国外的威望，没法不承认是了不起的成功”。
1979年初，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文革”开了火，时年他已85岁。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文革”已经开始否定，对“两个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还没有，梁漱溟是第一个。10个月之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担任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
1918年11月7日，即将过六十岁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员外郎、学者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三天之后，梁济投水自尽。他留下遗书发问：“国性不存，我生何用？”这一天，距他六十岁寿辰仅有四天。
梁济
梁济的去世对京城文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徐志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梁启超等人都有过评论。父亲的自杀对也曾想过自杀的梁漱溟是一个启示——在民族血脉新旧交替的时刻，总要有人去承担。
那一年，他 25 岁。
1900年前后梁漱溟与祖母、父母双亲、长兄及大妹、二妹合影。
在三十年代初，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试验区时，长期在农村生活，只有过年才回家住几天。在过年期间也不看戏，而且也不许他的家人去看。因为他体会了农村的种种苦楚，认为看一场戏就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
1939年2月，梁漱溟带着几个学生，开始在中国北部走访调查，历时8个月，遍及50多个县市，最后总结出了三句话：第一，老百姓真苦；第二，敌人之势已衰；第三，党派问题尖锐严重。
日寇的侵华，让无数中国人陷入了恐慌的状态，而梁漱溟却泰然自若。1940年，他在重庆开会时，日寇的飞机经常来轰炸，每到这时，人们都纷纷往防空洞跑，唯独梁漱溟不跑，还把椅子搬到操场上，郑重其事地读书。
1942年10月18日重阳，梁漱溟五十岁生日时留影于桂林。
1941年香港沦陷时，梁漱溟跟一大批文化名流坐船撤离。日寇的飞机不停地来轰炸，水里也不停地有水雷炸响，全船的人都吓得半死，唯独梁漱溟呼呼大睡，毫不在乎。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学案发生后，作为民盟的核心人物，梁漱溟在集会上公开宣言：“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他发表了《民盟秘书长的谈话》，并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
1946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夜，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南京，下车一见报，看到国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消息，不禁惊叹地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此语一时为媒体广泛应用，成为痛斥蒋介石背信弃义的经典话语。
梁漱溟 20 岁那年想“出家”，被劝止后就改为吃素，坚持素食 70 余年。即使参加国宴时亦不进肉食，有一次毛泽东走到他饭桌旁由衷地说道：“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长寿也。”
1988 年 6 月 23 日，梁漱溟的人生大幕垂下，享年95岁。
后人为梁漱溟立的碑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