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杏佛，又名杨铨，字宏甫，号杏佛，1893年5月4日生于江西清江。唐山路矿学堂（现西南交通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科毕业，经济管理学家，辛亥革命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权运动先驱，中国管理科学先驱。1933年6月18日，被特务枪杀于上海。
杨杏佛六岁进私塾，1908年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就读，深受革命党人进步思想的影响。
武昌起义时，他以同盟会会员身份赶往武昌，亲历辛亥革命。后来在孙中山组建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任总统府秘书处的收发组长。1912年杨杏佛远赴美国求学。留美期间，和胡明复、任鸿隽等同学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编辑出版《科学》杂志，向国内介绍并传播科学。1918年10月，杨杏佛由美返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商科主任、经济学教授、工科教授。
1914年科学社社员合影。前排左三任鸿隽、左六杨杏佛；中排左三胡明复。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杨杏佛坚决拥护，并与陈去病、顾实等在东南大学成立国共合作的地下组织，从事革命活动，他的举动受到东大校长郭秉文的敌视，工科被取消。杨杏佛辞去教育界的职务，回到孙中山身边，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同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共商国是，杨杏佛随往。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杨杏佛陪伴孙先生走过其生命最后的时光，深受孙中山精神所鼓舞，深得孙中山思想之精髓。
此时，杨杏佛仍然未忘“科学救国”的鸿志。但他已深刻地意识到：在当时的乱世，当然更需要革命。同一年，杨杏佛专门写了《科学与革命》的文章，呼吁“惟有科学与革命合作是救国的不二法门。换句话说，便是革命家须有科学的知识，科学家须有革命的精神，共同努力去研究社会问题，以及人生一切的切身问题，中国才有救药，世界上才有光明。”这已化为杨杏佛的坚定信念，他为此奋不顾身地站到了救国的最前线。
杨杏佛生性耿直、刚正不阿。1912年南北议和后，如果他见风使舵，完全可以在袁世凯政府中谋求较好的职位，但他却远赴美利坚留学，可谓有骨气。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国民党斥资白银80余万两兴建中山陵，杨杏佛被推为治丧筹备处总干事，掌握极大的决定权。当工程招标时，许多建筑公司纷纷送礼贿赂，杨杏佛照单全收，却将礼品存放在陈列室中，供人参观。此事一时传为美谈。
杨杏佛是近代中国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极力追求和力行实践者，备受孙中山及国民党左派所赏识。1926年1月，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秘密成立，杨杏佛被选为执行委员，主持策应北伐军工作。1927年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动工人起义，杨杏佛出席国共席会议。起义胜利后，他当选为临时政府常务委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认清蒋介石面目，以中国济难会名义极力接济和营救革命者，被国民党当局撤职。九一八事变后，为反对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和监禁爱国人士，杨杏佛与宋庆龄、蔡元培等于1932年12月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杨杏佛任总干事，公开反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侵犯民权的行为，并组织营救了不少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傅国涌先生曾言：“如果说宋庆龄、蔡元培是民权保障同盟的精神领袖或者说灵魂人物，那么杨杏佛就是同盟的实干领袖，是实干家。”如果缺了杨杏佛这样执著精干的人物，民权保障同盟就不会有如此大的作为。
宋庆龄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委员杨杏佛（右二）、林语堂（左二）、胡愈之（左一）、秘书黎沛华（中）合影。
欲行独裁的蒋介石视杨杏佛为眼中钉，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为人权和民主奋力奔走呼吁，终令蒋介石杀机顿起，决定用暗箭铲除异己。关于他的死因，长期以来似已成为定论——“杀杨儆宋”，即杀杨杏佛是为了警告宋庆龄。
杨杏佛的朋友鲁迅先生认为“打死杨杏佛，原是对孙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沈醉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要以此威吓宋庆龄先生”；美国学者魏斐德在其新著《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中认为谋杀杨杏佛事件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密切相关，也与国民党左翼领袖邓演达的死有关。
杨杏佛（左）与鲁迅
有历史学家认为，蒋介石杀杨杏佛的主要目的是扼杀民权保障同盟，一举扫除专制道路上的障碍。将枪口对准杨杏佛，既有杨个人的因素，也有对民权保障同盟的整体考虑。在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前，杨杏佛就已“离经叛道”，不顾禁令如实报道苏区，令蒋恼羞成怒；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杨任总干事，更是不遗余力，到处营救政治犯，做了许多共产党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是一大祸害。若除掉杨，民权保障同盟便陷于瘫痪，不能发挥作用了。
杨杏佛(右一)与宋庆龄等合影
杨杏佛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工作之日起，就一再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威胁恐吓。1933年5月间，特务又给杨杏佛寄去一封装有子弹的恐吓信，要他立即退出同盟，否则将采取强硬手段。杨杏佛早已将生命置之度外，对此不但不予理睬，还比过去活动得更积极，却没有预料到特务们真敢对他下此毒手。
戴笠奉蒋介石之命杀杨杏佛是在1933年四五月间，当时杨从北平回上海不久，戴立即开始布置。特务们先侦察了杨的每日行踪，戴笠在中央研究院附近进行布置，准备趁杨外出散步或去宋寓所途中执行。
戴笠于6月初亲往上海指挥布置，特务们原打算在17日早晨行动，当他们到达中研院附近即遇上法巡捕房的巡逻警车，又有一队巡捕经过，所以没敢动手。18日早上6点多，特务赵理君亲自带着几名特务前往，汽车停在亚尔培路、马斯南路转角处。赵自己坐在汽车上，其他四名特务分散等候在中研院附近。
杨杏佛娴熟骑术，空闲的时候喜欢骑马在路上驰骋。他养了两匹名马，拴在上海大西路的马廐中。每到周末，驾车出游并策马扬鞭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1933年6月18日晨，他起床洗漱，换上骑马装，戴着灰色呢帽，于8时许带着儿子杨小佛缓步走出庭前，打算乘汽车到大西路马廐，而后换骑名马，到郊外游乐。父子二人在车上坐定，司机踏动马达开车前行，车头才探出中央研究院大门，马路旁突然窜出四名短衣暴汉，拿出盒子枪，围到车身两旁开始射击，一时弹如雨下。
杨杏佛听到枪声，便知是冲他而来。生死关头，他立即用身体保护儿子。其中有三枪均打中杨杏佛要害，他倒于车内，很快殒命。杨小佛在父亲的蔽护下，仅右腿中了一弹，受轻伤。
亲睹了父亲遇难的杨小佛当时只有15岁，多年以后，那悲惨的一幕仍历历在目：“那是个星期天，父亲和往常一样，带着我乘坐纳喜牌篷车外出。刚驶出中央研究院大门，拟向北转入亚尔培路时，只见路边冲出4个持枪大汉，立在汽车四角射击。司机胸部连中两弹，打开车门夺路逃命。父亲听到枪声，立即伏在我的身上……终于，父亲倒在了血泊之中，气绝身亡，而我仅右腿部受了点轻伤。”
1932年，杨杏佛与儿子杨小佛在上海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留影
就在杨杏佛在自由与民主的道路上纵马驰骋、大展身手之时，夏日清晨的几声枪响，让这位民权斗士的可贵生命戛然而止。时年杨杏佛四十岁。
杨杏佛被杀后，各界人士纷纷要求缉拿凶手，并掀起大规模的悼念活动。杨杏佛先生的遗体送到万国殡仪馆入殓、举行追悼时，一同吊祭的有宋庆龄、鲁迅、何香凝、沈钧儒、李四光等。杨杏佛身亡的消息传出，社会有识之士无不感到悲恸愤慨。
蔡元培不顾个人安危，亲自主持。鲁讯先生送殓回家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奋笔疾书《悼杨铨》诗篇，诗曰：“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杨杏佛（右）与蔡元培合影
宋庆龄得知消息，异常悲愤，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这些人和他们雇来的打手们以为靠武力、绑架、施刑和谋杀，他们可以粉碎争取自由的斗争……但是，斗争不仅远远没有被粉碎，而且我们应当更坚定地斗争，因为杨铨为了自由而失去了他的生命。我们必须加倍努力直至实现我们的目标。”
中央研究院为了纪念杨杏佛，设立了“杨铨社会科学纪念奖金”。
1937年7月1日，杨杏佛灵柩安葬于上海永安公墓。1987年9月23日，上海人民为杨杏佛重建新墓。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