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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来柱上将
1944年7月底，我参加了夜袭莘县城的战斗。这次战斗使莘县城周围十几个据点的敌人缴械投降，继而扫除了莘县境内的所有据点，打开了莘县抗战斗争的新局面，为巩固鲁西北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莘县县城也称莘城，是座军事重镇，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它四周筑有两丈多高的城墙，墙外是宽10米、深3米的护城河。莘城在鲁西北地区是个比较繁华的小镇，城内有一座建于北宋的古塔，名雁塔，基座为10米见方，高13层48.6米，最高处远眺可达二三十里。日军侵占莘县后，委任汉奸刘仙洲为县长兼保安司令。在这里建立了鲁西北最大的据点，并把这里变成了欺压人民的“活地狱”。
莘县雁塔
莘县在鲁西北各县中伪军人数最多、力量最大，是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心腹大患。
1944年春，日军从华北抽调大量兵力向南增援，山东地区留下第59师团和独立混成第5旅团约3万人及伪军20万人。驻守莘县的日军先由一个大队减为一个中队，再由一个中队减为一个小队，最后连这个小队也撤走了，只剩下刘仙洲政府豢养的伪军。从春季开始，八路军连续发动以攻歼大股伪军和拔除日伪据点为主要目标的攻势作战。7月31日夜，鲁西北军分区司令员赵健民、政委许梦侠抓住战机，指挥22团、基干团和地方武装袭击莘城。
31日傍晚，22团从莘城西10公里的张鲁集根据地向西佯动。当行至冢北附近时，天已黑下来，这时，突然下起大雨，道路泥泞难行。为了避免与敌伪军巡逻队遭遇，部队经钱楼向南，从程营、杨河口，绕过马厂据点，而后再奔莘城。当大部队汇集城外时，比原定时间晚了3个小时。我内线人员因没有按原定时间与部队取得联系，唯恐情况有变，地下党支部准备执行预备作战方案，由内线单独行动，先擒刘仙洲，然后伺机将内线武装拉出城外。内线即将行动之际，外线部队到达了预定地点西关土地庙东侧。内外线接头后，商定了攻打莘城的具体事宜。紧接着，部队向城下隐蔽前进。22团前卫2连与城西门的我内线人员范永堂、赵缙绅对上了暗号，城门立刻打开。部队迅速秘密入城，占领各要点，没费一枪一弹，就控制了西城门一带。
之后，2连在内线人员带领下，直插位于南大街的伪保安司令部和伪县政府大院。行进中，西城门里的伪警察被惊动，部队立即扑上去，将其全部缴械。在西街牌坊附近，又干净利落地解决了两个流动哨，很快逼近伪保安司令部门口。2连迅速冲进院子，两个排相继控制了伪突击中队、特务队、剿共班以及伪政府的各科室宿舍。睡梦中的敌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稀里糊涂地当了俘虏。另一个排冲进院内，直奔刘仙洲的卧室。刘仙洲被屋外急促地脚步声惊醒，没等他反应过来，几把寒光闪闪的刺刀就对准了他的胸膛。
战斗打响前，我们二区游击队早早地到达埋伏地域，做好战斗准备。刘队长把我派到护城河边担任前哨，要求发现敌情立即报告。受领任务后，我飞快地进至莘城护城河边。为扩大观察范围，我爬上一棵大树，目不转睛地盯着城里，生怕漏掉一个敌人。入夜后，视线模糊了。我就悄悄地摸到河岸边，静静地听着城内的动静。可一直听不见城内的枪声。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着急，心里忐忑不安。不知过了多久，城内传来闷闷的一声枪响，声音虽不大，但我听得十分清楚。我的心立马提到了嗓子眼，注意力更加集中。可城内没有传来厮杀声，一直很平静。当时，我并不知道城内的战况，凭直觉判断可能攻城行动已经开始。这时，刘队长过来问我有什么情况。我说：“看样子这里打不起来了。趁早拉上游击队从北关攻城，否则捞不着仗打了。”队长很有经验地说：“我们不能擅自行动，况且城内情况不明，绝不能轻举妄动。”直到清晨，我们也没能打上一仗。游击队接到进城的命令后，我们才知道莘城已经回到人民手里了。
此战是里应外合、以智取胜的战例典范，共俘伪军1600多人，缴获追击炮1门、轻机枪12挺、长短枪1000余支、还有大量的弹药和物资。随后，攻城部队乘胜扩大战果，押着刘仙洲劝降了燕店、吴家据点守军。王化、张屯、马厂、十八里铺、窦村的守敌见到刘仙洲的信后，也纷纷缴械投降。
敌人不甘心失败。莘城解放的当天，日军就派飞机反复轰炸，炸死百姓数十人。一周后，聊城千余日伪军卷土重来，与我争夺莘县。为保存实力，我军主力奉命转移。敌人又重新占领了莘城。军分区要求县大队和各区游击队就地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利用“青纱帐”作掩护，袭扰打击敌人。日伪军一出据点，只要人数不多，我们就集中力量消灭他们，一口吃不掉时，消灭几个算几个。这种零打碎敲的战术，让敌人吃尽了苦头。
我第一次缴获“三八”枪的战斗是丁庄伏击战。
1944年8月的一天下午，作恶多端的日本鬼子又出动十几个人到丁庄抢夺百姓的财物。游击队得到情报后，迅速制定作战方案，马上把部队拉到村外，在小鬼子必经路段设伏。
青纱帐伏击日军
我们埋伏的大洼地里，长满了一人多高的高梁和玉米，是打伏击的好地方。部队隐蔽好之后，立即做好战斗准备。鬼子们知道八路军主力转移到外线去了，留在当地的都是游击队，所以有恃无恐，十分猖狂。不多时，一队日本鬼子肩扛手提着大包小包，还有的刺刀上挑着鸡鸭，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走在前面的鬼子使劲招手，让后边的加快步伐。大概他们看出了这一带地势对他们不利，想尽快通过。鬼子兵之间缩短了距离，加快了速度。不一会，14个鬼子全部进入我们的伏击圈。刘队长一声令下，大家一齐开火，一排排子弹向鬼子射去，几枚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五六个鬼子应声倒下，其余的龟缩到一个大土坑里负隅顽抗。
我年纪小，队长让我跟着他行动。我手里没有枪，发的两枚手榴弹在战斗打响时已投出了一枚。我一刻不停地观察鬼子的动向，发现两个鬼子架起机枪企图掩护其他鬼子逃跑。刘队长高声喊道：“手榴弹，快投手榴弹!”我和另外两名队员迅速将手榴弹投出，他们当即被炸上了天。趁着烟雾弥漫，刘队长高喊：“冲啊!”队员们飞身跃起冲了上去，一阵激烈的近战，除两个鬼子逃跑外，其余的全部报销。这次战斗，共缴获12支“三八”枪，我也缴获了一支，还有一盒子弹和两枚“小甜瓜”手榴弹。这是当时最好的武器。战后，刘队长郑重地把我缴获的那支枪发给了我。战士手中有了枪比什么都高兴，我擦了又擦，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爱它。
日军扫荡根据地
日本鬼子吃了亏，恼羞成怒，便纠集几百日伪军，分多路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为粉碎敌人的阴谋，鲁西北军分区对反扫荡作出周密部署，区分了主力部队与游击队的任务，提出了相互支援配合的要求，并加强敌情的搜集工作。8月下旬的一天，县大队通报说，日伪军将要对我们所在地区进行扫荡，同时命令二区游击队在马桥至河店的路段上设伏。我们提前在设伏地点埋设了地雷、大铁钉，挖了陷阱。第二天拂晓，游击队进入伏击地域，静待日伪军的到来。直到日上三竿，还不见敌人的踪影，我们正担心情况有变，只见远方的公路上尘土飞扬，三辆载着日伪军的大卡车疾驰而来。我们的枪口不约而同地瞄向敌人。第一辆和第三辆车上载着伪军，中间车上是鬼子，有100来人，来势汹汹。眨眼间，车队就钻进了我们的伏击圈。“轰!”第一辆汽车轧响了地雷。可土地雷的威力不大，没有把汽车炸坏。敌人知道情况不妙，又开足马力向前冲去，却又轧在大铁钉上，一头扎进路旁的沟里。后边的两辆汽车来不及刹车，撞在一起。
游击队埋地雷
“打!”随着一声令下，仇恨的子弹雨点般地射出来，手榴弹在敌群中频频开花。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连滚带爬地下了车，当场死伤多人。一阵慌乱后，敌人依托汽车作掩护进行抵抗，架起机枪猛烈扫射。刘队长见伏击的目的已经达到，眼前又是敌强我弱，不便过多纠缠，便果断下达撤退的命令。游击队撤退和正规部队有所不同，一说撤，马上就四处散开。有时几个人在一起，有时一个人单独走，然后到预定地点集合。我正打得起劲，听到要撤，心里有些不情愿，犹豫了一下，就落在后边被敌人死死盯上了。我在前面跑，敌人在后边追。我钻进了一片玉米地，敌人很快包抄过来。我钻进另一片玉米地，敌人又赶了上来。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不时把身边的玉米秆削下半截。我猫着腰，东拐西绕，飞快地向前奔跑。我在庄稼地里跑惯了，跨沟越坎如履平地，要追上我也不那么容易。
突然，前面一个大水坑挡住了去路。水坑宽约四五十米，长有百十米，水很深，绕过去已经来不及了。我环视四周，发现水坑旁有几棵大树，急中生智，爬上了那棵最高的，用枝叶把身体遮蔽起来。不一会，几个伪军相继从不同方向钻过来，站在树下东张西望。一个伪军说：“人怎么突然没了？总不会长翅膀飞了吧？”这时，站在远处的一个伪军发现了我，高声域道：“在树上!”我吃了一惊，心想这下完了，情急之下，一咬牙纵身跳下去，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我自小水性好，百十米宽的河面不在话下，憋足一口气，潜水奋力向对岸游去。敌人向水中一阵乱射，不见我露头，以为把我打死了，就停止了射击。不一会，我就游到对岸，突然跃出水面，迅速钻进高粱地。等敌人反应过来，拼命朝我这个方向开枪，但已经是白费子弹了。摆脱了敌人，我饥肠辘辘，便在附近老乡家吃了顿饭，天擦黑时回到游击队。我把脱险经过向刘队长作了汇报，他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好样的!”
11月，日军内外战场吃紧，只好采取收缩的办法，作困兽之斗。游击队配合莘朝、南峰两个县大队，先后拔掉了杨庄、高庙等据点。11月8日夜，莘城的敌人在聊城日军的接应下逃往堂邑。至此，莘县全境彻底解放，成为鲁西北又一块新解放区。
鲁西北革命烈士陵园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全国各地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全面反攻。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及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被迫于8月15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消息传来，全县军民纷纷涌上街头，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载歌载舞，庆祝这一来之不易的伟大胜利。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