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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总揽红军指挥权之后,都干了些什么?

2018-12-28 16:52 来源:祖国网

李德总揽红军指挥权之后,都干了些什么?

伍修权,1908年3月6日出生于湖北武汉武昌。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第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97年11月9日,伍修权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紧急调动,成为李德的翻译

    1933年10月,我(伍修权)在红军学校第五期任团政委。正当这一期快毕业时,我接到红军学校通知,说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要调动我的工作,并说这次调动去的地方是秘密的,去了以后还不能与外界有任何接触。那时干部的流动性很大,组织性纪律性都很强,任命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不问职务高低,说走就走。我得到调动的通知后,整理好背包,很快到军委找刘伯承同志报了到。

    刘总参谋长告诉我,共产国际派到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已经到了瑞金,因为我的俄文比较好,中央决定调我去为他做翻译。刘伯承同志向我交代后,又亲自领我和李德见了面,为我作了引见和介绍。这时李德已换上了我们红军服装,样子很严肃。当时我们认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帮助我们革命,可能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因此开始对他还是很尊敬的。

李德总揽红军指挥权之后,都干了些什么?

李德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当时听说他是奥地利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属于德国统治的奥匈帝国,他参加了德国军队同沙皇俄国作战,所以也把他算作德国人。在一次战斗中,李德被俄军俘获,流放到西伯利亚。苏联十月革命以后,他参加了苏联红军。因为他在德国军队中当过军士,有一些作战经验,所以晋升很快。他在红军中的最高职务是骑兵师的参谋长。后来他又被选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在学校又是高材生。由于学习成绩较好,毕业后又被共产国际选派到中国来,担任了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

    我到李德处工作后不久,中央又调来王智涛同志做李德军事训练方面的翻译。凡是李德为红军干部讲军事课时,都由王智涛同志担任翻译,我则负责作战方面和李德出席中央各个会议时的翻译。王智涛同志在20年代同我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共过事,他的俄文也很好,我们互相比较熟悉和了解。

李德总揽红军指挥权之后,都干了些什么?

伍修权

    我们当时的工作是,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迅速翻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经他批阅提出相应的建议后,再由我们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根据情况重要性的程度,有的由周副主席自行处理,有的重大问题则由他提交军委或政治局会议讨论,然后仍由周恩来同志负责组织付诸实行。李德也懂英语,周恩来同志可以用英语和他直接交谈,博古、张闻天和王稼祥等同志则用俄语和他交谈。

简单粗暴的处事作风

    李德一到苏区就赶上第五次反“围剿”,由于他大权在手,刚来到就处理了一个问题。敌人“围剿”开始时,萧劲光同志在闽赣军区任司令员,因为敌人来势较猛,他手上只有一个七十来人的教导队,驻防在黎川。敌人用了三四个师的兵力围攻他们,我军主力又来不及赶去,萧劲光同志没有办法,只得将自己的少量部队撤出黎川,避开敌人的攻势。李德知道了此事,不问情由,就说这是退却逃跑,提出要对萧劲光同志进行审判,并判了他五年徒刑。

    萧劲光是位老同志,曾两次去苏联,回国后又屡建战功,这次却受到了李德的不公正处分。毛主席知道后表示坚决反对,他当时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就利用自己的影响,没有执行李德的决定。王稼祥同志作为总政主任,也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最后将萧劲光同志调到红军学校干部队做军事教员,保护了他。

李德总揽红军指挥权之后,都干了些什么?

1990年,伍修权(右)与战友王智涛合影

    由此可见,李德的作风是简单粗暴的。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外国客人,又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享有比较高的权威,大家对他还相当尊重,生活上对他也很照顾,还专门为他修建了一处单独的房子。李德爱骑马,常在晚饭后同警卫员、我或王智涛同志一起纵马出游。有时还打打扑克作为娱乐,常参加的除李德、我和王智涛同志外,还有博古,他同李德特别亲近。当时,根据地的经济不富裕,尤其是党政机关的生活,比野战部队和群众更艰苦。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按照当时的供给标准,每人每天不到一斤粮食,根本吃不饱;吃菜不仅没有油,常常连盐都没有,只能把青菜沤酸了用白水煮了吃。但是组织上对李德却额外照顾。苏区自产的鸡鱼肉蛋等源源不断地供他享用,打仗缴到和从白区弄来的香烟、咖啡等高级食用品也优先供给他。可是他还不满足,除了领受各种规定的特殊优待外,他自己还常到军委总参管理局找宋裕和局长等要东西。到长征时,组织上还给他一人配了两匹骡子,一匹给他骑,一匹专门为他驮东西。

推行军事教条主义的“太上皇”

    李德在担任我党军事顾问时,推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苏联军事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搬到苏区,进行瞎指挥。当时适逢王明“左”倾路线发展到顶峰,李德同他们气味相投,配合得非常默契。那时李德就是同博古谈得来。他们谈话不用翻译,我们在另一屋听得很清楚,两人有说有笑,亲热得很。博古当时是临时中央总书记,但他对军事一窍不通,就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了李德。李德有了作为总书记的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做军事顾问,两人相互支持,“相得益彰”。

李德总揽红军指挥权之后,都干了些什么?

博古

    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加上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他们完全剥夺了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指挥权,排斥了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由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更抛弃了红军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由李德一人待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误差较大,不够准确,李德也不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图上看只有一百里路程,他也不问是山路还是平路,也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敌情、气候和自然条件等困难都不考虑,只凭比例尺量地图上的距离来推算路程,定下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又常常不留余地。这给红军指战员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有些困难根本是不可能克服的,常常使部队不能按时投入战斗,以致难免吃败仗。这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我们在他跟前的工作人员更是常受他的气。对于他的这种以“太上皇”自居的姿态,凌驾于我党中央之上的架势,我们都很反感,实在不想和他共事。有几个同志常闹情绪,多次要求调动工作。组织上总是做我们的思想工作,要我们安心留下。其实我们个人受气都是小事,他给我们党、红军和苏区造成的巨大损失才是大事。

“崽卖爷田心不疼”

    在整个第五次反“围剿”中,都是按李德那一套进行的,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作战”、“短促突击”,建立正规军、打阵地战等等,完全是一条不切合实际的错误的军事路线。蒋介石在他的德国军事顾问西克特等人策划下,吸取了他们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用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堡垒主义新战略战术,企图逐步蚕食苏区,最后吃掉我们。敌军每推进一步,马上筑好堡垒驻守,然后在炮火的掩护下再往前推进三五公里,再停下构筑堡垒,就这样一步一步向我逼近,迫使苏区一点一点缩小。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两个月后,即1933年11月,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当时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建议,利用“福建事变”时机,红军主力出击苏浙皖,或转战湖南中部,以威胁蒋介石的侧后,支援和挽救受到蒋介石围攻的福建人民政府。但是,李德却反而指挥红军向西去,不打蒋介石的侧后,不支援蔡廷锴,结果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垮台了。蒋介石打败了蔡廷锴的部队,转过身来集中全部力量向中央苏区进攻,使红军丧失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

    第五次反“围剿”中,我们在江西广昌以南的高虎垴利用有利地形打了个胜仗。这次战斗是三军团彭德怀同志指挥的,我军指战员以近距离的白刃战,击退了敌人多次冲击,阵地前堆满了敌军尸体,给了敌人很大打击。

但是局部的胜利改变不了整个的不利形势,当时进行的广昌战斗就没有成功。战斗中李德和博古曾经到前线视察,战斗失利后,彭德怀同志见到李德,对他的瞎指挥很不满,当面批评李德完全不懂红军的作战原则,是“主观主义和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说“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又痛斥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疼”!我开始没听清,杨尚昆同志给解释了一下,我才弄明白这是一句湖南俗语,批评李德造成了红军的不应有损失,而又毫不痛惜。我把这句话翻译给李德听了,他大为恼火,说彭老总是封建脑筋,但是他知道彭老总不好惹,也只得按下怒火听着。

李德总揽红军指挥权之后,都干了些什么?

《遵义会议》油画

     直到遵义会议以后,李德才被撤销指挥红军的权力。然而,正是由于他的错误指挥,红军在长征初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并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李德也随中国红军一起亲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责任编辑:黄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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