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1月11日，他出生于浙江绍兴；17岁中秀才；23岁中贡士；24岁中进士；27岁就成为了翰林院编修。而就在大家都认为他就此仕途无量时，他却辞官回家乡投入了教育事业，并为之奋斗了一生。
蔡元培
他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北京大学永远的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1868年出生在一个商贾之家。他从小性情祥静平和，喜爱读书。1872年，蔡家就给蔡元培请了先生学习诵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以及四书、五经，另外还有习字和对课两门功课。对课是一种类似造句的文字游戏，是写诗作文必不可少的基础，其富于变化的形式，对年少聪颖的蔡元培很有吸引力。以后的日子里，蔡元培以他超强的求知欲先后学习了八股文，阅读了大量书籍，学业根基基本建立。
蔡元培踏上科举道路的引路人是他的六叔蔡铭恩，六叔是蔡家读书登科的第一人，在绍兴城内招徒授业，略有藏书，蔡元培跟随六叔开始自由读书，并开始学做散文和骈体文。1890年，蔡元培考中贡士，1892年，进京补试殿试，此后又经过朝考，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春，他再次赴京参加散馆考试，被授为翰林院编修，至此，不满28岁的蔡元培已经达到了当时读书人羡慕不已的科举高度。
正当蔡元培踌躇满志打算一展抱负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使得这个身怀抱负的青年重新思考问题，他开始接触新学。蔡元培先后浏览了《日本新政考》、《环游地球新录》、《日本史略》、《盛世危言》、《读西学书法》等等，此时站在中国传统文化厚实的土壤上的蔡元培，遥望“西学新知”别有洞天，他的治学重心也渐渐偏离了经史辞章，而对新学新书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
此时的中国，正是多事之秋，国势日危，民族危亡的巨浪将蔡元培从科举功名的仕途推上了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当时，蔡元培与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谭嗣同关系密切，当看到“百日维新”如春梦一场宣告破产时，他痛苦而清晰地感到“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变，排斥须旧，故不能不情见势绌。”由此，蔡元培看透了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对清政府不抱丝毫希望。1898年9月，而立之年的他毅然弃官南下，回到了绍兴老家。
回到家乡的蔡元培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应知府之邀，担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绍兴中西学堂是一所由地方绅士捐资创办的新式学校。堂堂翰林，居然做起一区区学校的校长，这在绍兴城内不免引起一番议论。但在蔡元培心中，最紧要的事就是改变传统私塾教育唯经是读、唯经是尊的积习，使这所规模不大、学生不多的学校真正办成能有益于民族的学校，不能徒有“中西”之名，更要有“中西”之实。
蔡元培大刀阔斧，全身心投入到他的新事业中。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聘任教员。在中学方面，聘请国学根基深厚的教员，还聘请了史学、词学、蒙学等方面造诣较深的人才。在西学方面，他更是四处走访网罗懂西文的人士，聘请为学堂的教员。
蔡元培克服了经费不足的困难，购置了一批实用书籍，创立了名为“养新书藏”的图书室，意为培养新式人才。他亲手拟定《绍郡中西学堂借书略例》，管理办法的特殊之处，在于没有条件进学堂读书的向学之人也可以借阅书刊，无形中增加了受教育的人群。
日后成为北大校长之一的蒋梦麟就是当时这所学校的学生，他在《西湖》一书中这样评价蔡元培领导下的绍兴中西学堂：“教的不但是我国旧学，而且还有西洋学科，这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一种新尝试。虽然先生解释的很粗浅，我总算开始接触西学了。”这个时候，只要是有益于我们的东西都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的信念，在蔡元培的思想里深深扎根下来。
1907年，39岁的蔡元培终于实现了游学欧洲的夙愿。他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学习。于不惑之年跨入德国，蔡元培对自己的需求一清二楚。无论是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总之，只要不冲突的，他都尽力涉猎。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是时间上不相冲突，我感兴趣的课我都去听。”他像海绵渴望水一样的渴望知识、吸收知识。他先后五次到欧洲游历，为将来回国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积攒下足够的养分。
1908年蔡元培在德国柏林
然而，在他留学德国的第五个年头，1911年，他的革命挚友孙中山向已然腐朽的满清帝国扔出了炸弹，为了响应辛亥革命，蔡元培回国了。此时的中国，正站在新旧两个时代的分界点上，他自己或许都不曾意识到，他将站在新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1912年，蔡元培与家人在德国合影。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北大校长委任状。
黎元洪签发的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状
蔡元培刚任校长时的北大，虽然已经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但其作为“皇家大学”的官僚气与衙门气依然浓厚。在教员中，有不少是北洋政府的官僚，这些教师即使是不学无术，也受到学生巴结，以便日后自己当官仕途方便。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期
北大的这种腐败名声，蔡元培早有所闻，朋友们也劝他不要去，担心他“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然而蔡元培内心里已经下定决心，他给在国外友人的信中这样剖白心迹：“吾人苟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事实上也是这样，他一直都希望“教育救国”，通过整顿教育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
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革除旧习，倡导进步，使北京大学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坚。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蔡元培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要求学生从此以后，一定要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蔡元培认为要打破北大的旧习惯，不仅在改变学生的观念，还应“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在“五四”时期和新文化的思潮激情迸发的年代，名贯中外的北京大学里也成长起了无数的“千里马”。他们进入北大之前的身份不尽相同，既有旧学根基深厚的老牌学者，也有刚刚学成归国的青年新锐；既有政治上倾向民主共和的思想精英，也有留恋帝制、参与复辟，被视为“民国罪人”的国学名宿。
北大能够接纳和包容这些人，都得益于一位大德传世的伯乐——蔡元培。正是蔡元培用他超凡的眼光和兼容并包、不拘一格延揽人才的心胸气魄，铸就了新式北大的辉煌。
1919年1月26日，蔡元培（前左五）参加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前身）开馆仪式。
他在教师聘任上采取的是“学诣”第一的原则，认为对于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的学者，则不管他的国籍、资格、年龄、思想倾向，都应加以聘任。根据这一原则对北京大学教师队伍进行充实和整顿，一方面延请学有所成、富有声誉的专家学者来北京大学任教，一方面辞掉了一些不称职的中外教师。梁漱溟投考北大落选，但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究元决疑论》，对佛学有独到见解，引起学术界注意，为蔡元培所赏识，被聘为北京大学的印度哲学教席，这可以作为北大聘人不拘资历的典型例子。经过整顿，北大教师明显表现出平均年龄轻，富于学术活力的特点。根据1918年统计，217个教员中，90个教授，教授平均年龄30来岁，对其中76人的统计显示，50岁以上6人，35岁以下43人，像胡适、刘半农等被聘为教授时仅二十六七岁。
1921年8月，蔡元培率中国教育代表团到檀香山出席各国教育会
蔡元培还大刀阔斧地改革了学校的一系列旧有体制。借鉴西方大学的模式，提出民主办校、教授治校的原则，设立教授代表组成的评议会，为学校最高权力机构，改变了过去一切校务由校长说了算的状况。在教育内容上，提倡融通文理，融合中西文化，重视学生美育，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在招生制度方面，从1920年春天开始招收女生入学，开创了我国大学教育男女同校的先河。
1920年，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由左至右）在小院门口合影。
由于蔡元培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学生可以自由选课。于是北京大学课堂的秩序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蔡元培注重校园文化，大力支持各种杂志，扶植多种社团。进德会、新闻学会、平民教育演讲团、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音乐会等都非常活跃。当时在北大旁听并做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就是新闻学会的会员。这些社团的成员，如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等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后来在五四运动中都成为学生领袖。
1927年，蔡元培等创办国立音乐院（今上海音乐学院）
“九·一八”事变后，蔡元培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曾电救杨开慧烈士，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丁玲、朱宜权等共产党员。
1933年2月17日，蔡元培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要成员会见在上海访问的英国作家萧伯纳。中立者为蔡元培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他逝世后，国内各主要党派和团体以及要人名流纷纷致电吊唁。
毛泽东在唁电中誉其“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写挽联云：“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以生动形象的语言高度概括了蔡元培一生光辉伟大的功绩。
北大校园中的蔡元培塑像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