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记者张帅 杨晨 郑杰川
编者按：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各条战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给我们的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创造也带来了特别深刻的影响。发掘这些变化，研究这些影响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当代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方向。本期“特别关注”采访辑录多位知名专家学者的精彩观点，就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的焦点热点话题，进行了“点穴式”的呈现和探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
要处理好依法依规改革与大胆闯、大胆试之间的关系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深化改革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全面改革的决定，对新时期全面改革作出了新的部署，国内外都很振奋，习近平总书记召开了40多次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了400多个方案，中央出台了1000多项改革举措，在此背景下，改革在不少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比如完善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加大执法力度等方面。总体来讲，新时期改革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改革的举措落实还不够有力，效果也不尽如人意。针对这种情况，在2018年9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第四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改革重在落实，也难在落实，要投入更大的精力，下更大的力气抓落实，要把改革重点放在解决实际问题上。为什么改革决心之大、举措前所未有，推动改革的力度也前所未有，但落地的效果不够理想呢？我认为除了现阶段改革比较复杂、改革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难度之大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推动的改革方式方法要进一步优化。优化改革方式方法涉及几个方面，一是处理好全面改革和重点突破之间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推出全面深化改革无疑是正确的，通过补短板，有些是主要矛盾，有些是次要矛盾，有些是表象的，有些是深层的，有些影响比较大，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抓出经济改革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方面，以主要矛盾的解决带动次要矛盾的解决，国有企业改革和汇率并轨改革就是很好的例子，把其他的改革都纳入其中统筹考虑，并在此基础上牵头部门联合制定方案。
如果将本质上属于统一重大改革又不属于同一层面不同领域的事项分派给不同的部门牵头负责，将不仅大大增加改革的难度，也会使改革的成效大打折扣。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之间的关系：顶层设计十分必要，同时也要发挥基层群众和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和首创精神。各地发展水平千差万别，不可能一个模式适合所有的地区。顶层设计要明确方向性，把具体的问题交给基层。我国过去几十年改革重要的经验，就是充分发挥基层的主观能动性和主观精神，凡是遇到争论不休、使得改革难以突破或者问题复杂难以找到妥善办法的时候，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和基层的声音，比如在农村基础产权制度改革的时候，如果确定农村集体成员身份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是基础的问题，在办公室是想不出来的，下去调研各个村的情况都不一样，明确方向，把主动权交给基层，就会处理得更好。
要处理好依法依规改革与大胆闯、大胆试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凡是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总书记还指出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允许改革有失误，但不允许不改革，政策导向要改革有据，大胆试、大胆闯是二者统一的。处理好改革的三个关系，一是进一步明确于法有据是重大原则问题，而不是改革的具体方式方法。历史经验一再证明，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大突破和进展。新形势下，面对改革更加艰巨的任务，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定不移推动解放思想，鼓励广大干部按照“三个有力”原则大胆闯、大胆试，怎么有利于发展就怎么改革，就像小平同志当年讲的：“对了坚持，加大改革创新在干部考核和提拔任用中的权重，建立健全改革容错纠错机制，真正为那些日益进取、敢做敢为的同志撑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
13亿中国人民走向小康社会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积极扩大改革开放，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此同时，也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做法。因此，有关改革仍然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大家期待在WTO理事会上各方能够形成更多的共识，我国商务部有关WTO改革提出了三大原则和五点建议。当然这并不系统，同时要解决当下最迫切的燃眉之急，就是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现在是迫在眉睫。
当下世界经济增长试图减弱，国际形势日益复杂多变，特别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在酝酿一场深刻的变革。在最近几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上，不论是APEC还是G20，有关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那么与此同时大家看到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纷争贸易摩擦也是跌宕起伏，从近期看出现了转机和好的势头，但是未来90天仍然值得大家期待和关注。
未来世界包括中国何去何从？正处在十字路口，是开放还是封闭，是走向合作还是走向对抗，那么现在也面临不同的选择。
2020年中国实现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环保治理方面，以及在防控重大经济风险方面、打赢三大攻坚战方面还面临一定的挑战，但是从经济增长和动力来看，GDP增长规模和人均收入增长规模，到2020年实现两个翻一番重要目标是有信心的。2024年前后人均收入有望达到1.2万美元，这样我国就成功突破了中等收入陷井，达到了国际设定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回顾过去以来，二战以来，世界只有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成功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有13亿中国人民走向小康社会突破中等收入陷井，我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那么到2025年如果能够成功的实现中国制造2025年目标，预计到2028前后，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我觉得这是可以期待的，所以未来几年是一个挑战的时期。因为过去40周年的发展势头已经让美国感觉巨大的压力，目前美国已经把中国当成巨大的经济对手，显然贸易战只是一个表象，深层次的是产业和技术创新的竞争，目前对中兴通讯和华为打压，对中国的产业升级和产业突破进行封锁，已然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到2035年我们实现中等发达国家的中期目标，那个时候农村城镇化，我觉得基本完成达到75%左右，目前中国经济规模在世界上占15%左右，美国GDP规模占全球24%左右，两项相加40%左右，到了2050年也是实现百年奋斗目标的时候，中国的GDP规模渴望达到世界24%左右，而美国下降到15%左右，但是两项相加仍然是40%左右，即便到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人均收入仍然只有美国二分之一。
从长期来看，处理好中美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美国、世界的发展都至关重要，这不仅能够将我国的战略机遇期拉长一点，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展望未来要充满信心，中国经济发展有韧劲，中国市场空间很大，随着农村城镇化进一步推进会拉动投资和消费的需求，为中国经济注入强劲动力，随着创新驱动进一步发展，科技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作用会越来越强，我们对未来要充满信心。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
中国对外战略要趋利避害
谈谈对中国外交的体会。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确实有变化，归纳起来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变化是中国外交有新的定位：我国自我定位是世界大国。中国政府原来给自己的定位，是地区大国，一般都说是东亚地区大国，但是2014年11月28日在外事工作会议上，习主席提了一个要求，要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从这一天开始自我定位就变了，变成了世界大国，这是很重要的变化。
第二个就是风格变了，原来外交的风格是比较保守的，保守在实践当中的体现是永远等别人提倡议，我们来回应，所以以前我们的外交叫“反应式外交”。但是这几年大家应该有一个感觉，我们的外交风格完全变了，按照外交部的说法就是积极进取的外交。
第三个是提出了很好的目标。特别引人注目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第一点还是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开放型世界经济，全球伙伴网络等等。再下面一点的理念就是新型大国关系，还有周边外交，义利兼顾的发展中国家外交，大概有这么三层次。命运共同体是最高的，然后后面合作双赢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还有全球伙伴关系，包括新型大国关系，这些放在第三层次。
还有就是新的任务。首先它是继承了很多老的任务，像搞好大国关系，然后积极经营周边，抓住支点国家，然后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这都是老的。新的呢，现在特别强调保护海外利益，这是比较新的，中国目前的海外利益确实很大。
其次是中国现在整体走出去了，现在中国人常驻国外有1000多万，我们现在是世界上留学生最大的来源国，中国在外面求学的孩子有300万，外出的工人有500万，还有个体户长期在外面经商。像迪拜一个城市有30万中国商人，非洲这个地方常驻的中国商人在100到150万之间，所以在外面经商、做工程、学习的中国公民1000多万。另外就是游客，我们2017年出境游客1.26亿人，把美国甩在后面了。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就要积极推动“一带一路”，还有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除了原来讲的中国与世界各国发展国际关系的四大任务外，还增加了几个新的任务：海外利益保护，“一带一路”，全球治理，提升自身力量。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战略是两步走，一方面在美国现行体系内增加我们的发言权，比如说联合国，世界银行，增加我们的份额。还有一个就是在美国体系外搞一些我们自己的东西，像“一带一路”就是这样，还有金砖银行、亚信会议，就是两条腿走路，这应该是个新战略，软硬兼备和两条腿走路我认为是我们新的两个变化。
以上变化坦率讲对国家利益是好是坏我现在其实是没有把握的，我只能说它变了，然后会带来影响，包括变化到一个什么程度，它会有什么反弹，如何趋利避害，这就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任务。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义平：
“十三五”协调发展相当重要，要做好补齐短板这篇大文章
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是“新常态”阶段，经济发展的条件、问题、目标、任务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而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或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调结构。经济发展有两种效应，一种是结构效应，一种是水平效应。结构效应是通过结构，指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提升在一个更高层次创造更多的需求，是一个企业层面，或者说微观层面的事，是企业通过供给创造新的需求的问题。而水平效应，只是平面地扩展原来的产业结构，是有边界的。需求管理看重总量，供给管理则更看重结构。
在“十三五”经济建设中，协调发展相当重要。其着眼于全面，强调的是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旨在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力求通过补齐短板化解突出矛盾，在攻坚克难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性平衡性，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前，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许多不协调因素集中显现，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比如尽管总体快速发展，但依然存在着不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且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在拉大；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协调，一些地方简单追求GDP，对环境问题重视不够，人民群众意见很大；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失衡，有不少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产业结构亟待升级等等问题。
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做好补齐短板这篇大文章，实现协调发展，既可以拓展发展空间，又可以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协调的关键是要发挥好政府与市场两个积极性。如社会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国防建设等多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要发挥好规划和政策的引导作用，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明确补齐短板的着力点；还有一些短板，如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则要在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的热情。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一带一路”专家郑刚：
“一带一路”本质是中国作为主体的全球化，中国企业要更加有保障地走出去
中国人和中国企业走出去面对的是一个仍由欧美所主导的世界体系。它是以15世纪以来西欧的全球化为起点，历经“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其中经历了近五百年的演进历程，然后再由美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接收并逐步完善的一整套规则系统。之前的中国企业也好，中国人也好，走出去面对就是这样一个世界体系，往往是“一个点”在面对“一个面”，“一个体系”。“一带一路”的本质是什么？或者说“一带一路”的本质应该是什么？其实就是中国作为主体的全球化，还原到企业层面就是中国企业应该更加有计划、有步骤、成体系地走出去，把产业资本、智库、咨询公司、金融、保险、媒体、包括安保公司结合起来，更加有保障地走出去，而不是让我们的企业在海外裸奔甚至自生自灭。
面对“一带一路”这样宏大的历史性课题，我们首先需要的是虚心，以一种少年般的热情与单纯来看待我们自身，汲取外边世界里值得学习的东西——因为“一带一路”与“中巴走廊”充满艰险，我们必须承认面对“一带一路”上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我们还很无知；对于如何帮助其它国家实现经济社会的有效治理，我们更是缺乏经验；其次，我们需要耐心，因为“一带一路”建设将需要数代人的殚精竭虑，需要有“功不必由我成”的胸怀与气度；第三，我们更需要小心，因为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某些政策措施一旦没有谋划成熟就贸然推行会给新疆乃至中国西部的地缘安全态势造成不可逆的重大风险。最后，我们最需要的当然还是雄心，因为“一带一路”是亘古未有的伟大事业，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主动提出和构建世界秩序的一次伟大尝试。它的前景最终是光明的，而且还将如此地广阔而荣耀，这一点将通过我们这几代中国人在走出去过程中所蕴涵的不平凡事迹与力量，通过我们的努力与牺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得到反复昭显。
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张孝德：
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永续发展的文明之路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到中国未来走向的历史性选择，不是一个局部的改革，也不是一个局部的选择。当代中国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划时代的新抉择。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关键的选择。第一次是毛主席把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变成符合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新民主主义革命，通过革命立国建立一个独立的新中国。第二次是邓小平将原先的计划经济转向走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之路，支撑了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当代中国面临着第三次历史性选择，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新时代，这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方向性抉择。
十八大赋予了生态文明建设很高的历史使命。十八大明确提出，搞生态文明是关乎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长远大计，是建设美丽中国也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大问题。
在这个伟大的转型时期，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是继续走工业文明之路，还是生态文明之路。中华民族要永续发展和伟大复兴，不可能通过西方的文明之路来实现。什么是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复兴之路呢，这就是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这不并是说近代以来中国追赶西方的工业文明错了，我们搞工业文明没有错，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工业文明只能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过度文明，是中华民族从过去走向未来的一个桥梁，是一个必经的时代阶梯，到目前为止，工业文明作为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桥梁的这一段路，已基本走完，需要转向生态文明之路。生态文明才是中华民族走向未来家园、走向伟大复兴的归属之路。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会长段国圣：
中国资产管理的规模已经超过了100万亿
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近20年以来，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得到了迅猛发展，现在的统计数据资产管理的规模已经超过了100万亿，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认为资产行业管理的发展是由实体经济的发展所决定的，过去的40年特别是近10年以来，中国经济得到高速的发展，这里面有几个动因，第一个是全球化、国际化，大家很清楚201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从2002年到2007年我们出口的增长是平均是29%，是加入WTO以后全十年的两倍，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从2011年的38%一下子上升到2016年65%，同时，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还有几个动力，一是工业化二是城镇化。
2012年工业化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第二产业对经济的贡献超过一半以上，2012年出现服务业超过第二产业的现象，我们这段时间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重工业里面需要炼钢、煤炭、矿石、水，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它是需要很多钱的，所以它对融资的需求非常的旺盛，在工业化的时期，伴随着很重要的现象就是中国城镇化，我国2011年到2017年，城镇化的人口从4.8亿增加到8.1亿，城镇化率从18%增加到58.5%。户籍人口也有明显的增长，从3.3亿增加到5.9亿，城镇化户籍人口率从15.8%增加到42% 。
经济发展变化了，我们未来的投资方向和资产管理界的方向也在变，前些年赚钱的是工业化、地产、城镇化等行业，那么今天我们可能是健康、消费、大金融、教育、TMT等行业，我们只有在这些行业里布局，在这里寻找优质的公司，才能在股权、债权里面赚到钱，才能使投资者赚到钱，才能使得资产行业获得迅猛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研究员刘玉书：
深化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2018年国家推进的机构改革力度空前。正部级机构减少了8个，副部级机构减少了7个。改革涉及范围广、调整范围深，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文章所指出的：“堪称是改革开放近40年来历次机构改革中最有远见和魄力的方案。” 乘着科技飞速发展的翅膀，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深刻的社会革命，人与数据的融合、人工智能对人的全范围挑战日益趋近。面对全所未有的时代，面对未来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数字中国的发展之路砥砺前行，深化机构改革已成为党和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全新的时代，需要从战略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高度去认识这场深刻变革。
2017年10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全党同志一定要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牢牢把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统筹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强大动力。”在国家‘并联式’叠加发展的大背景下，数字中国建设作为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的重要内容，将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基础。
深化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1982年以来，国务院机构一共集中进行了7次改革，先后进行了精简各级领导班子、加快队伍年轻化，淡化政府微观经济管理，政企分开，应对加入WTO组织政府机构调整，探索建立大部制等。结合2018年的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历次机构改革发展路径清晰可见，始终围绕着政府职能转变的发展脉络，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断发展。通过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原文中共计近10万字的“国家治理”和“机构改革”重要相关词汇的对比，这两者的关系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杨希雨：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2.0时代
过去四十年，我们常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是探索式的实验式的改革开放。如今，中国果断迈入顶层设计指导下的主动性的系统性的改革开放，这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2.0时代。
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也得到了沉痛的教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我们的改革开放2.0时代，已经不再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不再是以摸索为前提了，新时代“深改扩开”领域在顶层设计下的特点是结构性改革而不是局部性改革，涉及我国全局，甚至会对全世界产生影响。例如大幅度的降低市场准入条件和关税，这看似只是就经济开放而言，但同时它又是一个能够大幅度影响改革的措施；还有如对外资的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这也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再定位、再改造产生深远影响。
过去中国改革开放主要体现在对外资的法规政策方面的改变，而现在改革开放直接瞄准的是我国整个市场体系的构建。我们面对的市场正在发生变化，由政策法规的建设到市场体系的建设，目的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作用。这当中，增加进口和扩大吸引外资，成为我国整体市场经济系统性改造的一个抓手，因此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
一些领域将由过去的单向开放，发展到现在的双向开放。如以往我国的开放重点是以外资引入，商品出口为主。现在，我们的开放更加体现出双向的色彩，商品要大出大进，资本也要大出大进，同时资本的流入流出更加市场化。此次宣布金融改革部署资本双向有序流动也是配合金融业改革的一个措施。
双向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2.0的一个重要标志。抛开具体措施看出两点：中国在博鳌论坛上宣布的只是第一轮大规模改革开放的措施，二是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改革开放措施，也就是说，这只是在为更深更广的改革开放搭桥铺路，这个过程中形成双向的开放市场格局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关键点。
（责任编辑：李园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