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个人情感与国家、革命、政治联系到一起时，爱情也会变得凝重与严肃；当一对夫妻并肩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时，他们的承受与付出不是常人所能够想象的。周恩来与邓颖超用他们的爱情传奇对那句古语作出了最好的诠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结婚。从此，他们携手并肩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峥嵘岁月。
1920年12月27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张申府和刘清扬一起到达法国。行前，陈独秀、李大钊委托张申府负责在旅法华人中发展组织。当周恩来了解到国内筹建共产党和张申府受托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后，立即提出加入组织的要求。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周恩来在巴黎办公住所的留影
选定了主义和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周恩来的心情格外喜悦。他在给天津觉悟社朋友的信中兴奋地写道：“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共产主义也就够了。”“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
后来，周恩来以“伍”署名给邓颖超写了一封题为《德法问题与革命》的信。在信中，他说：“资本主义一天不打倒，他的最后保证在帝国主义的混战永不会消灭。欧乱正方兴未艾，所可希望的只是俄国。”信中引用了卢森堡的一句名言“我们若无军队便不能革命”，试图说明“这是独到之语”。这时的周恩来已认识到：中国要想革命胜利，就必须搞武装斗争。
1924年，邓颖超（左一）等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骨干成员合影。
在旅欧期间，周恩来同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友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1923年春的一天，邓颖超正在和刚从上海来到天津的觉悟社社员谌小岑、李峙山夫妇商量建立一个研究妇女问题的组织，忽然门外响起一声清脆的童音，原来是马千里6岁的女儿马翠官蹦蹦跳跳进来了，小手中扬起一封信：“邓阿姨，您的信，门房叔叔刚刚收到，说是外国寄来的，让我赶快送给您。”
邓颖超一看信封上那挺拔的笔迹，便知是周恩来从法国巴黎寄来的。她打开信封，只见明信片上，芳草如茵，鲜花盛开，春光明媚。3个披散着金色秀发的美丽女郎正迎风奔跑。明信片背后，是熟悉的周恩来的笔迹：“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
留学中的周恩来
聪明、机警、热情、活泼的邓颖超，看了明信片，不觉呆住了。一股甜蜜的热烈的情感猛地攫住了她，震撼了她的心灵。李峙山和谌小岑走了。整洁的小房里，邓颖超默默地看着那张不同寻常的明信片，沉浸在她和周恩来相识4年的回忆中……
归于平静后，邓颖超还有些疑虑。她知道周恩来一向标榜自己抱独身主义，如今怎么变了呢？她又知道他身边有一位共同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姑娘，她一直以为他俩会好起来。现在，恩来又为什么对她那样表示呢？
邓颖超回信了。信中首先征求他对她和李峙山、谌小岑要建立一个进步的妇女组织的意见。信的最后才说，明信片已收到，含蓄地问他：你不是一向抱独身主义的吗？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
周恩来的回信很快来了，非常赞同他们组织一个进步的妇女团体；笔锋一转，回答了她的疑问，倾诉了他对她的热烈深沉的感情。他对她说，他到欧洲后，认识到革命和恋爱并非对立，“独身主义”的主张已经改变。马克思和燕妮，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都是理想的革命伴侣。在法国，他的好朋友蔡和森和向警予、李富春和蔡畅都恋爱结婚了。朋友们也希望他能选择一个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他坦率说到，身边是有一位比较接近的朋友，他觉得她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而他已决定一生献给革命，唯有勇敢坚强的小超才能和他终身共患难，同奋斗！希望尽早得到她的明确答复。
邓颖超被周恩来的情深意长的来信深深打动了。她对他长期纯洁的友谊陡然升华为美妙热烈的爱情。恩来确是她理想的终身伴侣。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给了肯定的答复：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
青年时期的邓颖超
这年5月，邓颖超在《女星》旬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样写道：“两性的恋爱，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并不是污浊神秘的。但它的来源，须得要基础于纯洁的友爱，美的感情的渐馥渐浓，个性的接近，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合，人生观的一致。此外，更需两性间觅得共同的‘学’与‘业’来维系着有移动性的爱情，以期永久。这种真纯善美的恋爱，是人生之花，是精神的高尚产品，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将来，是有良好影响的。”这些话，可以说是她和周恩来真纯善美恋爱的写照。
1924年7月下旬，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周恩来告别生活了将近4年的欧洲大陆，踏上了归途。此时，邓颖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他们虽然在书信往来中间已经定情，但周恩来归国后近一年，却不曾有机会同邓颖超见上一面。
1925年1月，高君宇在上海参加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受周恩来之托，在返回北京的途中，特地在天津下车，到邓颖超任教的学校去看望她，并把周恩来的求爱信转给了她。高君宇的这一次看望，对于他们的结合，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高君字被邓颖超称之为她与周恩来之间的“红娘”。
8月初，周恩来与邓颖超要在广州结婚。邓颖超乘火车到达广州那天，周恩来因公务缠身，实在不能去接，就将接新娘的“任务”交给了陈赓。周恩来带了一张相片给陈赓，陈一看相片，乐了：“我的周大主任，您这是从哪个博物馆里掏出来的？”周恩来说：“这还是我去法国留学以前她送我的。这，就要看你的眼力了。”“我的眼力，您放心！”陈赓说着走了。
1925年，邓颖超留影。
陈赓来到火车站，瞪圆了眼珠子。注视着从车站走出来的每一个女郎，可是，下车的旅客都走空了，还是没见到他的“准师娘”。此时，周恩来住处已是宾客满堂，大家都眼巴巴地等着看准新娘。陈赓回来一见这局面，知道自己把新娘接丢了，大家不会放过他，于是来了个以攻为守。
他一进门就嚷道：“没接来，让我把新娘接丢了！不过，这不能怪我，你们大家都看看！’他举着那张旧相片，转着圈儿让大家瞧，“让我拿着几年前的相片去接人——应该怪周主任自己……”。陈赓正在“嫁祸于人”，门口忽然走进一位笑眯眯的姑娘，陈赓和她打了个照面，马上愣住了，正是相片上的那位。
原来，邓颖超在火车站没有看到想念已久的周恩来，只好照着通讯地址，径直找到他的住处，周恩来迎上去，拉着邓颖超来到陈赓面前笑着说：“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常在信中提到的陈赓，今天我有了急事，请他去接你，谁想到他居然把我的新娘接丢了，还有理瞎嚷！”大家哄地围上去：“罚他！周主任，狠狠地罚他！”众人七手八脚地将陈赓按倒在地给邓颖超磕头。闹过之后陈赓负疚地说：“我认罚，就罚我给周主任操办婚礼吧。”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结婚照
就这样，1925年的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结成了一对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的革命伴侣。不论是战争环境，还是和平年代，因工作需要，经常使周恩来与邓颖超分离，但他们却无论何时，都心心相印，相互关怀，相互思念。
1938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武昌珞珈山合影。
1940年，邓颖超与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村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