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同志在党、国家、军队重要岗位上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决策，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各项建设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建设新中国共同从事的艰辛探索，对于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建立强大的国防军,是我们面前迫不及待的任务
1949年10月20日，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朱老总就强调：“建立强大的国防军,是我们面前迫不及待的任务。”为了加快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朱老总呕心沥血,日夜操劳。1950年初,朱老总给毛主席连写了两个报告。他提出要迅速建立海军、空军、工程兵和铁道兵，并着手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全军从精简整编、组建新兵种、发展军工生产、建立军事院校、进行文化教育和战术技术训练、制定条令条例等七个方面开展工作，来加速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刘建向爷爷朱德汇报在部队当兵的体会
朱老总直接参与和领导空军、海军、装甲兵等军兵种的组建工作，关心后勤工作和军事工业的发展，注重军事院校建设和部队训练工作。1949年7月上旬，朱老总向中央建议：派留学生去苏联学习空军，6个月毕业即可使用。毛泽东十分重视朱老总的建议，并于7月10日致电周恩来，认为可考虑派三四百人去学习，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飞行员，组成一支攻击部队。1950年3月，朱老总出席空军政治工作会议时，在讲话中明确了空军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配合其他军兵种完成解放台湾的任务。5月，朱老总在全军参谋工作会议开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军队实行统一编制的重要性。这次会议决定设立六大军区，成立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人民武装部，领导地方武装工作。
1951年8月10日,朱老总视察海军615舰，勉励海军官兵一定要好好学习海军战术技术，牢牢地守卫祖国海防。视察结束后，朱老总还专门就海军建设问题致函毛泽东,要求尽可能建设海军的防卫力量。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大体上完成了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的转变，逐步地走上了现代化和正规化的道路，开始了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历史性突破。张爱萍上将曾回忆道：“为了尽快使我军编制和战斗编成达到合成化，朱德同志亲自抓了空军、海军、装甲兵等军兵种的组建工作，先后从陆军中抽调大批骨干充实到这些部队，以欣喜的心情看待这些具有强大火力、突击力和机动力的新军兵种的诞生。”
朱老总非常重视实现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就多次给毛主席写信，提出发展国防工业和制造武器装备的建议。朱老总还比较早地提出了发展我军的尖端武器问题。在1957年8月国务院讨论“二五”计划时，他就提出发展尖端武器、搞原子弹和导弹的主张，并得到周恩来的肯定。他说：“朱老总讲得好。你有了两弹（原子弹、导弹）人家对你就不同了。这对科学技术有好处，尖端和基础是有密切关系的。”1960年10月，朱老总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我们的军队一定要下决心用尖端技术武装自己。如果我们的军队能在思想政治上武装好，再加上先进的装备，那就会成为天下无敌的军队。”
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
早在1950年3月，朱老总在全国劳动局长会议及邮政电信代表会议上就提出：“我们目前最大的事情就是要发展生产。”后来，不论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尚未进行的时候，或者是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的时候，他都始终不渝地强调发展生产力。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就要努力发展生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要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朱老总在提到发展生产时，常常是同改善人民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的。他说：“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增进人民的福利。”
朱老总是我国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先驱者之一。他说：“我们要找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认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不能违反经济规律，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他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1963年10月，他专门给周恩来、邓小平写信，提出：在发展生产中，怎样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这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朱老总是主张发展商品性生产的。他认为，不论农业和工业，都要发展商品性的生产，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
朱老总很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他说：“全党同志必须提高对发展农业重要性的认识。”“粮食生产一定要过关，否则，哪个国家也养不起我们这么多人。”但是，除重视粮食生产外，他是强调多种经营的，主张农业要向多种经营的方向发展。在种植上和采用技术上，也要因地制宜，使地尽其利，物尽其用。对于工业企业，他在1962年谈到，企业、事业单位要实行厂长负责制，制定规章制度，有人负责。他认为工业方面要抓住设备和运输两个大问题，要发展铁路和航运事业，并提出沿河岸的居民靠水吃饭，可以组织他们包运。朱老总特别关怀的，是手工业，他认为这是大工业很重要的助手。“手工业生产发展了，有助于活跃城乡经济”。就是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手工业生产也还会存在，这是个长期的事业”。在朱老总的关心下，手工业生产和手工业者都得到很好的发展和保护。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总结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时明确说：“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
朱德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
朱老总还主张对外做生意。1962年12月，他在南京同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谈话，曾说：“大门是关不住的，总要和世界市场打通关系。”他主张同其他国家做生意。1957年在同外贸部负责人谈话时，他说：“只强调自己制造，不要进口，这不是先进思想，而是保守思想，应当克服。”朱老总批评过那种把“自力更生”理解为闭关锁国的思想，并说过：“我这个人就是想多搞点对外贸易，因为这样才能促使我们的建设事业搞得更快。”“增加出口产品数量，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打入国际市场。这样，可以增加外汇收入，积累建设资金，加快建设速度。”1961年3月，他在港澳出口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特别注意“以进养出”和“以出带进”两条，他主张搞劳务出口。他提出外贸工作要有专家，要懂业务，既要政治思想上强又要懂得世界经济。
朱老总逝世前，仍然牵挂着生产。在病榻上，朱老总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做了最后一次谈话。那时，他正闭着眼睛，听到李先念来了，立即睁开，两人紧紧的握手。他慢慢地说：“生产要抓，不抓生产，将来不可收拾。”又说：“生产为什么不能抓？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要抓好。”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1958年7月，朱老总和随行人员到兰州五泉山考察，途中看到一座牌坊，牌坊上正书：“高处何如低处好”，后书：“下去还比上来难”。他感慨道：“古人把‘下去还比上来难’写在这里，也是寓意很深啊！要是同我们的现实情况联系起来看，的确是‘下去’更难些。所以，毛主席一再倡导各级干部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倡导干部下放锻炼，将军下连当兵，书记种试验田。”朱老总一贯十分重视“下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朱老总不顾年事已高，经常下去调研，体察民情民意。他跑遍了中国除台湾和西藏的每一个省份，调查研究也是多方位的，从工业、农业、商贸、财政、交通等等，都是经过深入调研后，亲手拟写了一份又一份调查报告。据统计，从1956年至1966年，朱德在外视察调研就达27次，平均每年外出近90天，这11年间他向中央致函致电24封，写出调查报告13个，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朱德在基层调查研究
当时有些进城干部并不重视调查研究，而是想当然地采取单纯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这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做法严重侵蚀着领导干部和党的威信。对此，朱老总曾严厉指出：这种官僚主义作风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犯罪行为。“大跃进”开始时，朱老总热情也是比较高的，但他逐渐发现了问题，便挺身而出，主动“下去”了解真相。1959年5月，他和董必武、林枫一起到东北三省就农业问题特别是公共食堂问题进行调研后，联名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分析多数群众不愿意长年参加农村公共食堂的具体原因，并力请解散农村公共食堂。为此，他在随后的庐山会议上受到了错误批判。但后来的历史证明，解散公共食堂是正确的。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
我1953年出生，当时百业待兴，全国上下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潮。爷爷为我取名“刘建”，寓意是希望我长大后能够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我的一生受爷爷的影响很深，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至今仍然受用一生。他教育我们要学会勤俭和艰苦朴素，他老人家写过一首勤俭的诗：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我用这首诗教育我的儿子当普通人、过普通生活，勤俭节约。
爷爷在和我们几个孙子交流时，会主动讲一些带有人生哲理的话，也会提出明确的要求。他说“干工作不要挑挑拣拣，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不管干什么都要安心工作，干哪一行就要把哪一行干好。”我参军后，穿着新军装去看望爷爷时，老人家像对一个新兵一样，严肃地对我说：“到部队后，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要在别人面前摆架子，不要当‘兵油子’。”弟弟刘康被分配到工厂工作，爷爷高兴地对他说：“当工人好，就是要当工人、农民，人类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创造财富，才有饭吃，不要想当官，要当普通劳动者。”他还特意问另一个弟弟刘武：“你长大了去当农民，好不好？农业重要啊！”工农兵全问到了，他又语重心长地讲了他最想说的话：“你们要接班，不要接官，接班就是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本领。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只想着自己的名誉、地位，这样的人早晚要被人民打倒。”
爷爷绝不允许我们搞特殊化。在这方面，爷爷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关于这点我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1972年，爷爷的秘书受人之托以给老人家亲属购表的名义，向军委办公厅申请购买10块“莺歌”手表，虽按价格付款但要求免除工业券。当时这种原装进口手表是重点内控商品，市场根本见不到，价格是187元一只，同时需要70张工业券。在计划经济时期，每个城市居民一年仅发给很少的工业券。军办接到电话后，只按价格收钱并免除了所有工业券，同时将手表送到家中。爷爷知道后，非常生气，将拐棍杵得地面噔噔响，说：“我戴的是国产表，质量很好，不需要更换，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共产党员首先不能欺骗组织，必须遵守组织纪律，绝不允许搞特殊化，以我的名义向组织要东西。”爷爷责成这位秘书做出了深刻检查。为了让他吸取教训、警示他人，爷爷果断决定将表和人都退了回去，重新另选了秘书。
爷爷很喜欢到人民群众中去。记得1975年初夏，又一个探亲回家看望爷爷的日子。此时年事已高的爷爷突然提出，想去乡下走走，并补充说，不要惊动任何人。一辆小车，两个随从，我跟着爷爷乘坐的小车，向北京郊区农村驶去。
正是麦子成熟的时节。一片黄灿灿的麦田边上，爷爷下车沿着田埂，朝麦地深处走去。他站在麦田中间，放眼遥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自己弯腰伸手捋下几颗饱满的麦粒，拿在手心捻了捻，吹走麸皮后，放入口中，一脸满足。此时，护田的农民看到有人下到田间，就慢慢走了过来。爷爷高兴地跟他聊起了天，家里一共多少亩地？一亩能打多少麦子？多少交给国家多少当做口粮？……种田是庄稼人最在行的事情，一唠起庄稼，老百姓滔滔不绝起来，爷爷也听得很开心。等到走的时候，突然一个农户嘟囔了一句，“我怎么看着你像朱德啊？”爷爷听了哈哈大笑，这一笑不打紧，老百姓纷纷大叫，“就是他！”“朱总司令来了！”引得更多老百姓紧紧地围了上来，久久不愿散去。(本文作者/刘建 朱德元帅外孙，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学院原副院长，少将军衔。)
（责任编辑：李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