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素（1916—1992），原名廖国卿、廖国清、廖肇卿，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南溪镇王畈三道河栮湾人。7岁时，她被父亲送一地主家当童养媳。13岁，地主家老人病重，需要提前娶儿媳“冲喜”，地主强迫小国卿与刚满15岁的丈夫“圆房”，她不从，招来公婆一顿毒打，小国卿一怒之下，卷起一个红包裹，便逃了出去，躲进了深山密林里。
暮春，大别山的林子遮天蔽日，大别山的路崎岖嶙峋。走着走着，廖国卿迷了路，不知道朝什么方向去，不远处间或传来一两声鸟兽的鸣叫。然而，她幼小的心灵全然没有惧怕，她想只要不挨饿、不受冻、不遭公婆的毒打就是晴天。
1929年5月6日午夜，家乡闹暴动，廖国卿身背红包裹，手拿红旗，紧跟在明强学校一部分师生的后面，在共产党员詹谷堂、袁汉铭的领导下，进行了游行示威。随后，年轻的廖国卿参加了红军，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当宣传员、医护员。1930年后，她调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四军医院做看护工作，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1月又调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部医院当司药。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实施战略转移，廖国卿随军西征。
心有余悸的廖国卿改名“彭素”
在长征路上，廖国卿将自己的名字改随母姓，叫彭素。为什么要改名换姓呢？这还得从1933年秋说起。
那一年，廖国卿随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进入四川。一天夜里，根据地城口平坎临街的一所普通的房子里露着荧荧的灯火儿，这儿是野战医院的药房。此时，廖国卿刚忙完最后一个病人，关上铺面，拴好门，坐在灯前检查一天的处方。
“咚咚咚!”有人使劲地敲着门板。“谁？抓药的吗？”廖国卿揉了揉疲乏的双眼随口问了一句，因为平常夜间敲门抓药的人很多。来人没有回答，但门被砸得更响了。刚开始，廖国卿并没有过分紧张，因为镇子上住的全是红军，夜间的岗哨查得也严。当她从门缝往外瞧时，心里不觉一紧，敲门的是一个男人，手里拿着一支手枪。
“你是谁？有什么事？”
“快开门！开门再说！”回答不容置疑。
廖国卿又一次顺着门缝往外望去，当她认出敲门人时，一下子惊呆了，竟是医院的党委书记。
深夜，一个持枪的男人敲一个年轻姑娘的门，会是什么事呢？廖国卿慌乱地吹灭油灯，顶牢门栓，躲在一个角落里，没敢动。莫名的恐慌笼罩着刚刚17岁的廖国卿。
天亮了，但夜里发生的事仍在廖国卿的脑子里萦回，于是她把这个事情向医院政治部主任做了如实汇报。不料，她却因此落入了可怕的境地。很快，政治部主任找廖国卿单独谈话，谈话内容很简单：党委书记半夜砸门的事纯属诬告；经查你家庭出身有问题，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三天以内如果找不出证明家庭出身的人，立即枪毙。这个决定，对年轻的廖国卿来讲简直如睛天露雳。一个7岁当童养媳、13岁就追赶红军队伍的穷孩子，一夜之间竟成了地主的狗崽子。
举目尽是他乡客，谁能证明廖国卿的身份？谁能替她排除那死到临头的威胁?廖国卿绝望了。虽然对生绝望了，但她对革命并没有绝望。既然只有三天时间，那就把它全部献给革命事业吧。国卿懊丧得抬不起头来，但是药抓得更认真了。
越是临近死亡，求生的欲望越是强烈。第三天，廖国卿在一张处方上发现了一丝生的希望。这是一个小腿骨折的伤员，某营的副营长，叫廖家强，是国卿老家三道河邻村的人。他们虽然互不相识，但廖国卿还是抱着一线希望找了他。
廖副营长一听次事立马就火了，吊着一条断腿找到了政治部主任。就这样，保卫处的手枪里退下了一粒待发的子弹，保住了一个普通医疗战土的生命，而国卿又在以后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保住了无数流血战土的性命。
从那以后，廖国卿心有余悸了。敌人的子弹她从未怕过，但怕的是有一天再遇上自己人的子弹。自那以后，她改随母姓，叫彭素。
彭素上校的革命军人证明书
三过草地，磨炼坚强意志
在红军这所大学校里，彭素学会了写字，学会了配药、抓药等医疗技术，也学会了怎样做名称职的战士。有一次，部队在战斗中缴获了一本药物学书，她如获至宝，常凑在昏暗的油灯下一笔一划地抄写，得空闲就一字句地认、念、背，直到滚瓜烂熟。“不学不行啊，伤病员的生命都在医护人员手里握着呢，疏忽一点儿就要毁掉一个同志的性命。况且，那几个俘虏过来的医官还常常用英文、拉丁文开处方刁难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姑娘。”彭素回忆时说道。
本文作者廖家同(左)和姑妈彭素上校及表哥合影
1935年，彭素已经是一个业务相当熟练的药局主任了。夜里抓药不用点灯，随便点出一种药品她都能准确地说出性质、剂量、禁忌、副作用。当时部队刚刚越过草地，又接到命令要调头再过一次。错误路线的干扰，使多少久经沙场的同志倒在了草地里。部队出发时，彭素却因患伤寒倒下了。连日的高烧使她皮肤、口、鼻、耳朵出血，大便带血。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月，得了伤寒就意味着死亡。部队在出发前决定，把伤员和病号就地安置。连身体好的人都不能保证能走过草地，伤病号就更不消说了，与其让他们在苦难中死去，倒不如让他们在安静中离开。
部队不得不把彭素送到附近的一户老百姓家中。房东是一位十分热爱红军的老大娘，她像照顾自己的女儿一样护理彭素，不时用盐水给彭素漱口，用米汤喂彭素，七八天后，高烧竟然渐渐退了。
当她得知部队马上准备再次过草地时，便再也坐不住了。她想到了很多为了革命不顾自己，甚至牺牲生命的同志。二过草地，困难之大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也正是考验自己的时候，不能因为疾病就掉队，离开胜似母亲的党和红军啊！
第二天早晨，天刚放亮，嘹亮的集合号声传来，彭素赶紧起床，穿好军装，告别了半个多月来日夜护理自己的大娘，拄着拐棍、支撑着虚弱的身体，踉踉跄跄地走在北上的队伍里。
茫茫无边的草地不但有大自然不断出现的可怕景象，还有人为造成的种种恐怖。一路上常常能看到掉队的战士被土匪和反动武装割断脚后筋，挖去眼晴，剥光衣服，任成群的乌鸦啄着他们带血的肉体。愚蠢的敌人想以此来威吓后面的人，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血淋淋的场景只能燃起革命者胸中的怒火。
1936年，第三次过草地。一天傍晚，彭素走到一条水深齐腰的河边。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大部队手拉着手，好不容易涉过了河。时隔不久，河水猛涨，还有彭素等五个女战士没有过河。其中一个年轻姑娘急着要赶上部队，便下河拉着马尾巴走。走到河中间时，不幸被汹涌的浪涛卷走。后面的同伴望河生畏，不敢过河了。这一夜，彭素等四个女战士互相依偎着在岸边草地上，等待救援。
第二天拂晓，大部队开始行军了。滞留在河对岸的彭素等四个女战士隔河相望，发出呼救声，总务科长听到呼救声后，立即组织会骑马、凫水的人员过河，才把她们营救回来。几个月以后，在过腊子口的行军队伍里又出现了彭素那矫健的身影。
腊子口在甘肃迭部县境，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重要关隘。两边悬崖峭壁，中间是一条水深流急的腊子河，河对岸筑有坚固工事，敌军用两个营兵力凭险扼守。红军除通过腊子口外，别无他路。于是，攻打腊子口的战斗打响了。战斗非常激烈。彭素在抢救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兵后，猛然发现前方几十米处，有个向河对岸飞奔的青年士兵中弹倒下了，彭素毫不犹豫地蹿出了战壕，匍匐着向前爬去。炮弹不断在她身边炸响，子弹呼啸着从她头顶飞过。说来也怪，也许是凭着久经沙场的丰富经验，她竟然毫发未损地穿越战场，把那个年轻士兵救了回来。经过激烈战斗，最终，我军夺占了这一天险隘口，打开了北上甘南的门户。红军继续向着陕西挺进。
腊子口战役纪念碑
生活中的难言之苦接踵而至
1938年春天，彭素到了延安，在留守兵团卫生部任司药主任，后又任军委卫生部柳树店分院药局主任。1940年入延安女子大学学习。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她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开荒、纺线、织毛衣。她一个人养了两头老母猪，二十头小猪，二十头肥猪，四十多只鸡。年底被评为边区劳动模范，还得了一千元的奖金。
边区的生活苦她不在乎，过草地时吃皮带、大黄叶的苦她也尝过了，只是，当时她还要忍受着另一种难言之苦。
彭素的丈夫叫周吉安(1904-1955年)，浠水洗马畈人。他们有个儿子，叫周平。那时周吉安也在延安，但却在延安监狱里。至于是因为什么，谁也没向彭素解释清楚。当年，在延安党校学习一年半的周吉安突然被说成“反革命”，便失去了自由。彭素带着刚满两岁的周平，听课、劳动，还要惦记着坐牢的丈夫，有了钱，总是先买点吃的用的托人给丈夫送去。好在那时侯没有“株连”，彭素照常被评为劳动模范。直到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许多领导同志联名做保，周吉安才被解除监禁。以后，周吉安并没有因为这段误解而躺倒不干，而是凭着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地转战各地。开始他们还有断断续续的书信，后来渐渐地失去了联系。十几年过去了，有人传说周吉安死了，也有人传说彭素死了。全国解放以后，彭素和周吉安在北京相逢时，他们都已另有家眷了。建国后，周吉安任武汉市卫生局局长、中国医药公司副总经理。1955年6月29日在北京病逝，葬于北京八宝山烈士墓。
本文作者廖家同(右)和姑妈彭素上校在姑父周吉安墓前
马卡连柯说过:“一个人向前瞩望的时候，如果看不到一点快乐的远景，他在世上就活不下去。”那么，彭素在那艰难困苦的境地里看到了点什么呢？也许，她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新中国就在眼前；也许，她看到了在新中国合家团圆的快乐；也许，她有了一个革命接班人的后代周平。
后来，解放石家庄的战役打响，彭素毫不犹豫地把周平寄放在一个老百姓家里，率领救护队冲上前线。战斗结束后，彭素去接儿子时，一片废墟给了彭素沉默的回答。三个月以后，那位好心的老百姓赶着一辆破旧的马车，历尽艰辛，终于在部队休整地香桐找到了彭素，可此时的儿子周平已经因患“乙脑”下肢瘫痪了。
永远的红军女战士
她是一个女人，坚强的女人，但她更是一个军人。军人的信念决不单单是服从命令，而是要拼命地完成任务。战争年代彭素是这样，和平时期彭素仍旧是这样。
1950年6月，彭素跨进了私立协和医院，参加接管工作，并任协和医院女宾部支部书记兼政治协理员。
1951年4月，彭素负责筹建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的保育院，并任院长。彭素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请来设计师，告诉他们：造一个高级的、让孩子们比我们过得更快乐一点，更舒服一点的乐园。这就是现在的“五一”幼儿园和“五一”小学。
1952年8月，彭素被选送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学习。
1956年，彭素被任命为军委总参综合医院(后改为总后三O二医院)副院长。
“文革”期间，彭素受到错误的批判和迫害。
1975年重新工作，回三O二医院任副院长。
1960年，彭素被授予上校军衔。
1983年，军委总后政治部决定，彭素享受正军职待遇离职休息。
1992年，彭素上校病逝于北京三O二医院。
素临终前，将一生积蓄下来的一万七千块钱全部缴了党费。就在彭素去世一个月后，儿子也病逝了。母子俩的骨灰盒同时安葬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南溪镇马头山脚下。直到2018年1月20日，母子俩骨灰盒才迁移至梅山烈士陵园安葬。
梅山烈士陵园内的彭素母子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