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二战后行成的一个执政体系，就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竞争制度。党外有党就是执政党与在野党，党派之间可以联合执政；党内有派是为了相互制约，也可以说是日式民主的一种方法，防止暴走、防止独裁。如今日本自民党内可以说是有7家派阀：最大的是安倍所在的细田派，有96名议员；安倍在东京都议会败选以后，麻生太郎在东京成立了新麻生派，有59名议员，也是自民党内第二大派，麻生在成立时，就公开说：我这一派就是要在党内起到制约作用；第三大派阀就是岸田派，也就是岸田文雄率领的派阀，岸田也公开表示要离开内阁，争取做到日本首相。
日本政治跟中国政治不同是什么呢？就是所有加入自民党的议员可以说出来的志愿都是做首相，在中国你这是野心勃勃。在日本要做首相，你就不能总是在内阁里待着，你要从内阁里出去，并能够向内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民众看你可以做首相，你才可以做。
在自民党内这种复杂情况下，安倍在东京都议会失败以后，各个派阀大佬们的活动是非常活跃的，一方面他们公开表示，我们会支持安倍晋三，但是支持并不表示对安倍失去制约。自民党现在最强的声音就是：如果这一次东京都议会的选举是一次国政也就是众议院的选举，自民党可能就全军覆没了。因为在东京都议会，自民党的席位由五十几个变成23个，这对自民党的打击太大了。这是在安倍一强的背景下，根本没有考虑到的情况下，出现了这么个事情。安倍一强的脆弱性，没有想到这么不堪一击。在这种情况下，各位大佬们虽然表示支持安倍晋三，但是对安倍晋三的制约力也会加大。
东京都议选的重要意义在于，让人们看到了安倍一强是脆弱不堪一击的，导致安倍政权在党内地位下降，随之而来的就是安倍内阁的支持率大幅下降到31%，而按照日本内阁历史来看，当支持率下降到40%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要被迫下台了。按照我们国内的思维，安倍出现困境，自民党内应该团结支持，共同度过这个难关，但日本实际的情况却是，自民党内的这些大佬异常活跃，隐隐对安倍形成逼宫之势。所以要研究一个国家的政治、内阁情况，就不能按照国内的思维去看这个事情。
麻生选择在安倍遭遇失败的第二天成立一个新的派阀，一直被国内分析为故意挑战安倍的地位，但实际是这个话题不成立。因为成立一个派阀，要经过长时间准备，不是说可以随便选择一个时间成立的，这个时间是一个偶然的巧合。无论有没有安倍惨败这件事，这个派阀都要在这个时间成立，跟挑不挑战安倍没有关系。派阀的成立时间都是早已确定的，包括酒店的安排都是提前做好的。在日本安排一场大型会务活动，是要提前八个月预定的，所以时机上只能说是麻生赶得太巧了，绝不是故意挑选时机。只是麻生在这个会上表现的过于强势，他在这个会上说：我这个派阀成立起来就是要制约的。而且日本政坛最大的趋势就是麻生派和岸田派可能会合并，他们过去都是属于池田勇人的大红池派，这两家要是合并以后，他们就会超越安倍晋三所在的细田派，成为自民党内的第一大派阀，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安倍晋三的威胁也会更大。
日本政坛右倾化，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倾向。但是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就是中日两国在相互认识的过程中，相同的文字是一个陷阱，什么意思？右倾化和右翼化在我们国内看来就是彻底否定，但是在日本，这个词汇不是彻底否定的词汇。它是一种路径选择，是一种当国家感觉到不安，当国家感觉到危机的时候，这是他们国家的一种路径选择，某种意义上讲是他保卫自己的国家一种表现。当然，日本的右翼化包含对二战历史罪行的拒不承认，拒绝对国家历史的反思，这是其中不好的一点，也是中韩两国人民比较在意的一点，这也导致国人一提到右翼化、右倾化就完全将其等同于对历史罪行的拒绝反思，但其实其包含的远不止这一点。
那日本为什么会这样不安？为什么会这样狂躁暴躁？为什么会这样迷惑彷徨？最重要一点就是日本根本没有办法接受身边和平崛起的大国——中国。没办法从心理上去接受，所以就如日本自民党原来的干事长谷垣祯一讲的：现在中日两国处于一种心理摩擦适应期，两国对对方都没有办法接受。我们中国发展起来了，我们在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会不断的想到那样一段战争年代的历史，我们也会对日本社会不断的对战争问题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感到愤慨，会成为一种愤怒情绪的导火索；而日本觉得中国在发展起来以后，态度上有开始傲慢的地方，很多行动在解释上有不足的地方，军事发展的速度又非常快，军费也都是两位数的增长。特别是我们的海军通过宫古海峡刷到太平洋去军事演习，演习完了以后经常绕着日本岛转上几圈，在东海的问题上我们越来越强硬，在钓鱼岛巡航变得常态化，我们海军军舰、空军战机的出动频率都比过去有了一个量的提高，我们在南海的动作比较强势。
日本是一个心中有愧才会有不安的国家，如果你没有对中国有这种侵略的历史，你不会有这么大的愧疚、这么大的不安。比如泰国以前就有一艘航母，我们现在有了一艘航母，但是我们看不到泰国对我们有什么强烈反对，泰国没有说：我有航母了，你中国不能有航母。泰国跟中国一直是陌邻友好的两个国家，但是日本不是，它害怕中国对他进行历史性的报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这种内心的不安，使得它怀疑日美军事同盟将来到底会不会为了日本出手，中日真的因钓鱼岛发生纠纷的时候，美国到底会来吗？这几年日本焦心处虑的，就想让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明确表态，所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访问日本，表示钓鱼岛问题适用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日本觉得一块石头落地了，钓鱼岛问题终于进入日美安保同盟里面了，内心有所踏实了一点点。但是其他问题呢，如果在东海发生冲突了，美国会管吗？还是有点担心。
所以安倍晋三在特朗普当选了以后，给外务省下指示：无论如何，我要成为第一个到美国去拜访特朗普的元首，不惜一切代价。但是，对不起，特朗普可对他没那么大兴趣，先见的是英国首相，所以他就很失落。就算这样安倍还是要去，我们预定好了，晚餐可以吃三次。但是让他最扫兴的是，就当他坐飞机到美国的途中，特朗普在和中国的习大大通电话，他就觉得这个太不给他面子了。他认为特朗普请他吃了三顿饭，他非常的开心，这是他回来吹牛最大的资本。但是他没有想到，特朗普在会见习大大的时候，把一家三代都带出来了，小外孙女还在习大大面前表演朗诵唐诗。所以日本媒体就开始讽刺安倍晋三：你不过跟人家喝了几场酒，人家还不喝（因为特朗普不喝酒，特朗普夫人也不喝酒）。安倍夫人反而在那喝醉了，闹了个笑话。
所以要客观的理解日本的右翼化、右倾化，这里面是有他们的一种不安一种焦虑，但是这种不安是什么呢？是日本心态没有端正的表现。亚洲这个区域从来没有出现过两强并存的局面，过去都是一强一弱的局面，中国强日本弱、日本强中国弱。从清末开始，一直是日本强中国弱，而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GDP超过日本GDP，现在我们的GDP是日本将近三倍，现在我们的GDP是日本将近三倍，两强终于并存了，那怎么办？日中到底是不是要合作，还是再去拉朋友圈跟中国对着干？所以这种心态的调整非常重要，日本应该正确理解中国的和平发展，能够和中国在一起创造更多的亚洲元素，这是日本应该考虑的。讲日本右翼的时候，我们也要理解日本的不安，你旁边突然冒出一个被日本称为暴发户的大国，日本现在管中国叫暴发户，所以他会有不安。但是我们要让他适应我们的发展，我们要帮助他来调整心态，我们要让他理解以后呢，把日本从俯视的眼光慢慢变成平视的眼光。过去他是给你各种各样的援助嘛，所以他对中国是一种俯视的眼光，你要让他变成平视的眼光。
未来中日能否建立一中真正和谐的关系，关键在于中国是否能更强大。如果不能超过日本，中国就是虚胖，就是骨头架子大但没有肌肉的人，当肌肉结实的时候，我们对待邻国就会以一种更自信更宽容的态度来对待。比如钓鱼岛问题，它是中日关系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它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历史问题也重要，但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亚太区域的和平发展，这是大局，不能动摇。所以习主席在参加G20峰会，会见安培晋三时谈到了:经贸关系是中日关系的推进器。两国要搞好经济，今天搞经济与过去不同。过去中国跟日本谈经贸就是招商引资，希望日本给中国更多的经济援助；三大红利给日本、劳动力的红利、土地的红利、税收的红利。今天搞经贸是一起携手发展经济，到中国来投资是适用于中国市场的投资，是与中国携手来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作者蒋丰 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
本文为祖国网李俊强、龚玉采访蒋丰，根据采访所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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