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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希雨:“一带一路”面临着利益和风险

2017-09-04 13:43 来源:祖国网

    在建军90周年之际,主办单位举办一个关于“一带一路”与人民军队的国家安全论坛,是十分有意义的。在此,我想谈以下观点:
    在美国,不管是国防部,还是国务院财政部,你想给总统的东西,1947年的立法就定了,都得过滤到美国的国安会,国安会递上去,有了修改或者添加,再报到总统,因为国安会是各个权力部门都要经过的地方。可能国防部报上去的时候,是从国防部的角度,没有考虑到国务院、财政部,但是国安会有一个优势,它不仅知道国防部的考虑,也知道国务院的关切,还知道财政部的兴趣点,所以当这个东西上来的时候,可能给你做加减,最后送到总统的时候,已经不是国防部的原版了,那么再下来的时候,有法律立法,大家就按照这个执行。
    那么,落实到“一带一路”,涉及到这么多部门、这么多方面的时候,还真没有一个把各个方面、各个线头全拢起来部门。
    “一带一路”的推进涉及多个部门、方方面面,需要有一个能把各个方面、各个线头全拢起来的机构,统揽各个分支机构的职能部门,这样有利于“一带一路”更好地推进。
    我们现在为推顺“一带一路”,在执行方面,似乎采取的是“一国一策”方式,这在今后累积起来的可能将是一个灾难性、颠覆性的结果。
    “一带一路”应该是从体系的角度推进,而不是从国别的角度,这是一个基本思路的选择问题。不能因哪个国家重要,就采取特殊对待政策。这在今后将会有什么后果呢?比如高铁系统,不能因它在行进过程中,根据途经国的区别而采取特殊对待政策,这种“一国一策”的思路,最终导致的将是国与国之间的不平衡,而这种思路是需要修正的。

    这个国家很重要,就搞一套政策;那个国家也很重要,搞另一套特殊政策。迟早会出现什么呢?比方说高铁,高铁本来是一个体系,经过这个国家的时候,给它一个优惠,穿到下一个国家,再来“一国一策”。“一国一策”现在是一个很好听的名,这个制度在政府机关好像是个伟大发明。但长远看,它是值得商榷的,高铁穿过这个国家拿过这个“策”了,再穿到那个国家,拿到另一个更好的“策”,结果这个国家一看不干了。就是说推进国际系统没有搞“一国一策”的,我们要修正这一思路,应该从体系的角度而不是国别的角度来推进“一带一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杨希雨在论坛研讨会上发言      宋志娇 

    另外,从体系的角度看,我们要认识到一个大背景,就是当今国际经济政治安全秩序正处在一个历史性变化的前沿,或者说正在进入一个国际秩序转型的时期。就是说在转型新秩序尚未形成时期,老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秩序已越来越难以为继,而在这个时期,“一带一路”政策体系的出现,势必要对目前形势造成影响。因此,我们在推进过程中,就更要注重“一带一路”成体系的推进,在强调互联互通的同时,添加自己的特殊创新因子,为国际秩序的转型做出贡献。这点从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可一窥端倪。过去的时候国际秩序的转型势必要引起战争。从1648年第一个欧洲大陆秩序的形成,一场拿破仑战争颠覆了整个秩序,取而代之的是维也纳秩序,后来维也纳秩序被普法战争打破;再后来,这一格局再次被打破,建立了华盛顿—凡尔赛体系,随后该体系被二次大战打残,又出现了现在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雅尔塔体系。而这两个体系都出现了在演变发展过程中不断修修补补,实在修补不下去的现象。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秩序放到现在已越来越难以为继,越来越不好使,而新的秩序未形成。我们这时候开展“一带一路”就更要强调体系性的推进,因为建“一带一路”重要的不仅是互联互通,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带一路”,在这个国际秩序中添加新的成分为转型做贡献。
    我们先不谈战争风险在增加,不说现在老的秩序不好使,就说贸易和投资的秩序,我认为WTO迟早会进入历史博物馆。其实特朗普帮了中国一把,他否定了奥巴马当年推动的几个不利于中国的政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这三个“T”,第一,涵盖了全球货物贸易的85%;第二,涵盖了全球服务贸易的80%。这三个T就涵盖了80%以上的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这三项协议的达成扰乱了原有的WTO,也终结了奥巴马全球秩序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上,既要注重互通互联的硬件体系建设,如构造高铁、高速公路、码头等,也要注重软件体系建设、国内协调机制,即在国际秩序转型当中打造新的国际贸易投资关系。而随着中国资本越来越多的走向国外,新的国际投资规则也需要随之改变,这时候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协定体系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带一路”面临着利益和风险,风险包含金融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我重点谈谈地缘政治风险。地缘政治风险有两类:一个是显性的,一个是隐性的。显性是指现在未能解决的各种爆发出来的矛盾冲突。隐性是指“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政局存在不稳定因素,例如之前的斯里兰卡总统换届,直接影响着企业投资者的利益损失,而这也是需要考虑的。第三,面对隐性和显性的地缘政治风险,军队必须走出去。其实,“一带一路”到目前为止,人们宣传说“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启了机遇大门,我倒觉得这个事儿也是我军走出去的机遇。近年,一提到两军交流,我们大部分只限于几支大国军队的交流,从而忽略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多种形式交流。加强这方面的两军交流,不仅能够助推我军向全球扩展的软实力,更能增强我军的海外影响力。
    解放军软实力的增强,不仅可以为“一带一路”的贯彻实施保驾护航,还可通过两军的军事交流,掌握沿线国家的政治方向,为后期企业投资者规避政治风险做好准备。因此,两军交流不仅要与大国或主要周边国家交流,还要与沿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的武装力量进行多种形式的交流。向前看,这是机遇;向后看,这是任务,更是中国企业进一步海外发展的保障。
    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有关国家军事交流的时候,这个交流过程本身也是重新塑造安全关系、安全秩序的过程。过去讲的什么放眼全球,也就是说做两军其实想的是更大的事情,不仅是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塑,其实安全关系、秩序也在重塑,那么我们同沿路沿线国家开展两军交流的多边、双边以及多形式的交流本身,也是一个国家开展重塑的过程。


(责任编辑:李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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