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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义桅:“一带一路”与军队走出去

2017-09-04 14:05 来源:祖国网

    我在《世界是通的》一书中把“一带一路”称为21世纪新的长征,就是想说“一带一路”是伟大的事业,确实充满艰难风险,要成功还是要发挥长征精神,还是要学习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当然这是在海外,不是在国内,所以不确定性更大。

    我说几个感觉:
    第一,我们不能用包揽的心态,不能用美国式的思维方式,我们没有美国的综合能力。美国有这么大的能力,为什么中东就搞不定呢?这就提醒我们,不能完全以美国为参照系来做今天中国的“一带一路”,尤其是面对安全风险,否则很麻烦,所以还是要围绕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怎么样更好地借力,怎么样去当地化。我们讲共商、共建、共享这个原则,我们把原则落实在具体的实践中,包括安全风险应对,机制安全还不够。
    确实中国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走出去,我们对于未来世界不太了解,不了解的东西就有不确定性,就要有风险意识,否则可能造成很大的麻烦。
    第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主动走向世界,没有肩膀,不像当年美国有英国人给它垫背。中国现在站在谁的肩膀上?好像没有,我认为可能更多的是借欧洲的力量吧。
    第三,未来的几十年内,人类正好处于一个大风险时期,这不是说“一带一路”引发的,而是这个世界本身就有风险,只是“一带一路”建设正好遇到这样一个风险时期。如果在过去的一二十年时间,相对全球化发展的迅速时期,资本主义体系当时更多地主张国际体系各方面比较平稳,那么那个风险就少。那么现在呢?现在世界不确定性日益增强,“一带一路”正好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双重叠加。
    第四,中国和美国体系性的冲突风险越来越大。比如在国外讲“一带一路”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会问搞“一带一路”推动人民币走出去,难道你就不怕美国打你吗?我说我们人民解放军已经准确好了,所以我们不用怕。

    用辩证的思维方式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属于不同文明的交接地带,像中东。这个恰恰是个机会,它背靠北非,在西方从基督教的思维方式看,完全是负面的因素。那怎么用辩证的思维方式看呢?危中肯定有机,怎么去更好的发挥作用,所以我觉得现在确实还要发动群众,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在论坛研讨会上发言    宋志娇 摄

    第五,我们在国外去调研的时候发现,我们不能简单用国家关系的思维方式是显然不行的,这些国家根本不是现代化国家,刚才讲巴基斯坦,阿富汗,还有非洲,这些都是部落式的,包括我们到柬埔寨调研,柬埔寨的地方政府权威性不如它的NGO的权威性,就是要么是部落化,要么是NGO化,再或者是碎片化,所以国家治理能力很差。
    我们讲军队的时候,军队的传统是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但是“一带一路”我们应对的不是国家风险,不是中央政府或者反对力量,而是非常碎片化复杂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变成“一带一路”人民解放军的过程中,不是一个简单、单纯的国防应对,而是一个安全应对,并且这种安全可能不光是应对,还要塑造。
    也就是说我们机会非常大,整个世界面临着很大的冲突,各阶层、阶级矛盾激化,美国国内有很多我们可以借助的力量。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原来美国式思维或西方的思维方式看待风险?
    还有就是舆论风险。我说这个舆论有三个西方,第一个西方是在和西方体系打交道过程中,需要面临解决的500多年遗留下来的殖民遗产问题。
    第二个西方就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我发现它二元论非常明显,经济基础比较差,上层建筑全是具有西方那套东西,巴基斯坦经营了那么多年还只是从基层做起。
    还有一个西方就是中国的西方,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我经常碰到中国的学者学西方说话,发现他的思维方式跟西方是一样的,而他只是个中国人,说的是西方话。包括跟美国人一起去合伙搞一些研究,拿着美国基金会的钱。这就是西方在中国的存在,西方就在我们的身边,也可能在我们有些人的脑子里中,或者我们的思维方式中,所以很麻烦。因为近代以来这种思维方式已经顺延下来了。
    还有一个风险要注意的就是,因为“一带一路”确实是很长远的事业,我们现在看思维方式,老是从过去的经验里看待今天的世界,我们要从后天看明天,而不只是从昨天看明天。能不能倒推到比如说2049,倒推到今天的中国应该怎么做,比如说我印象比较深的大概是三年前,习主席去英国访问的时候,就看到他们风险分布图,比如说人口到了50万以上流动性达到什么程度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会影响怎么样的气候变化、环境影响,因为“一带一路”要建立很多这样的互联互通,他们互联互通会带来更多的这种新风险和不确定性。刚才讲的国际河流、人口迁徙、气候的变化等等一系列,就像蝴蝶效应一样,我们做出那么多动作以后,后世界体系肯定会有变动,当然变动多会带来机遇,但也有不确定性。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前瞻式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将来要面对的风险,不能简单的从小经验出发来看待“一带一路”面临的风险。
    从人民军队的角度来讲,我们从原来应对式的发展到塑造,将来可能要塑造一些好的国家安全环境和地区安全环境,当然现在塑造能力还不够,包括塑造国内的能力建设。我们去国外调研,发现他们问了一个问题,说中国能不能帮助我制定法律,将来他们会问中国有没有能力帮助他们的国家建设军队。因为他们说美国都指望不上了,他们走下坡路。欧洲自顾不暇,日本和俄罗斯也是自顾不暇,就指望中国了,把什么希望都寄托在了中国身上,你帮我建设军队,制订法律,就是感觉你要帮我建设一个国家了,对我们给予了很高的期望。我们会不会?
    我提几个建议,第一点,我觉得可能是确实要建立一个具有全球综合性的军队,就是“一带一路”五大方向,波罗的海、地中海、印度洋、南太地区,还有延伸到的欧洲,这五大方向,尤其是陆海联通的重要地方,不是说一定要马上建军事基地,最起码我们要有力量存在,我们要对当地的情况做一个前期的调研。就像我在国家海洋局讲“一带一路”,我说将来不叫国家海洋局了,叫“一带一路”海洋局中国分局,波罗的海分局,地中海分局,印度洋分局,南太分局。像美国的司令部,叫中央司令部、欧洲司令部、北美司令部、非洲司令部一样的。美国打仗我们搞建设,但是我们不是一般地搞建设,我们是不是能发挥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种做法,既搞生产,又搞安全,或者民兵也好、军民结合,不管是技术层面的,还是思维方面。比如包括像阿里巴巴搞的电子商务,只要用阿里巴巴支付宝跟身份证挂钩,将来反恐、信息安全都用得上,你建一个铁路、油气管道,包括这个互联网一通,这个国家的整个信息全部就掌握在系统建设者手里。系统建设者怎么用,怎么把全球变成一个系统,这是可以想象的。比如说现在中石油建的某地油气管道,把这个地区油气探测人文地质环境已经摸清楚了,这时军队就要考虑怎样更好地协同运用。
    还有一个是能不能建外籍军团,法国就有外籍军团,我们唐朝的时候就有。还有一个就是NGO,将来我们要在国外培养一些NGO。
    我们的使领馆刚才讲的确实非常破,有的使馆大得不得了,里面养孔雀。结果美国在那里的大使馆也很大,但是底下挖了好多层,有搞监听的、干什么的,我们就是养孔雀。然后我们去了尼泊尔使馆,美国驻尼泊尔使馆,几个足球场这么大,他们说地底下挖了七层,就搞监听的。就是我们现在要加强驻外使馆的情报和安全功能,而不是简单的做一点外交,做一点迎来送往的工作,这绝对是不够的。因为首先在使馆是我国的主权领域,我们爱干什么干什么,只要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条约就行。
    还有我们的公司里面,我们很多的海外公司建立党支部,将来军方是不是也派顾问去,就像东印度公司一样,东印度公司不是一个商业的,它是有军队的,怎样引用这个模式。我们尽管不能简单照搬,但现在面对的环境是有类似之处,所以我们研究历史的一些做法还是有用的。还有一个,确实也要建立一个节点城市、节点地区、节点国家的这个网络,更要有很多布局和呼应。现在我们受到一个影响就把它给撤了,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必须要占一块,但是现在没有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些建设从长远上布局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要新的时代要有新的“以夷制夷”——以前以夷制夷是在国内,我们先在国外搞以夷制夷,就说他们不是铁板一块,比如说欧洲跟美国的矛盾,其实欧洲内部不同的国家,他们在这个国家同样开展角逐,那我们能不能借助这个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呢?
    我举个例子,最近去欧洲调研发现欧洲有三个国家是可以做支点的。第一个是奥地利,继承了哈布斯堡王朝与奥匈帝国遗产,与中东欧国家和巴尔干地区有紧密联系,可作为16+1融资中心,尽管不是16+1成员国,维也纳却是国际外交中心,是联合国原子能机构、联合国工业与发展组织总部所在地。奥又是中立国,是欧盟、欧元区国家却不是北约成员国,那这个就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工作;第二个是瑞典,它也是非北约成员国,又是欧盟成员国,尽管其中立国身份不明显,仍可在波罗的海、跨大西洋事务上扮演重要角色;第三个是瑞士,瑞士是个中立国,现在跟中国关系这么紧密。瑞士的一些研究机构近期发布一些风险评估,报告也好,比我们单独发布更有效,我们就要善于在这样一些中立国家建立支点,欧洲就有三大相对比较中立的国家,尤其是瑞士,完全可以合作塑造一些舆论和影响,所以要借助这个。还有法国和英国,本身在非洲就有矛盾,德国也好,所以这些怎么建立,我觉得新的以夷制夷要研究这个问题。目前我们提中德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比如非洲市场,就是对英法在非洲影响力的制衡。
    还有法律,我们现在要有国内的立法和参与国际法律制定和国际体系、国际规则制定的时候,就是我们海外利益保护的时候,比如说近代以来一些外交法律,有利于保护西方的利益。但是我们将来海外持枪的问题,绑架问题怎么保护,通过国内立法,现在我们简单说一句话,我们的利益走到哪里,我们的军队就要走到哪里,但是具体怎么保护?要用到法律,但我们国际法律、国内法律都比较欠缺。我们要善于借助国际法律维护中国的利益,塑造“一带一路”的沿线安全环境。现在中国在国际组织里就没有发言权,要争取立法,更好地保护,否则被动。

    还有就是协同当地化,要跟当地结合,光靠人民军队不可能的。当地化怎么结合?军民结合也好,跟当地结合,简单说要打成一片,就是在“一带一路”沿线用好用活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法宝。


(责任编辑:李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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