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的回答

  问：当中国胜利之后，你准备干什么？娶妻生子吗？士兵笑了笑：那个时候我已经战死沙场！

  这时期的青年，还是改变国家“一穷二白”面貌的生力军。广大青年不仅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三大”改造的一支重要力量，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国家建设，“把青春献给祖国”“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50年代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支边支农运动，仅上海一地在1953-1954年就有七万多名青年奔赴祖国各地支援国家的各类建设。为了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使得国家从农业国尽快转变为工业国，来自祖国各地的青年来到鞍山建设鞍钢。

  在那里，住宿紧张，20平方米的房子挤进六七个人，吃饭、买东西、理发等日常生活样样需要排长龙等候，住宿地离工地有7.5公里，青年技术人员为了尽早完成任务，宁愿错过乘交通车的时间工作到深夜，而后顶着寒风冒着大雪步行回宿舍。面对生活的艰苦，他们豪迈地说：“我们是一群钢铁的人，有着一颗钢铁的心，用钢铁的意志来建设这座钢铁的城市。”正是这些乐观、坚毅、无私的意志品质，让广大青年用无悔的青春燃烧着那激情难忘的岁月。

  这时期的青年，还是冲在“急难险重新”工作一线的突击队。列宁曾说过：“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是一支能够支援各种工作、处处都表现出主动性和首创精神的突击队。”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青年站在工业、农业、国防等战线的最前列，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工农业计划而努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为完成要求高、规模大、时间紧、意义重的苏联展览馆（现称北京展览馆）建筑工程，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和苏联战斗时期成立青年骑兵突击队的经验，1954年1月，全国第一支由18名木工组成的青年突击队——北京建工胡耀林木工青年突击队。

  突击队成立后，创造了用181个工日完成了原计划用478个工日搭建工业馆拱顶大梁模板任务的奇迹，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视察工地时对突击队队员大加赞扬：“你们很了不起啊，你们没有怕困难，攻破了道道难关，突破了定额，提高了生产效率，在基本建设中作出了榜样、立了大功呀！”胡耀林青年突击队的出色表现，引起了青年工人的广泛学习，截止至1954年12月，在全国的基本建设中已有青年突击队650个，队员达1.2万人。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涌现了许多农村青年生产队、青年节约队、青年垦荒队、青年监督岗等“青字号”生产组织，他们在北大荒、大陈岛、共青城、红旗渠青年洞等建立了一个又个永恒闪亮的青春地标。

  1977年，在邓小平的积极推动下，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得到恢复，广大青年欣喜不已，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备战中，高考浪潮波及全国。与此同时，追回被“文化大革命”十年耽误的青春也成为了这时期青年的思想主题。1977年11月12日，《北京日报》刊登了一位青年的来信《向“四人帮”讨青春》，并以此开展了“怎样为光明的中国贡献青春”的大讨论，引发了广大青年的踊跃讨论。当时，校园中最受学生推崇的一句话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最受学生欢迎的口号是“向科学进军”“攀登科技高峰”。同样，面对“文化大革命”后百废待兴的国家和社会，青年不仅脚踏实地发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青春之音，也仰望星空地发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

  那是1981年3月20日，男排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决赛在香港进行，中国男排在落后两局的情况下，连扳三局反败为胜。北京大学的学生激动地聚集在学校路口和广场上庆祝着这场胜利，同时也借着这场胜利表达压制已久的爱国之情。在大家喊出五花八门的口号中，“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因朗朗上口又贴近青年学生的思想而成了凝聚人群的最主流声音。

  在1984年的国庆大典上，青年学生方队高举着“小平您好”这条简单朴素却又特别的横幅，表达了青年学生对改革开放的拥护、支持和期待。改革开放时期的青年不仅是思想解放的一代，还是敢闯敢试、笃实苦干的一代。 打响改革开放第一枪的“改革第一村”小岗村是最早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的，而作出这个“惊天”决策的是时年29岁的副队长严宏昌。同样有“惊雷”“破冰”意义的还有1979年5月创办的北京大碗茶青年茶社、1980年12月温州19岁的章华妹领取的第一张中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等等。要说到“惊雷”，不得不提到改革开放的第一扇窗口深圳特区，要提到深圳特区，不得不提“深圳速度”。

  “深圳速度”不仅体现在“快”上，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还有举世闻名的“三天一层楼”；“深圳速度”还体现在“闯”上，被誉为“特区中的特区”、中国首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蛇口工业区，在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上创造了无数“第一个”，今天我们熟悉的保安公司、物业管理公司，全都是蛇口第一家开始的，打破“大锅饭”、进行定额超产奖励，签订员工劳动合同等等，都是蛇口首创。改革开放的深圳所体现出来的敢闯敢试、敢于创新的气质就像一个青年所具有的特质。不，深圳就是青年，就是一个个青年、一群群青年所创造出来的，当时只有20到30岁的“50”后“60”后就是深圳特区建设的主力军，为深圳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建设蛇口的带头人乔胜利时年30岁，租赁行业的排头兵孙雄时年28岁，为特区第一部程控电话开通作出贡献的革新能手庞祖恒时年20岁......

  改革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青年学生出国留学则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初期，青年学生的留学活动主要以公派为主，且名额不是非常多，为了成为这少之又少的“幸运儿”，学生们起早贪黑、甚至不分昼夜地学习，希望有机会能过出去看看什么是发达国家、什么是现代化，也有希望通过国外学习成为世界著名科学家、能够拿诺贝尔奖......青年的敢想与敢做，也印证了这个时代的复苏与生长。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荣誉勋章“共和国勋章”的钟南山就是在1980年公派留学中的其中一员。

  由于当时中国医生的资格，不被英国法律所承认，钟南山只能以观察者的身份参加学生，这对于钟南山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啊，要强的他那一夜彻夜难眠，但他并没有灰心，心想着一定要争口气。在“争口气”精神的驱动下，钟南山在英国学习近两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他的导师弗兰里教授由最初只允许钟南山在英国待8个月，到后面极力挽留说“你想干到什么时候都可以”。据统计，当时留学归来的青年在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如“七五”攻关项目、“863”高技术项目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处在迷雾中的中国人民指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青年以其独有的敏锐性和创新性以及敢闯敢拼的意志品质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创办公司的热潮。南方谈话之后，北京每月以新办2000家公司的速度在增长，以至于6个月之后北京市库存的公司营业执照全部发完不得不从天津调运以解燃眉之急。北京中关村1992年的公司数量就是1991年的两倍，达到5180家。而这些公司的“老板”大多数为25-30岁的青年人。除了“创办公司潮”，掀起当时经济热的还有一股热潮——“下海潮”。

  据统计，1992年全国至少有十万余名党政干部下海经商。随后，科技人员、教师、作家、艺术家等纷纷加入下海当行列，“下海”不仅成为了当时社会出现的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也是当时中国青年群体性行为的一个真实写照。青年们掀起的这两股热潮，为我们国家多元经济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成为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改革的一个生动注脚，成为了改革开放的一道亮丽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