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前夕，笔者有幸采访了原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吕黎平将军之子、空军大校吕向群同志，他给我们讲述了建国前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与父亲吕黎平将军之间的两个感人故事。
吕向群大校向周恩来侄女周秉德介绍父亲吕黎平将军在周恩来领导下的战斗工作故事
1917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曾参加过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四、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与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作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时期，受党组织委派进入新疆航空队学习飞行，成为毛主席、党中央挑选培养的第一代飞行员。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训练处长、南京军管会空军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航空学校校长、丹东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见习作战指挥员、空军指挥员训练班主任、空军高级航空学校校长、福州空军前线指挥所值班指挥员、空军第一军军长、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等职，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正兵团职离休。2001年辞世。
（一）品德高尚的周副主席给我父亲让担架
1933年深冬的一天，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前方来电说，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率领的红一方面军指挥机关，将从宁都回到瑞金的乌石龙，与中革军委总部会合。当时，我父亲已经从“独立房子”回到军委作战局作战科当参谋。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后，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得信后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总参谋长刘伯承等首长，动员大家为前方来的同志安排好食宿，并准备召开欢迎大会。于是，我父亲与一帮战友立即为此忙碌开来，有的扫房间，有的准备红米、南瓜，还有的排练文艺节目等。大家一心只想把欢迎大会搞得热闹些，让前方来的同志生活得好些舒服点。当时，我父亲他们还不知道从前方回来同志们的准确日期，都兴奋地等待他们早日到来。
一天，我父亲他们正在酣睡之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率领的红一方面军指挥机关的同志们，突然静悄悄地在黎明时分来到了军委总部门前，在那棵大樟树下面的池塘边休息。
总部值班参谋看见后，急促地叫醒大家。我父亲他们惊喜地拥出门来，揉着眼睛，只见穿着灰白军衣的朱总司令、周总政委正和先迎上去的同志一一握手问好。
在欢乐声中，我父亲他们为自己睡意朦胧的状态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周总政委见状笑着对大家说：“战争年代，还是简单朴实点好。我们事先没有电告回来的准确日子，就是为了不惊动大家。现在这样会合不是很好嘛！”听着周总政委恳切实在的话，我父亲他们的心里热乎乎的，刚才那种过意不去的感觉好像也消失了。在这里，只见前后方的同志们手拉着手，互相问候，更亲切了。
大樟树下，响起了一片欢乐的笑声……
吃完早饭，周总政委安排好前方回来的同志休息，他却不顾一夜行军的疲劳，习惯地走进办公室，紧张地开始工作起来。
我父亲说，周恩来等领导的办公室设在天井后面一间30多平方米的江西式新房里。为了便于军委首长工作，当时总部作战局的左权局长还在里面安排了四桌四凳，作为项代主席、朱总司令、周总政委和刘总参谋长集体办公用。
只见周总政委进屋扫视了一下说，再增加两张桌子、三把凳子。并说其中一桌一凳给左权局长，另一桌两凳给两个值班的作战参谋。
接着，周恩来操着江苏口音深有感触地说：“作战指挥机关工作的好坏，关系到红军的胜败存亡。指挥员和参谋人员一起办公，便于指挥人员及时地了解情况，正确实施指挥，提高工作效率，这在前方已经成了习惯。我看在这里也同样适用，而且这样做也节省了房子嘛！”其他几位首长一致赞同这个意见。
从此以后，我父亲他们的值班参谋就和军委总部首长在一起办公了。
不久，党中央决定项英同志另有任用，免去了他的军委代主席职务，任命朱德同志为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员，周恩来同志为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
父亲说，从这之后，他们就都称呼周恩来同志为周副主席了。
由于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的便利条件，我父亲经常受到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教育。那时我父亲才17岁，没念几天书，参谋业务也不熟，虽然当时形势很紧张，但周副主席还是经常利用点滴时间，辅导我父亲学习文化，指导我父亲提高参谋业务水平。
起初，我父亲不会写电报，他就给我父亲讲什么样的电报需要加“急”或“十万火急”或“万万火急”，怎样把电文写得简明扼要。完了，周恩来还会再三叮嘱我父亲：电报的内容文字一定要清楚、准确，千万不能用含糊不清的词句和潦草的字书写，否则就会出大错，贻误战机。
当我父亲工作有了成绩，周恩来既鼓励我父亲，又提醒我父亲不要有自满情绪。当我父亲在工作中出了纰漏，他既严肃地批评，指出其危害性，又耐心地帮助我父亲找出产生差错的原因和改正的办法，使我父亲心悦诚服，铭记不忘。
从1934年初至1935年7月，我父亲一直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在他的亲切教育下，通过实践，使我父亲的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1934年5月，第五次反“围剿”进入了紧张阶段。为了保证对部队不间断地指挥，我父亲他们作战科8个参谋两人一班，每班8小时，昼夜轮流值班。当时，总部只有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和刘总参谋长3位首长，直接负责指挥红军作战。周副主席考虑到朱总司令年纪较大、刘总参谋长的一只眼睛负伤后失去了视力，为了照顾他们的身体，就主动提出由他一人担负夜间的值班任务。他特意叮嘱我父亲他们，每天晚上替他准备两样东西：一盆凉水，一杯浓茶。
原来，每当极度疲倦和瞌睡袭来时，周恩来就用凉水浇头、擦脸、喝浓茶提精神，水洗温了，泼掉，再从深井里打凉水换上；茶水泡淡了，倒掉再接着冲……就这样，周副主席每天坚持工作十八九个小时。
在指挥打福建沙县的战斗紧张时刻，周恩来竟连续两三天没卧床休息，仗不那么紧了，夜间可以就寝时，周副主席又给我父亲他们定了一条规矩：在周副主席睡着时，如有重要情况报告，不但要把他叫醒，还要扶他坐起来，待他完全清醒后，再报告情况，请示问题。他用过去曾经在似醒非醒中听汇报，工作差点出了问题的事例，提醒我父亲他们不能马虎。
每当我父亲他们十分无奈地把他从熟睡中叫醒并扶他坐起来时，周副主席总是满意地点点头说：“好！好！”就这样，周副主席一直坚持到离开瑞金长征，发完最后一份电报，才赶上大部队，直接指挥长征中的军事行动。
周副主席在工作上坚持高标准，在生活上却要求低水平。那时的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军委、总部机关每人每天只有12两糙米（一斤为16两），不到一钱的土盐，很少吃上荤菜，油就更难见到了。军委首长和我父亲他们机关的干部、战士一样伙食标准，一起吃饭。
开饭时，每人分一个用蒲席织的煮饭包。我父亲当时年轻，正是发育阶段，一包饭几口就吃光了，到了晚上值班，肚子就饿的咕咕叫，心里直发慌。周副主席十分关心我父亲他们几个青年人，每到吃晚饭时，总是把他那份饭分出一些给我父亲几个参谋。我父亲看着周副主席长长的胡须，消瘦的面容，两个颧骨越“长”越高了，就怎么也不忍心再吃他的饭了。他却用深情的目光望着我父亲，微笑着说：“你年纪轻，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应该吃得饱一些。我已经成年，身架骨胳已定形了，少吃点没有关系的。”
我父亲知道周副主席喜欢喝米酒，所以，在长征途中，都要叮嘱每天打前站的参谋，多想法子在宿营地给他买。偶尔弄到一点，可周副主席总是要坚持同志们一起喝。
我父亲他们一推辞，他便说：“苦同当，福同享。我一个人能喝得下去嘛!”记得在打福建沙县的战斗中，红军三军团缴获了敌人的一点咖啡，送给军委首长，周副主席得后，硬是坚持总部机关每人都能分享到。我父亲就是在这次分配中，第一次尝到了咖啡的滋味。
周副主席关心每个同志的事例是很多的。记得有一回行军途中，我父亲的脚脖子被蚊虫咬后，感染化了脓，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伤口痛得直钻心。周副主席知道后，立即对当时在总部作战局担任指导员的康克清同志说：“吕参谋的脚化脓了，行走困难，把我的担架给他坐。”当康克清同志叫人把担架抬到我父亲的面前时，我父亲怎么也不愿意坐。她说：“这是周副主席的命令。”我父亲一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心想党中央考虑到周副主席负有繁重的工作任务，配给他一匹马、一副担架，但他很少坐，总是把马和担架让给伤病员，自己却和大家一道行军。
虽然周副主席经常走肿了腿，脚掌磨起血泡，可是每到宿营地，部队休息了，他又摊开了地图，紧张地忙碌起来。他常常是趴在桌上打个盹就算休息了。部队要出发了，他又同值班作战参谋留在后面做善后工作，直到最后一份电报发出，才放心地赶到队伍前面，随时掌握情况指挥行军、作战。他这种呕心沥血、竭尽全力的工作精神，怎能不使我父亲感动呀！后来，我父亲又得了疟疾病，发高烧，不能行走，在周副主席的关怀下，又整整坐了3天担架，身体才恢复了过来。
记得后来父亲在给我讲这段经历时，曾非常动情地说，在那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里，如果没有周副主席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哪能有我的今天呀！
是啊，在那种非常的时期，受到过周副主席关照过的同志，又何止我父亲一个人啊！
80多年过去了，今天，每当我回想起父亲给我说的这些终身难忘的往事，那种怀念和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不能自抑……。
（二）周恩来副主席两次接见勉励我父亲
1939年8月，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上午，党代表陈潭秋同志通知时任飞行班长的我父亲和机械班长严振刚同志，到新疆迪化“新兵营”的野营地去。
“新兵营”野营地在迪化城外一个紧挨着河流的树林里，高大茂密的树林中，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溪底的鹅卵石在阳光下泛着五颜六色的光彩，鸟儿在林中叽叽喳喳地欢唱着。微风拂面，送来一阵阵扑鼻的槐树清香。这儿是塞外野营避暑的好地方。
在一顶白色的帐篷前，我父亲看到陈潭秋同志陪着一个身影很熟悉的人站在那儿。定神一看，原来是周恩来副主席！我父亲惊喜地奔过去，向周副主席敬礼、问好。
自1935年7月，周副主席找我父亲谈话，令我父亲随叶剑英同志到四方面军工作以来，我父亲已经4年没见过周副主席了。我父亲曾经告诉我说，他那时会经常怀念周副主席对他的关心帮助，这次意外地在西北边陲见面，令我父亲的心里非常激动、非常高兴。
周副主席和我父亲以及与我父亲同去的战友严振刚热烈地握手时，我父亲这才发现他的左胳膊不灵活。原来，周副主席的这支胳膊是用白纱布裹着夹板呢。陈潭秋同志在一旁说，周副主席这次是乘飞机去苏联治疗骑马摔伤的胳膊，路过迪化。我父亲着急地询问周副主席的伤势情况。他笑了一笑，说没事，亲切地招呼我父亲他们坐下谈。周副主席一开头就告诉我父亲他们：“党中央、毛主席很关心你们学航空，让我路过迪化时向同志们表示慰问。我不便直接去航空队看大家，就见见你们两个代表，请你们转达。”
1946年，新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与红军航空队队员在延安合影。
接着，周副主席详细地询问我父亲他们在航空队的学习训练生活情况。我父亲和严振刚同志一一作了汇报。当周副主席听到我父亲他们的考试成绩都在4分以上，已能操纵、维护两种飞机时，高兴地说：“陈云同志做了件很好的事。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
当我父亲他们汇报到43名同志是从红军各方面军中挑选出来的，各方面军都有代表学习飞行、学习机械时，周副主席赞扬说：“这很好。每一个方面军都有特点，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继承各方面军的优良传统，我们的航空队就会有很高的战斗力。”周副主席还和我父亲他们谈起国民党建设空军的情况。他说，现在国民党的空军人员，主要是由江浙籍和两广籍组成的。以前，陈济棠倒戈蒋介石时，他的空军被蒋介石用金钱引诱、用籍缘拉拢，都倒向南京政府了，这是反面的教训。将来我们党建立空军时，应从八路军、新四军，从各地的游击队，从各解放区中选调德才兼备的同志，要搞五湖四海，把各方面、各地的优点都集中到空军里面去。因为对空军的要求高嘛！一个飞行员驾驶一架飞机单独行动、单独作战，没有好的思想作风和高超的技术、战术，是胜任不了的。
周副主席又问我父亲他们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我父亲与严振刚俩人提出：“能否请周副主席到苏联后，向苏联领导人反映一下，苏联给了国民党不少飞机去打日本侵略者，我们共产党人打日本鬼子最坚决，应该也给我们一些飞机。这样，我们学成之后回延安，就能组建自己的空军了。”周副主席微笑着答应，说要向苏联领导人反映这方面意见。周副主席临走时又勉励我父亲他们，要抓紧时机，刻苦钻研，一定要把真本领学到手。
1940年2月，周副主席受伤的胳膊基本痊愈后，又乘飞机从苏联回国路过迪化，他再次接见了我父亲和当时的机械班负责人朱火华同志。周副主席告诉我父亲他们，关于请苏联援助我党飞机的事，苏联政府考虑到我们八路军名义上属于重庆国民政府统一领导，他们援助飞机，只宜按国家之间的关系给重庆国民政府，不便直接给我八路军，否则，会带来一些外交上的问题。此事，就等以后再争取吧。
周副主席又坚定地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党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暂时没飞机，就先培养人才嘛，你们40多名同志既有会飞行的，又有搞机械的，一有飞机，就能形成战斗力。党中央对你们寄予很大期望。
最后，他又语重心长地嘱咐我父亲他们说，我听潭秋同志介绍了你们的情况，40多名同志，多数是红军的营、团干部，在航空队过着艰苦的学员生活，一年到头都是紧紧张张的学理论、学技术，年龄大了，还不能结婚成家。你们有理想、有志气，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克服很多困难，取得了好成绩，这是很可贵的。要告诉同志们，现在这样的学习环境、学习条件，是非常难得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一定要珍惜目前的学习机会，争取更好的学习成绩，向党中央汇报。
周副主席还根据当时新疆的政治形势，决定把航空队党支部暂时改名为“学习委员会”。他说，这样改变名称后，党组织的性质没有变，党支部的领导作用没有变，只是为了使盛世才找不到任何借口，干扰我们的组织生活。
我父亲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到航空队，当天就向全体同志传达了周副主席的关怀和勉励。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建设人民空军的壮丽前景，鼓舞着我父亲他们克服困难奋勇向前！
吕向群大校讲完故事后，又补充强调说：我父亲从事飞行事业几十年，直至离休前还给中央军委主要领导写信，就适应国际军事形势发展、建立我军联合军兵种指挥体系提出建议，他们那一代人身上体现的许多宝贵品质，是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为党为民崇高品德的缩影，也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党和军队不断发展前行的强大精神武器！（周穗 郭凯）
（责编：宋志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