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于党、忠于人民、热爱自己的祖国，是党、国家和军队的老一代领导人之一、共和国上将李德生同志一生内心的真实写照。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也薪火传承到了李家的下一代人，李德生的六位子女，也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践行了父辈的信仰。日前，我们专访了长期从事爱国报国事业的李德生长子、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秘书长李和平，他向记者深情地讲述了父亲的传奇故事和与众不同的父爱。
几近苛刻的父爱
李和平对记者讲，父亲主要是通过对我们严格要求来体现他的爱子之情，爱子之心，他对我们不是以那种“冷不冷啊，暖不暖啊”来体现父爱，而是经常对子女讲要“严于律已、与民同样，不能搞特殊化！”他从这个角度来关心、爱护孩子们，他要求孩子们按照这个标准规范自己，他说，只有严格要求才能成为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在他的思想和心目中，就是希望我们每个孩子都要成为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之才，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李和平认为父亲留下的最大的精神财富应该就是教自己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不管社会地位的高低如何，最重要的是做人，不能搞歪门邪道，不能贪赃枉法，不能贪图享受。父亲不管职位多高，都没有为一己之利而钻营。组织给父亲配的车家人不能享用，李德生工作的地方，李和平也只是战战兢兢地去过一次，还是“沾”老家领导的光，李和平觉得当时父亲没有把自己赶出来就已经给足了自己面子。
“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部队度过的，父亲当年把我们几个孩子送到军队，受着军营的熏陶，就是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标准的军人，能为祖国安全、国防安全效力。必要时要用我们的生命来保障国家安全，这也是他对我们的期望和要求，所以我们都非常热爱军队，对军改也比较关心。我们对过去几年军队被腐败分子染指的状况十分痛心，买官卖官的现象实在是让人愤恨！很难达到我们当年的精神状态了。目前，在习主席主持大规模的改革整顿之后，军队面貌和情况发生极大改变，和当年老一辈对我们的希望和要求是一致的。”李和平说到。
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李和平为祖国勇立战功，光荣负伤，李德生作为父亲，并没有因为儿子负伤而表面上流露过心疼，因为对于经历过残酷战争的父亲而言，当兵就要打仗，打仗就有可能负伤，甚至是牺牲，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李和平笑着说：“虽然自己打仗受了伤，但毕竟不是伤筋断骨，没啥值得心疼的，属于正常现象。”
李德生有六个子女，但他却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子女的婚礼。李和平就此对记者说，父亲喜欢在基层和官兵待在一起，可以说是“爱兵胜子”，他极少过问我们的吃喝冷暖，但却十分关心战士的生活。李和平回忆道，我那时，一个月工资五十二块半，十二块半交伙食费，一个月吸烟要花二十块，剩下的都资助遇到天灾人祸的战士了，是十足的“月光族”。那时候，经济困难，连队战士多是农村兵，这个月谁家有人生病了，那个月谁家里发生水灾了，或者家里失火了，每个月都会有不少这样的事，李和平也许是受到父亲“爱兵”的影响，把剩余的工资拿出来给这个兵五块，那个兵十块，也就给光了。结果要结婚了，李和平就跟母亲要几百块钱办婚事。母亲当时就说：“几百块钱？你口气到不小！”当时就把我“刮了通胡子”。当时正在沈阳军区当司令员的父亲得知此事后，破天荒地给我写了一封信，这也是他给我写的唯一的一封信，信中结结实实地把我教训了一番，上了一堂政治课，说我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贪图享受。我不仅没从家里要到一分钱，还挨了顿训。后来，是母亲在家里简单地摆了桌酒，除了家里人，只请了一位来京开会的他们的老战友。
坚决不准子女搞特殊
李和平认为，父亲身上体现着老一辈革命家的风范，是人民军队忠于党的楷模，父亲是做到“人民利益至上，党的利益至上，国家利益至上”的一个标准的共产党员。
谈到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李和平说，父亲希望我们对党对国对人民对军队多做贡献。由于父亲常年在基层视察、蹲点，在家时间少，所以很少谈话，但是在教育子女方面父亲常说的“口头禅”是：“要与民相同，不准搞特殊”。这些话从小讲到大，生怕我们搞特殊化。
李和平自嘲自己是“三晚干部”：入党晚、晋升晚、入军校晚。当时在部队里战士入党比较快，最快当兵3个月就入了党。但他却当了3年半的兵才入上党，加上一年预备期，当了4年半的兵才成为一名正式党员，转正时有不少新兵举手表决，当时让李和平觉得很没面子。
提干时，李和平已经当了五年半的兵，而当时当了两年提干的很普遍，有不少是当一年多就提干。“当年，我在部队有上学、提干的机会，最后都因为父亲怕我‘沾他的光’、‘搞特殊化’，出面干预而错过。”对于父亲这种“苛刻”的要求，李和平当年也是想不通。
李和平当兵的时候，曾有过上大学的机会。当时很多干部文化水平比较低，基层干部文化水平更低，大部分都是小学生，初中生都少，大学生几乎没有。对于分给所在部队上大学的名额，很多干部“并不感冒”，一是担心文化程度低害怕学不会，二是很多人担心因为上大学失去晋级的机会，所以上大学的名额空余下来一些。于是，特别想上大学的李和平就报了名，可是父亲知道后，硬是把李和平刷下来，名额浪费了也不能去，说是不准儿子搞特殊化。“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才上了国防大学第一期，但那是专科，与一般大学相比也是两回事。”李和平不无遗憾地说道。
李和平回顾说，“父亲当了7年的红军战士，同期参军的许多同志，干上一两年就当了连长，而父亲到抗战初期才当上个连长，但父亲却从未因此产生情绪，一直保持非常饱满的战斗激情。”受到父亲的影响，李和平也在基层一干就是20年，其中连队里干了8年，在山里就呆了6年。李和平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当年，我当营长时，带部队在山沟里，是朱元璋的老家凤阳，有名的穷地方，方圆几百里连老百姓都没有，半人高的荒草丛生，野兽满山跑。然而，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我却以父亲为楷模，安心扎根基层，带领部队干好每一件工作。
李和平说，如今回头看来，父亲当时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是对的，这种严苛的父爱对我一生的成长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父亲当年对我们的这种教育可以说也在我们身上有了具体的体现，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国家利益、党的利益，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为国家可以肝脑涂地，为人民可以赴汤蹈火，在大是大非面前，内心总是正能量占上风。当然，与父亲相比，差的还很远。在李和平心中，父亲就是毛主席讲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李德生那一代革命家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妈妈不愿把这件“荣幸”事让给别人
李德生极重视深入基层总结经验。李和平说，父亲担任党和军队领导职务的时候，长年累月深入基层、抓点带面。当军长时，父亲一年中大半时间都在部队蹲点，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他善于培养典型，发现典型，然后再推广。著名的“郭兴福教学法”就是他在那个连队二三年内连续蹲点搞出来的，所以在部队基层的时间长，在家里的时间少，很少跟家人相处在一起。
李和平说，我们的家庭主要靠母亲操持。保证父亲集中精力去操劳党、国家和军队的大事。父亲老年时患了脑血栓，留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母亲每天雷打不动给父亲按摩1个小时，一年365天，天天如此，绝不让他人代劳。后期父亲住院的几年，母亲也长年吃住在医院，不辞劳苦。母亲也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能如此悉心照料父亲，足以反映父母亲的情深意切。时任军委副主席的曹刚川来看望父亲时，感慨地说：“曹大姐，您真是中国妇女的楷模！”
热衷于爱国报国事业
创建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是李德生同志离休后做的一件大事。1994年，中央发布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在这个基础上，李德生联络耿飚、王光英、雷洁琼、程思远及迟浩田等老同志继续发挥余热，开辟“爱国报国”事业，不计名，不计利，发挥余热，为落实这一《纲要》，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国防领域，围绕爱国主义这一中心，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
现任中爱联秘书长的李和平说，中爱联是老一辈革命家们创办的，创办这个会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也不是为了名，更不是为了利。会里的同志为爱国报国事业服务全是尽义务的，每个会员甘愿为爱国报国事业奉献，所以在他们的带动下我们会的工作才会越做越好。2011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为了解“共和国脊梁”的评选情况来中爱联做专访，他们了解到会机关的工作人员每月只有1200元补助，都不相信！因为这点钱在北京连基本生活费都不够。中爱联没有被列入国家财政计划，我们的经费全靠自筹，所有策划、实施的“爱国工程”都是义务性的。
作为李德生的儿子，以爱国报国为毕生追求，长期致力于“爱国工程”的奋斗探索，这不仅是受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更是母亲的嘱托，在这种奋斗和探索中，把父亲开创的爱国报国事业传承下去是李和平的“中国梦”。经过20多年发展，中爱联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成绩，特别是“三大爱国工程”，即爱国论坛、爱国活动、爱国基地已成为具有较大影响的爱国主义活动的有名“品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的一个特殊的奇葩。
李和平说，之所以能一直坚守这项事业，其动力和精神支柱就是希望像父亲李德生一样，尽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为国效力，为民效力。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是老一辈创建的，我们一定要继往开来，在他们的创会精神鼓舞下，坚持高举爱国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为国家、为社会，为实现“中国梦”做出更多的贡献！（记者 杨晨 宋志娇 续佩佩）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