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坤，字载乾，原名祥元，又名忠炳。1885年生于湖北江夏（今武昌）。在父亲的影响下，熊秉坤从十几岁开始便学着经商。后来在清政府处于内忧外患，四处动乱不安的时候，熊秉坤入伍当兵。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熊秉坤率工程兵“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武昌起义后，任第五协统领，参加武汉保卫战。1913年“二次革命”时，在南京参加讨袁后，流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护法运动”中任广州大元帅府参军。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解放后，历任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69年5月31日逝世，享年84岁。
1911年春，熊秉坤加入共进会，担任共进会工程第八营营代表。至武昌起义前夕，熊秉坤在营中发展会员200余人，任工程营革命军大队长。1911年9月24日，共进会、文学社召开联合大会，制定起义方案，采纳其建议，决定由工程营负责占领该营防地楚望台军械库。
1911年10月10日，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巡防营、守卫队的兵士在武昌城各条大街小巷盘查过往行人，身着宪兵制服的清军到处搜捕抓人，连清王朝湖北新军各营士兵的子弹也被上司收缴，对工程兵第八营还实行了特别戒严措施。
熊秉坤深感形势严峻，他利用早餐机会集中各队(连)党人代表，悄声说道:“我们的名册已落入敌手，被捕杀头只是早晚的事。与其坐而等死，不如起义造反。再说我营是防守军械库的，应该首先起义，为其他各营起义供应武器弹药才是。”这席话深得在场代表的一致赞成。当时大家决定晚间第一次点名后、第二次点名前，即7-9点之间起义，以三声枪响为号，先杀掉敢于抵抗的反动长官，再攻占楚望台军械库。
时针很快指向下午三时。熊秉坤等人已经凑齐了六盒子弹，约150发，有士兵从家里取来的，也有从军官身边偷来的。熊秉坤把子弹给了支队长金兆龙，要他分发给可靠的人待用。金兆龙和程正瀛等人答应下来，便在营房里收拾弹药。
天近傍晚，值日排长陶启胜巡查到金兆龙的寝室，见金、程二人正在擦枪，便起疑心，上前询问，三人争执扭打起来。情急之下，程正瀛一抬手就给了陶启胜一枪，正中其腰肋。在革命胜利之后的1912年，熊秉坤给上级领导写的汇报材料里，这样描绘程正瀛开的这一枪：“此即首义第一声也。”
闻声赶来的熊秉坤大惊：时辰未到，为何枪响？然而，子弹飞出，一切都必须开始了。
熊秉坤对空连放三枪，鸣哨集合队伍，跑步杀向楚望台军械所。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就这样在意外和仓促中爆发了。
武昌起义一举成功，颠覆了中国两千年封建专制统治。
1911年10月12日中午，身在美国的孙中山买了份报纸，报上的一则消息让他大喜：“武昌为革命党占领。”两个月后，他乘船回国，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接见了熊秉坤，他很高兴地向旁人介绍：“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
虽然真正的第一枪，是程正瀛打响的。但国父孙中山的首肯，使得熊秉坤从此获得了“熊一枪”的称号。
据熊秉坤之子熊辉表示，孙中山先生所说的第一枪更侧重于从组织领导角度而言，不完全等同于时间概念。
如果没有作为工程营总代表的熊秉坤在之前广泛串联、策划、动员，并在事发后随机应变，武昌起义的前景未卜。孙中山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评价他的首难之功的。
爱新觉罗·溥仪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清王朝灭亡的直接导火索便是由熊秉坤等人发起的武昌起义。不过历史上，尽管熊秉坤让溥仪的大清王朝毁于一旦，但在后期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似乎还是相处的不错的。
1961年，溥仪与鹿锺麟（左一）、熊秉坤（右一）高兴地攀肩合影
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熊秉坤作为全国纪念会的筹委和湖北推选出的辛亥革命志士代表，参加了北京盛典。国庆宴会上，溥仪得知熊秉坤也出席这次宴会，便向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表露想见熊秉坤一面，张立即禀报周总理，总理欣然同意。溥仪来到熊秉坤面前，高举酒杯说:“辛亥革命，你打响了第一枪，可称盖世英雄，了不起，推翻了封建统治，打倒了我这个当年还是小孩子的皇帝，让我能顺应历史潮流，改造为新人。为表达谢意，容我敬你一杯。”熊秉坤则谦逊地回答道：“承当不起，我们过去是夙敌，你是皇帝，我是乱民；今天是共产党领导，冤家路宽，大家择善而从，成了朋友，都做了新人。新人做新事，让我们为国家昌盛，民族兴旺共同干杯。”此后，周恩来又精心安排组织了溥仪等人与熊秉坤等革命党人的正式会见。这一会见成为旷古未闻的历史性会见，是一次奇人奇事奇会的“三奇”会，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熊秉坤（右）与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交谈
熊秉坤在黄埔军校开创期间，就结识了周恩来。北伐成功，国共却分家了，从此天各一方。周恩来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参加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熊秉坤则一度担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兼任武昌市市长。1931年后，熊秉坤长期挂名南京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1946年退役。解放战争期间，熊秉坤通电反对独裁，推进和平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常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受到各级党组织无微不至的照顾，尤其是周恩来总理体贴入微的关怀。
时任湖北省省长的张体学（左）
早在50年代，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于百忙之中，来到熊秉坤家，转告了周总理关怀之情，并让搬到水果湖张家湾居住。熊秉坤当即诚挚地感谢周总理及张省长的美意，并说:我已古稀，垂暮之年，一切都不讲究，不必再迁新居，后人也自有后人福，无须考虑他们;何况国家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处都在搞基本建设，需把钱用在基建上，国家富了，民族兴旺了，儿孙们自然也受惠其中。张体学笑道:熊老，看来你真是一个廉洁自律者，一生两袖清风，安于清贫淡泊，给你房子不要，舍不得这既破又老的房子，你时刻记得国家和人民；我们共产党人讲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你也有这民族传统美德，我们真是好朋友，真是同心连根的一家人！张省长见此情景，只好派人将其住屋予以修缮。在修缮中，熊秉坤也只同意将屋面漏雨之处重点修缮，任何装饰一律辞谢。
周恩来总理
1964年，全国政协开会上，湖北省的委员都住在民族饭店。一起应邀出席了周总理主持的国宴。周总理到湖北这边打招呼，与熊秉坤握手之后，又一同坐下来谈天。熊秉坤说：“周恩来总理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宴会上那么多人，那么忙，他各处都事无巨细地照顾到了，让人感到他是那样的伟大，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挚诚。身为一国总理，一点儿官气也没有，毫无架子可言。过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了得？他问我血压，问我心跳，问我住得怎样，吃得怎样，过得怎样，到北京习不习惯，问你们在哪里工作，问有几个孙儿孙女……”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熊秉坤这时哽咽起来，他说：“我活了80岁，哪有什么泪水不泪水；可昨天，两个眼睛都湿了，心要跳出来了，血像烧开了的水，人如同在梦里一样；周总理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这时哪里又说得出一句话来，只是摇头连说不不不，连谢一声都没说。我太糊涂，太对不起周总理，太抱歉了。周总理让我有什么要求大胆地讲，包括个人及儿孙的。我连忙回答道，个人及家庭的绝对没有，要有就是希望早日建成辛亥革命纪念馆。周总理连连点头说：提得好，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由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继承者。我们肯定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歌颂辛亥革命，要把这一可歌可泣的历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让全国人民了解和知道。辛亥革命不仅是改朝换代，推翻了封建，废除了专制，打倒了皇帝，更主要的是人们在精神上、思想上获得空前大解放，共和深入人心，反对皇帝，反对独裁，为以后的革命发展，开辟了道路。没有一百多年来诸如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梦寐以求地追求真理，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周总理还说，辛亥革命是国共两党的认识上的一个重要共同点，促进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都需要有这么一个辛亥革命纪念馆，应当积极筹备。”
“文革”中，熊秉坤被打倒并抄家。他的儿子熊辉曾披露，父亲一辈子得过无数勋章，但对1913年补授的“勋五位章”情有独钟，一直保存在身边。这枚勋章为银质、圆形，周边有银饰叶茎。文革初期，有红卫兵来抄家，一贯平和的父亲大怒，拼着老命从红卫兵的手中生生夺回勋章，然后藏于老屋的墙角，勋章这才得以保存。
1969年，熊秉坤病危。他道出了一个秘密：“1959年春，全国政协开会，周总理邀约了部分年岁较大的委员开座谈会，鼓励大家把自己亲身经历，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记下来留给后人。他说，这是一笔财富，了不起的财富，可以让后人借鉴、学习，从中吸取经验，接受教训，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祖国统一服务。总理祝愿大家健康长寿。他说，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自然规律，人人有份，十分公平，谁也有这白的喜事到来的一天。大家已是高龄，时不待人，错过了时机，就再也无法挽回损失，因此希望老先生们在有生之年，写些东西留给后人。在座的百年之后，我尽量提供服务……散会时，周总理又特意对我说，你老在外地，找张体学就行。”
1969年5月31日，熊秉坤在武汉水果湖畔一间普通民居内离世，享年84岁。告别仪式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湖北军区司令员、老红军韩宁夫主持。在周总理的指示下，遗体安葬在武昌九峰烈士陵园。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