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字秉甫，号衡山，浙江嘉兴人，1875年1月2日生于江苏苏州，1963年6月11日卒于北京。清光绪时进士。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领头人，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法学家，政治活动家，曾任民盟中央主席，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等职。
沈钧儒自幼聪颖，有7岁能诗之誉。13岁即积诗成帙。15岁考秀才得中，诗赋列为第一。晚清时祖国的深重苦难，激发着沈钧儒的爱国之情。沈钧儒19岁时，爆发了中日甲午之战。他见外患日深，更加关心时务，写了数篇诗文以寄忧国愤世的激昂之情。当时，沈钧儒见日本维新后，日益富强，遂申请留学日本盼能为振兴祖国寻求出路。1905年秋，得以新科进士被清政府派赴日本，入东京私立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政治部学习，后继入补修科，于1908年4月毕业回国。回国后，他发起组织立宪国民社，积极推动浙江省的立宪运动，但均遭失败。自此，他看出清廷的所谓预备立宪，只不过是一种骗局，决心转向革命。
1905年沈钧儒在东京的留影
1909年夏，沈钧儒先生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监督。
1926年任浙江省临时政府政务委员兼秘书长。
1928年后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并执行律师业务。
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5年12月领导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宣言支持“一二·九”学生 运动。
1936年5月参与宋庆龄、马相伯等领导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1月与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8个月后才获释。
1938年代表救国会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日战争时期，曾组织平民法律扶助会，为被迫害的人民、抗日军人家属及进步图书杂志义务辩护。还在汉口筹组抗日救亡总会。
1941年倡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
1946年1月代表民盟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为争取全国的和平民主而斗争。当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旧政协决议，下令召开伪国民大会时，曾代表民盟发表声明，坚决反对伪国大。
1947年民盟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解散。
1948年初在香港主持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发表紧急声明，坚决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终于促使民盟走上革命道路。同年5月响应中共五一宣言，9月赴东北解放区。
1949年9月24日，沈钧儒代表民盟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表示毫无保留地接受《共同纲领》等
1949年春到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同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银髯飘逸、精神抖擞的沈钧儒站在毛泽东的身后，共同见证了一个伟大的时刻。
建国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
解放后，沈钧儒在北京怀仁堂向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牵动了沈钧儒那颗忧国忧民之心。他立即投入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洪流之中。并于同年发起成立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多次上书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也激怒了爱国群众。沈钧儒等人又发起组织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在“九·一八”五周年当日，他不顾当局禁令，带头率几千人上街游行示威，不畏军警的铁棒刀枪，不理会蒋介石的点名警告。10月，又主持了鲁迅的公祭，把有五、六千人参加的送葬礼搞成抗日救亡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以及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上发表讲话、以救国会名义致电张学良等国民党将领、援助上海工人反日大罢工等等活动都触怒了国民党反动派，结果沈钧儒和李公朴、邹韬奋、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一同被捕，成为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在狱中，沈钧儒先生被公推为家长。他和大家一起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坚决不写悔过书，坚持爱国无罪。在法庭上，“七君子”义正词严，驳得检察官哑口无言，狼狈不堪。沈钧儒虽身陷囹圄，但他想的却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审讯退庭后，他感慨万千，以诗抒怀：我不要这种胜利！眼看地图变了颜色；六千万同胞沦亡在深渊之底，我们如果还有一些人气，那里有心思来与自家人斗鼠牙，争虫臂！我早已忘掉了我自己。我祈祷着这一天：能把我的血，飞洒到关外数千里与天无际的白云上，把我们的骨，深埋在那一边的土里，这才是我们的胜利！也是我们民族的胜利！国家的胜利！我再也不要其他的胜利！他的诗表现出一个革命者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坚定信念。“七君子”的爱国行动得到了举国上下的支持，宋庆龄等知名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
在狱中高歌的六君子。左起：李公朴、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
救国会领袖在苏州狱中合影，左起：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沈钧儒(史良被押在女牢)
1936年5月31日，宋庆龄、沈钧儒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沈钧儒当选执行委员，成为抗日救国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1936年11月22日深夜，救国会7位负责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硬说他们和西安事变有密切关系，事先与张学良有“勾结”。
张学良同情救国运动，曾与沈钧儒等有过一两次接触，共同讨论过抗日救亡问题，在“七君子”被捕的前几天，全救会曾致电张学良，希望他火速坚决要求中央援绥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揭示的主张，与全救会的主张又完全相同，并要求立即释放沈钧儒等人。
据此，起诉书对沈钧儒等罗织“十大罪状”，其中一个重要罪名，就是“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驯致酿成巨变，国本几乎动摇，名为救国，实则害国”。
“七君子”和他们的辩护律师们，除在答辩状中驳斥了起诉书的诬陷之词外，还在法庭上据理抗争，与检察官翁赞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致要求向张学良进行调查。但翁赞年一再重复老调：“已在起诉书上载明，不必调查。”此时，被告的20名辩护律师全体起立，表示抗议，审判长朱宗周宣告暂时退庭评议。
在全国各方面的压力下，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不得不释放了他们。当他们走出狱门之时，各界群众闻讯赶来迎接，口号声、爆竹声高入云霄。沈钧儒代表其他六人向大家表示：“可以告慰于大家的是，我们出狱与入狱时一样，主张没有变更，我们决不改变我们的宗旨，决定和过去一样，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线。”
“七君子”在南京与马相伯、杜重远的合影。
1945年10月，救国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沈钧儒被推举为主席。在他领导下，救国会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的新中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君影我怀在，君身我影随。重泉虽暂隔，片夕未相离。俯仰同襟袍，形骸任弃遗。百年真哭笑，只许两心知。”这首诗的题目为《影》，是沈钧儒为悼念夫人所做。1934年，在上海法科大学任教务长的沈钧儒和夫人双双迎来60岁大寿。1月1日，上海律师公会、上海法科大学等团体的好友，为沈钧儒夫妇举办了热闹的庆祝活动。然而，仅仅两个月后，沈钧儒夫人张象徵就因肺炎在上海病逝。沈钧儒悲痛万分，入殓时，他将自己的照片放在夫人胸前。夫人去世后，沈钧儒一直贴身带着她的照片。每当有人给他介绍配偶时，他都说：“请不要在我夫人面前提这种事情……”并终生没有再娶。他写了很多悼念夫人的诗，《影》就是其中之一。
1923年，沈钧儒在天津与夫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溘然长逝，沈钧儒作为公祭主持人，将自己书写的“民族魂”三个大字做成大旗，盖在鲁迅遗体上，这悲壮的举动感动了无数进步青年。蔡元培、宋庆龄致悼辞后，沈钧儒先生讲话，他激动地说：“高尔基前几个月死了，死后由苏联政府替他国葬。现在，像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我们人民群众一致要求国葬，但政府不管。今天我们人民自己来葬，到的都是民众自己。这个，我想鲁迅先生一定很愿意！”当时，台下群情非常激愤，很多人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的口号。
2008年出版的《沈钧儒家书》，汇集了他从1901年到新中国成立后写给亲人的200多封信。1936年12月，沈钧儒在苏州监狱依然和家人通信。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我今日尤其快乐者，昨日接小妹信，顷午后同时接汝十九午刻所写之信，内有熊熊（孙女）、康康（孙子）各一纸，又他们照片三张，这一乐真是非同小可，大家传观，称羡不已。”1937年1月29日信：“日来天气真暖，昨夜临睡，耳边嘤的一声，竟发见一蚊子，但蚊子它亦发见了我。二三点钟醒来，头上痒得不得了，睡都没有睡好，可恨之至……”沈钧儒的孙子沈松感慨道：“爷爷在监狱里完全把生死置之度外，亲人的只言片语、几张照片都会令他开怀大笑，连小小的蚊虫都能引发他的乐趣。他是个情感很细腻的人。”
沈钧儒（前排中）80岁寿辰时和家人在寓所
此外，沈钧儒从小接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济世救民的优良传统，有着良好的道德修养。他一生“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洁身自好，克己奉公，清廉正直，乐于助人，重视家庭，爱护子女，对后辈循循善诱，是青年的良师益友，为世人所称道，这更是值得我们继承的一份精神遗产。
周恩来、沈钧儒等在一届政协会期间
1963年6月11日，沈钧儒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8岁。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