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8月15日晚10点许，在北京前门街头，设卡的宪兵将三辆马车拦住，从车中拽出一位35岁的中年人。这人随即被带往位于西单牌楼玉皇阁的军政执法处，当夜凌晨1点被枪杀。
死者名叫张振武，是武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被尊为共和元勋，和孙武、蒋翊武并称“辛亥三武”。
张振武
张振武，1877年生于湖北罗田。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初年军事将领，“武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早年毕业于竹山县高等学堂，后入湖北省师范学校，受到老师的影响，萌发反清革命思想。甲午战争后，变卖家产自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政治，并加入了体育会，学习习战阵攻守诸法。1905年助徐锡麟举义受牵累而避走日本长崎，同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毕业回国，任小学教员，期间因宣传反清革命思想被捕。1909年参加共进会并负责财务。1911年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武昌起义首义者之一，1912年8月16日在北京遇害。
张振武少年时期就学于湖北省师范学校，接受了不少进步思想，肄业后在武昌省城黄鹤楼道小学当教师。他很善于教学，常在讲课时启发学生革命思想，唤起学生民族自尊心和爱国观念。
不久他参加了共进会，帮助料理会中的财务事宜。为了革命需要，他不顾家人反对，卖掉了湖北罗田、竹山老家的田产。凡一些革命同志向他求援，他都尽力给予帮助。
武昌起义爆发前夕，孙武负伤入院，蒋翊武仓皇出逃，革命机关相继被破坏，“首义三烈士”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更是惨殁于总督辕门之下。危急形势下，张振武主动站了出来，他联络各方，力主提前发动起义。
1911年10月9日，汉口机关被破获后，清吏大肆缉捕党人，张振武与朱次璋、李华模等磋商，联络各方代表约于10月10日晚7时发难。
武昌起义——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开端
次日清晨，方兴邀约甘绩熙、李华模、李南星和朱次璋等测绘学校革命党人一起商议，请李华模、朱次璋与张振武联系，李、朱二人返回后向方兴报告：张振武说，今夜必动。能白昼动更佳。蔡鹏来、朱次璋、李华模等以张振武胆识过人，推其为武汉总代表，张振武推辞不就。
江夏保卫战中，张振武起到了重要的领导、指挥作用，每次革命军奔赴前线，他必亲往激励，有一次翻越壕沟时甚至险些落水溺亡。
汉阳失守、革命军士气陷入低潮，黄兴主言放弃武昌、退走南京之际，又是张振武坚辞批驳，以示反对。张认为，武昌和汉阳有大河相隔，北洋军要想攻下并非易事；就算能攻下，也为其他各地革命赢得了宝贵时间。至于黄兴所谓南下攻取南京，他认为不过是洪秀全一般的结局，并无可取之处。
为稳固军心，张振武发言时甚至以佩刀砍地，眦裂发指：“武昌为兵事重地，倘不死守，则东南摇动，望风披靡，大敌当前，有敢言弃武昌者，斩！”
会后，张振武不顾自己有伤在身而愤起驰马举旗，并沿街高呼：“汉阳不守，乃我战略撤退，武昌万无一失！”此举颇令民心安定。
《辛亥革命》剧照，房祖名饰演张振武
之后，北洋军炮轰武昌，炮弹一度落入军务处并炸死炸伤卫队三十余人，一颗流弹甚至落在了会议桌旁，与会人等均吓得面如土色，唯张振武坦然笑道：“可移至楼下，照常办公，不必惊恐！”过人胆识可见一斑。
武昌起义之后，军政工作需要迅速开展，于是召开会议，讨论如何组织政府。由于原拟定的文件毁于战火，导致无军政首长可遵，无成规可循，会议诸将大都各自为政，不相统属。这时张振武较有见识，他倡议设军务部，总揽军队编制、人事配备、饷项支出、机关存废等事。
在当时，黎元洪虽然贵为副总统兼湖北都督，但当时坐镇武汉的主要军事将领其实是共进会的孙武、张振武和文学社的蒋翊武，人称首义“三武”。有这“三武”的存在，被推上“都督”宝座的黎元洪自然百般受限制。
黎元洪
日积月累，彼此间嫌怨日深，面和心不和，已是军政府中公开的秘密。身为都督的黎元洪心里虽然恼怒，但慑于张振武的“枪杆子”，很长一段时间都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恰巧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后，一直想打压南方革命派的军事力量，因此在对于张振武的态度上和黎元洪达成一致。在袁世凯的亲信、参谋次长陈宦的策划下，黎元洪决定与袁世凯合作，对张振武来个调虎离山之计，将他弄到北京去将其架空。于是袁世凯以表彰功勋的名义将张振武等人召到北京，并封他们为总统府军事顾问官。
张振武一看这情况，摆明了想架空他嘛，于是对陆军总长段祺瑞抱怨说：“难道我们湖北人就配做个顾问官？”袁世凯没有办法，只好又封他为蒙古屯垦使加以敷衍，又在经费等具体事务上百般拖延，张振武看袁世凯只是敷衍了事，一怒之下便回了武昌。
袁世凯
后来袁世凯特意派出湖北籍的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回武昌进行调解。刘成禺等人属于议会中共和党的参议员，张振武属于共和党中的民社派，他们出面张振武也不能不给面子。在各方努力下，张振武和黎元洪等武昌地方军政大员至少在表面上恢复了和气，而后袁世凯趁热打铁，再次发来电报邀请张振武赴京。
临行前，黎元洪还赠送张振武大洋4000，以作川资。
可他哪里知道，他们一行40余人前脚刚到北京，黎元洪给袁世凯的电报后脚就到了。
“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共济，并乞一律处决……”。
袁世凯并没有立即行动，而是回电说：“原电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等，近于空言，似不得为罪状”，要求黎元洪补充说明，确认黎元洪所说情况是否属实。
黎元洪当即再度回电，说明“张不独为全鄂之害，实为天下之害”，同时还派了饶汉祥等人，快车进京，面见袁世凯，“告袁以鄂军队俱已布置妥协，万无他虞，请即日行刑”。袁世凯见黎元洪已做好准备，于是在1912年8月15日发布军令处决张振武。
1912年8月14日，张振武在德昌饭店宴请同盟会和共和党要人，希望“消除党见，共维大局”。8月15日晚上，为调和南北感情，他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酒席散后，张振武与冯嗣鸿、时功玖分乘三辆马车回旅杜，途经正阳门时，潜伏的军警突起拦截，按照袁世凯的军令，将张振武捆绑起来，押解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
临刑前，张振武还抱一线希望，要求公开审判，根据罪名定刑，“岂可凭空杀人”。负责监刑的执法处长陆建章晃着袁世凯的命令，“大总统军令上只有‘立予正法’，并未命令审讯。”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张振武怒道：“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
1912年8月16日凌晨1时，张振武在执法处被绑于木桩上，其腿、肩、脑、腹、胸等处共中六枪，“死时腹裂肠出”。当晚，张振武的亲信、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也在旅馆被捕，随即枪决。这就是震撼民国的“张振武案”。
张振武被杀之后，全国舆论哗然。报界纷纷发表评论，指责此案与民主法制相悖。《民立报》认为，“共和国家全赖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杀人，命令不能生杀人。惟司法官乃能执法律以生杀人，大总统不能出命令以生杀人。今以民国首功之人，大总统、副总统乃口衔刑宪，意为生杀。”嘲讽袁世凯这位民国总统与专制皇帝完全一样，他们的命令就是法律，法律就是圣旨；民国虽建，但人治犹在。《亚细亚日报》的评论者还就张振武案，将民国法律与清朝法制相比，借以抨击袁世凯与黎元洪。
张振武死前，写下了三封遗书，其中一份是给黎元洪的。信中说：
“元洪足下：我能手造中华民国，自起义以至今日，实属傥来之岁月，死生久置之度外矣。但恨不死于战场而死于雠仇之手耳。好一个爱既不能，忍又不可。足下如再爱我，请将我全家杀戮，使一家骨肉聚首九泉，振武感激不浅。足下之待英雄真是神圣不可侵犯。古人云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言念及此，肝肠寸裂，暗无天日之世界，我亦不愿活矣。总统不交法庭而下军令，不以刀杀而以枪毙，不赴法场而赴暗室，死后有知，当为雄鬼以索其命。”
张振武之墓
张振武对黎元洪的恨，就算死了也难以释怀，而他的死对于民国初年政坛的纷争来说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而已。但所幸他的事迹并没有被世人所遗忘，1982年8月15日，在张振武的故乡竹山县，政府出资将张振武的坟墓修缮一新，并由当年参与辛亥革命的老人喻育为之撰写墓碑，表示永远的怀念。虽然这样的纪念蹉跎了半个多世纪，但也足以让张振武在天之灵有所安慰吧。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