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据《李来柱上将回忆录》编辑整理
1944年初，为适应新的抗日斗争形势，鲁西北党委决定进一步扩大武装力量，号召优秀青年积极参军。听到这个消息，我兴奋得一宿睡不着觉，第二天一大早便跑去找村长报名。参加游击队、扛枪打鬼子是我心存已久的愿望，可是因为年纪小，一连几次报名都没有如愿。我便找村干部软磨硬泡，非参加游击队不可。村长对我说，游击队可不像儿童团，是要行军打仗的，你还没有上了刺刀的“三八”枪高，哪能受得了呢？我说，苦累算什么，怕死不当兵，当兵不怕死。他们见我决心这么大，破例同意了我的请求。就这样，年仅12岁的我参加了游击队，融人到抗日洪流之中，接受革命斗争的锻炼。参加游击队也成为我军旅生涯的起点。迈出这一步，就决定了我一生为军人，一辈子干革命。
当时，莘县辖五个区，一区城关，二区单庙，三区大索庄，四区张鲁，五区王奉。县组建了一个游击大队，每个区组建了一个游击中队。二区游击队有30多人，分三个小队，队长姓刘，平时大家都喊他刘队长，我被安排在第一游击小队。由于游击队武器弹药很少，只发给我两枚手榴弹。看着老队员手里的枪，我羡慕极了，心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有一支钢枪呢？为了显示弹药充足，队员们都把高梁秆截成“疙当件”装满子弹袋，系在身上不重，看上去鼓鼓囊囊，挺威风的，也起到了迷惑敌人的作用。
活跃在鲁西北的抗日游击队
二区游击队主要在曹屯村、姬家、辛张地、大杨家、马桥、河店一带活动，有时也到外区以及城关活动。我们经常利用夜暗挖沟破寨，破坏日伪军的通信线路，袭扰伪据点。特别是“青纱帐”起来后，我们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与敌人周旋，打打停停，虚虚实实，来无影，去无踪，让敌人坐卧不宁，消耗、疲惫日伪军。我们还发动群众“抗粮抗工”。敌人来要粮，就动员群众顶住不交，实在拖不过就给孬粮。敌人逼迫老百姓修炮楼、挖路沟，就动员大家不出工、迟出工、磨洋工。同时，我们编歌谣、写传单，宣传我党的政策和全国抗战形势，动员伪军家属规劝伪军弃暗投明。还经常配合主力部队反扫荡，拔据点，镇压汉奸恶霸和特务，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那时，斗争环境险恶。吴家驻有日伪军100多人，并修筑了炮楼，武园有国民党齐子修的据点，沙镇被土匪郭培德占着。他们狼狈为奸，祸害四邻八乡，催粮要款，搜刮掳掠，无恶不作。特别是日本鬼子推行“三光”政策，施行“铁壁合围”，烧杀抢掠，奸淫妇女，令百姓受尽了蹂躏。日军攻破观城镇后，屠杀无辜群众155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观城惨案”。在东节村，他们抓捕抗日家属和无辜群众200多人，用狗咬、活埋、枪杀等手段进行残暴折磨和屠杀，制造了令人发指的“东节村惨案”。据有关资料记载：“日军曾于1943年秋天在卫河实施过一次大规模细菌战……进入8月份以来，久旱逢雨，鲁西地区大雨倾盆，境内的卫河、漳河、滏阳河、滹沱河等河流水位暴涨。忽然有一天，四条河流同时决口，滔天的洪水奔向周围的农田、村庄。卫河流域附近的临清、馆陶、武城、丘县等地962平方公里变成了一片汪洋。令人费解的是，洪水所到之处，瘟疫霍乱横行，得此疫者上吐下泻，数小时便不医而亡。许多村庄一夜间便有成百上千人死亡……仅鲁西、冀南24个县就屠杀中国贫民42.7万余人……这就是日寇在鲁西发动的细菌战，代号为‘十八秋鲁西作战’的悲惨画面。”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激起了人民群众对日本鬼子的满腔仇恨，更加坚定了早日消灭日寇的决心。
游击队的生活非常艰苦，经常吃的是高粱面掺糠、掺菜的窝窝头，喝的是高粱面或玉米面稀粥，有时一天一顿饭也吃不上，常常饱一顿饥一顿，热一顿凉一顿。我们居无定所，有时住老乡家，有时干脆睡在野地里，用麦秸或茅草当被褥，情况紧急时就露天和衣而睡，有时一晚上要转移几个地方。长期的游击生活，队员们身上都生了虱子。大家以苦为乐，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革命斗志，经常开玩笑说：“穷长虱子富长疥，不喂虱子的人不是真正的游击队员。”
在游击队里，我的年龄最小。在行军、作战和生活中，同志们像大哥哥一样关照我。有的夜间行军拉着我的手，有的替我站岗，还有的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干粮给我吃，使我深切感受到艰苦条件下革命大家庭的温暖，终生难以忘怀。
1944年7月初，为有力打击敌人，孤立莘城的日伪军，鲁西北军分区指示各游击队配合主力部队，扫清莘城外围之敌，重点拔除敌据点。
李来柱重访当年抗日根据地
吴家据点驻有伪军两个中队100多人，队长石义功是远近闻名的铁杆汉奸。他仰仗日本鬼子的势力，经常抢劫老百姓的东西，搅得四邻八村鸡犬不宁，还多次参加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据点里还有个坏透了的监工，仗着和伪县长是老乡，鱼肉乡民，经常拿枣木棒、牛鞭殴打民工，村民对他们恨之入骨。
为拔除这个据点，游击队决定先派人进入据点侦察，摸清内部情况，尔后制定行动方案。一听说有任务，我就主动请战，要求深入“虎穴”侦察敌情。刘队长考虑我前几次侦察任务完成得不错，积累了一些对付盘查的经验，而且年龄小，不易引起敌人注意，便让我担当此任，并向我交代了具体任务，设想了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危险，教给我一套临机处置的方法。
当时，敌人从附近村庄抓了一批民工到据点里修炮楼，每天让村里人送饭。我就准备装扮成送饭的混进去。在我动身之前，游击队与后辛张村武委会主任取得联系，要求他们予以配合。
第二天晌午，我挑着饭菜向吴家据点走去。这个据点平时把守森严，进出盘查得很紧。以前搞侦察由老同志带着，我心里踏实。这次单独执行任务，难免有些紧张。一路上，仔细琢磨遇到特殊情况怎么应付，不一会就到了据点的吊桥前。
“干什么的？”我循声望去，看见据点门口站着两个伪军，一个扯着公鸭嗓冲我高喊，另一个瞪着三角眼死死盯着我。
“送饭的。”我沉着地回答。
“哪个村的？”
“后辛张的。”
“公鸭嗓”和“三角眼”又端详了一会，见我是个小孩，从说话口音和穿着打扮判断我是本地人，戒备自然放松了些。他们说了声“等着”便把吊桥放下来，打开大门。我刚要往里走，“三角眼”突然喊了声“站住！”我便停住了脚步。他走到我跟前，眯起小眼睛上上下下打量我，打量了好半天也不说一句话。渐渐地，他的目光变得犹豫起来。我这才弄明白他是在唬人，心里踏实了许多。他又在我身上搜了一遍，也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公鸭嗓”挥手示意放行，我便挑起担子，准备进去。
“等一下！”“三角眼”又指着担子问：“这是啥？”
“干粮！”我镇定地回答。
他揭开盖饭的布看了看，便挥了一下手，让我进去。我这才轻轻地舒了一口气，挑着担子进到据点里，把饭菜交给伪特务长。特务长是专门管理伙食和日常生活的伪军官，个子不高，长得肥头大耳，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挑来一筐馒头，一桶肉菜。他不给钱，我也装作没这回事。他见我不提要钱的事，对我也客气了。我见机行事，对他说：“老总，刚才我走累了，想喝点水，歇一歇再回去行吗?”他满口答应着，“行！行！我还有别的事，一会你自己走就行了。”说完，他便提着饭菜走了。
胖特务长走后，我便仔细观察据点里的情况。这个据点坐北朝南，四个角都有炮楼，围墙有两三人高，顶部拉着铁丝网。四周外壕呈直角，内沟底部和墙上均有枪眼，可以形成交叉火力。村子里散住着不少人家，伪军两个中队分住在四个炮楼院内和东南门角楼。我所在的这个院子有饭堂、伙房、仓库和一些宿舍，最多可容纳两个排，很可能是敌人的后勤机关。据点的四个炮楼，有两个已经修好，另外两个正在建。民工只能在工地干活，不能随便走动。我见四下没人，就走进一个没有设岗的院子。正在仔细观察之际，突然从对面房子里出来一个伪军。
“干什么的？”
“找茅子。”我灵机一动回答。
“怎么进来的？”
“来送饭的。”
“门外墙边就是，不要再往前走啦！”他说完就走了。
我一想，今天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待得时间长了，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撒泡尿便离开了据点。回到游击队，我向队长汇报了据点里的情况。队长说：“干得很好，还要继续侦察。”后来，我又去了几趟。因为和胖特务长熟悉了，从他那里又摸到一些情况，为端掉这个据点创造了条件。后来，我主力部队一举夺取莘县城，周围的据点包括吴家据点都不攻自破。
由于多次圆满完成侦察任务，领导和同志们都称我为“童子侦察兵”。后来，这个赞誉便慢慢传开了。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