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记者宋志娇 黄婷 伍修权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他是一员儒将，戎马生涯几十年，几度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参与机枢，筹划大局，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建立了卓著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伍修权转入外交战线，成为周总理处理外交事务的得力助手。他作为新中国的代表，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穿梭往来于世界各国，频繁出现于国际政治舞台，在尖锐复杂的国际斗争中，身负重任，不辱使命，表现了新中国一代外交家的卓然风采。叶剑英元帅曾经称赞伍修权同志“文武双全”。

    近日，《祖国》记者采访了伍修权长女伍一曼。伍一曼虽以年过八十，但她思维敏捷、条理清晰，不仅对过去如数家珍，而且紧跟时代步伐，对当今的社会问题也有独到的见解。她和蔼可亲，性格爽朗，言谈举止透露出像父亲一样的平实和朴素。记者不自觉地被伍一曼女士豁达的人生态度和风趣的谈吐方式所吸引。在轻松愉悦的谈话氛围中，我们跟随她的讲述，一起追忆了伍修权同志革命传奇的一生。

少年立志 加入共青团

    伍修权，曾用名吴寿泉，祖籍湖北大冶，1908年3月6日出生于湖北武昌。由于家境贫寒，12岁时才有机会去免费学校上学。因入学晚，他学习尤为刻苦。可不久，学校因为没有经费支持不得不取消办学，他又面临失学。教他的老师觉得他就此失学着实可惜，便把他推荐到武昌高等师范附属小学继续就读。“当时武汉的中共地下党员陈潭秋也在这所学校，他一面以教书为掩护，一面物色进步学生参加革命。1922年，陈潭秋成为父亲的班主任，在他和其它一些进步老师的带领下，父亲开始慢慢接触进步思想。”伍一曼回忆说：“父亲当时觉得自己作为一个贫困的学生能够上学很幸运，他曾问陈潭秋老师，像他一样贫困的孩子，什么时候才能都上学？老师回答他说，你们是偶然情况下得到别人的帮助才能上学。如果让贫苦的孩子都能上学，必须要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让人民当家作主才能真正实现。”听了老师的话，年少的伍修权在心里渐渐树立起了立志革命的意识。

    1923年，15岁的伍修权和其它两位同学一起，成为该校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成员。入团仪式保密进行，一切从简，但意义却非比寻常。说到这，伍一曼拿出《伍修权回忆录》，翻到父亲描写当时入团时候的那一页，用手指着逐字逐句地念起来：“这一天是我一生中第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从这一天开始，我正式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当时我非常激动，抑制着满心兴奋，表示了自己的决心，绝不辜负党的培养。从今以后革命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党教我干啥就干啥，一定在党的领导下，为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而努力奋斗。”伍一曼说：“父亲一辈子都在用实际行动践行这个承诺，也兑现了自己的誓言。”

赴苏深造 文武兼修

    1925年秋，伍修权被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路费成了最大困难。那时为了培养一个革命青年，大家都很无私。同校的张朗轩老师得知情况后，拿出了自己的四十块大洋，解决了他的路费和行装问题。同学何立人将自己的一件毛呢大衣送给了他，帮他抵御一路风寒。“父亲能够到苏联去学习深造，都是靠这些老师同学的无私帮助。那四十个大洋现在不知道是多少，在当时肯定是不少的，因为那时挣一个大洋都难。而父亲赴苏联学习前，也对自己的老师和帮助过他的人庄重承诺，学成后，一定会回来报效祖国！”

    “在同去苏联的学生中，父亲不仅是学历最低的，年龄也是最小的，只有17岁。但他学习非常勤奋，常常向别人虚心请教，所以进步很快。一年多以后，他就成为俄语老师的小助教了。”伍一曼微笑地对记者说，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神情。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激烈的斗争中，党深感军事人才的不足，从已在中山大学结业并准备回国的学员中，抽选一批转入苏联各个军事学校。正当伍修权为不能回国参加斗争而焦虑不安时，校方向他传达了中央这一指示，伍修权当即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考虑到国内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争，步兵对革命工作更有利，于是，伍修权决定进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从此投笔从戎。

    在中山大学的学习，使伍修权系统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在步兵学校的学习，则使他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上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学习，都为他日后回国为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做出贡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伍一曼说：“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的这段时间，是父亲一生中难忘的时光。不仅因为这是一段安定的、弥足珍贵的成长时期，更在于他在这一时期获得了一种信心，对中国未来的信心。因为看到当时苏联人民生活的现状，比中国的旧社会先进很多，他相信，苏联的今天将会是中国的明天。”

金蝉脱壳 回到祖国

    1929年10月，发生了中东铁路事件。组织上决定抽调一批翻译到远东去协助苏联军队工作，伍修权也是其中之一。战事结束后，伍修权被安排到苏联远东边疆保卫局工作，名义上成了一名见习翻译。1930年12月，远东边疆保卫局成立10周年。“当时苏联有个传统的习惯，每当重要的纪念日，都要吸收一批优秀的共青团员入党。因为父亲在远东工作期间，受到领导的赞赏，所以，在那次纪念活动中，父亲被推荐成为苏联共产党候补党员，还作为代表在会上做了几分钟的演讲。回国后就自动转为正式中共党员了。”伍一曼说。

    由于伍修权工作出色，职务也从见习员改为了翻译。当时苏联很重视翻译工作，薪金比较高，待遇也比较好。再加上伍修权利用业余时间经常将苏联报刊上的重要文章翻译成中文给当地的华侨看，也得到不少稿费，所以，他在苏联的生活可以说是相当安定和舒适。但他却一直不安心，怀念祖国，渴望投身到祖国火热的革命斗争中，为祖国做贡献。    

    保卫局的领导为了让伍修权能够在当地扎下根来，一再动员他找个苏联姑娘结婚。但伍修权一心想回国参加斗争，知道自己不会在此久留，也出于对自己和对方负责的考虑，便一直没有同意。他把回国的想法向领导提了几次，对方说共产党员在哪儿工作都是为共产主义奋斗，不必非回中国不可。几次碰壁之后，伍修权决心绕过远东保卫局，向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求助。

    但是，怎么才能去莫斯科？情急之下，伍修权心生一计，对领导说他在莫斯科有个女友，想去看她，顺便动员她来远东。领导听后大为满意，批准了他的要求，还帮他解决了去莫斯科的车票，开了介绍信。伍一曼说：“父亲为了不使人产生怀疑，几乎没有带走任何个人物品，连不菲的存款也没动，只身赶往了莫斯科。到了莫斯科，他马上和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取得了联系，在代表团负责同志的协助下，父亲回国的要求终于被苏方接受，并在组织的安排下秘密回国。”

    1931年5月，伍修权终于回到了国内革命斗争的大舞台，踏上中央苏区硝烟弥漫的战场。

    他参加了数次战役战斗，出生入死，奋战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先后担任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参谋，瑞金红军学校第三期军事团教育主任，军委模范团政委，军委直属第三师政委。后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作翻译，参加了第三、四，五次反“围剿”，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列席遵义会议，任红三军团副参谋长，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中央军委一局局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军区参谋长兼军工部政委等职。

出征联合国 扬眉吐气

    新中国成立后，伍修权转入外交战线，先后担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副部长、中国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等职，成为周总理处理外交事务的得力助手。

    1950年8月24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美国侵略台湾的控诉，控告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9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将“美国侵略台湾案”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同时美国政府进行反击，诬蔑中国而提出“中国侵略朝鲜案”。于是，在当年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上，就出现了两个重要议题。

     毛主席和周总理通过慎重研究，决定派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42岁的伍修权作为特使率团出席这次会议。伍修权当时在会议上控诉美国的发言，在纽约掀起了一场“红色风暴”。

    11月28日，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我国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伍修权发表了长篇演说，列举大量事实，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罪行，驳斥了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指出台湾是中国国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伍修权的演说针锋相对，极为精彩。美国媒体报道称：“在成功湖畔长达两个小时的高声斥骂中，毛泽东的代言人，一位名叫伍修权的将军，让人们认识到了中国的力量。”

    后来伍修权在《1950年11月的联合国之行》中写到：“事后有人说我演说时的嗓门很高，劲头特足，不论是发言的内容，还是演说的声音，都把会场给震动了，就像把中国人民憋了多年的气，一下子吐出来了。”

    次日，安理会会议讨论所谓的“中国侵略朝鲜案”，蒋介石的代表蒋廷黻发言，为美国的侵略罪行辩解开脱，还声称“代表”中国，但他的发言从头到尾没有一句中国话，都是在使用英语。

    伍修权随即要求作了临时发言，他说：“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语言他都不会讲。”此话一出，使得蒋廷黻十分狼狈，也给了与会者深刻的印象。按照规定，汉语是联合国的正式工作语言之一，中国代表讲话可以直接使用汉语，但蒋廷黻却一直用英语发言，实在有丧国格。伍修权是当时在联合国发言中使用汉语的少有的中国代表。这是一段即席插话，事先没有稿子。当时翻译这段话的是位叫唐笙的中国女同胞，这段话，她翻译的顺畅准确，带有相当的民族自豪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使在场听众再次感受到中国代表的智慧与风采。

不畏邪恶 受到冲击

    文革中，伍修权不畏强权，刚直不阿，正气凛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挺身而出保护王稼祥等领导干部和受迫害的群众，坚决抵制林彪、康生一伙的倒行逆施并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因此，他遭到了残酷迫害，被关押监护长达八年之久。

    “父亲受到冲击时，我们几次劝他打电话给毛主席汇报，他总是不同意。我们几个孩子要自己写信给毛主席，他也不让寄发。他觉得毛主席很忙，不能因为个人的事情打扰主席。后来，父亲万不得已，给总理秘书打了一个电话，但第二天，家里那部能和中央联系的红机子（电话）就被造反派没收了。1968年5月，父亲就被关押起来。”伍一曼说：“父亲被关押了，但被关在哪没有人知道，也不能探视。当时弟弟妹妹分散在各地，继母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在北京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在单位也被隔离，不能带领章帽徽，不能带毛泽东徽章，作为一名医生却不能从事医务工作，而被分配去打扫卫生。”谈到这些时，伍一曼虽然有些伤感，但乐观的神情很快再次涌上她的脸庞，“但是我不怕，我知道自己和父亲都没有做错事，总有出去的那一天。只要不被打死，我就要去干革命！”伍一曼提高音量，挥舞着手说道，仿佛还是当年那个毫不畏惧的年轻姑娘。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伍一曼感觉到紧张的氛围有所松动，开始给各处写信申请探视父亲，甚至给周总理也写了信。终于有一天，她接到时任中联部部长耿飚秘书的电话，说第二天让她去见耿飚。就这样，她终于获得了探视父亲的机会。并且在耿飚部长的许可下，家里的其他人也都赶了回来。“其实，在去探视父亲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伍一曼回忆说：“王稼祥伯伯得到我们即将去看望父亲的消息之后，专门把我叫过去，给了我300块钱，让我给父亲买点吃的带去。那时候挣300块钱是很不容易的，而且王伯伯本身处境也很艰难。我觉得这不仅仅是300块钱，这是深深的战友情谊啊！”伍一曼感慨到。

    1972年6月，终于到了探视那天，伍一曼已经有四年多没见到父亲了，不知道父亲现在是什么样子。“他状态非常不好，人很胖，肚子特别大，裤子已经合不上了，腰部露出一截。”伍一曼一边说，一边在自己腰上比划。而父亲见到妻儿们说的第一句说是：“真是对不住大家，我形象不太好。”没有抱怨，没有眼泪，看到久别的孩子们，伍修权故作轻松的语气，包含了多少心酸与无奈呀！对于父亲为什么突然这么胖，伍一曼道出了原因。刚开始伍修权被关押的时候，每天只有窝头、咸菜和一些粗粮，而且吃不饱。九一三事件后，“犯人们”的伙食有些改善，就吃得多了，因为被关在房间里，没办法运动，再加上身体有些浮肿，看起来就胖了很多。

    1974年9月，伍修权的八年“牛棚”生活，彻底结束。次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被重新选为当届全国人大常委，这也表明了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

德高望重 审判四人帮

    1980年，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就是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的公开审判。6月，中央成立了审判“四人帮”工作领导小组，伍修权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并与曾汉周、黄玉昆三人被任命为特别法庭副庭长。“由于受审的主犯中有很多是军人，还都是红军时代就参加革命的“老资格”，父亲被认为在资历、声望和素养上都能够担当起这项任务，就由胡耀邦、杨得志等同志推荐，直接参与了两案审判有关的一系列工作。”伍一曼解释说。

    特别法庭分为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第一审判庭负责审判“文职”人员。第二审判庭（即特别军事法庭）负责审判原军人主犯。伍修权被任命为第二审判庭审判长。

    公开审判在历时两个月零七天之后，胜利结束。在这两个多月中，共开庭42次，伍修权出庭30次，主持了其中的16次。那时他已经是72岁高龄，仍然挺直腰杆坐在审判席上，庭审结束后马上到后台进行总结，参加有关会议，完全顾不上休息。

    当时在如何量刑问题上，是经过不少争论的，中央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有人主张轻些，说将这些人养起来算了；有人主张重些，提出一定要判决死刑；也有人提出不轻不重的判法，即分别判处不同时限的徒刑。可是当时全国到处都是一片喊杀声，这对于伍修权等审判人员来说压力很大。审判结果总是定不下来，最后提交到中央政治局去讨论，伍修权也参加了这次讨论。他在发言中说：“我们都是林彪、江青进行反革命活动时期的当事人，曾经亲身受到他们的迫害，正因为此，我们要克服可能有的感情作用，要更加客观冷静地处理这件事，要经得起后代人的检验。”这一番话，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气度。

    特别法庭最后判处江青和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它主犯则分别判以无期或有期徒刑。

    “这次审判，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我一生历史上光荣而重要的一页，尤其是我已经年过古稀，进入晚年了，还能参加这一举世瞩目的工作，亲自审讯并判处了我国一批当代最大的阴谋家、野心家，不能不感到十分荣幸和不虚此生。”伍修权在回忆录中写到。

严慈父亲 民主教育

    在子女们的眼中，伍修权是一位严慈的父亲。他虽然工作繁忙，没有太多的时间和家人相处，但他对孩子们关爱有加以及十分民主的教育方式让伍一曼记忆犹新。

    1950年，伍修权任职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举家从东北搬到北京。“那时候我年轻，也比较“贪玩”，我的同学和朋友都在东北，所以不愿意去北京，就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半年多也没有给家里写信。父亲联系不上我就很着急，正巧父亲有一个部下从苏联回国去北京，父亲就让他顺便把我“抓”回了北京。”谈起父亲对自己的关爱，伍一曼幸福地回忆起当年的趣事。

    “对于我的学习、工作、组建家庭等事情的选择上，父亲从没有干涉过。我小的时候对学习不太上心，所以学习成绩一直不冒尖儿，但也没有很落后，就是中等左右，学习成绩起伏也比较大，但是父亲从没有说过我。那时候家里的子女里面我入团最晚，弟弟妹妹都入团了我还没入，是最落后的一个，但父亲不会说我不如弟弟妹妹，也不会强迫我必须入团。”接着，伍一曼笑着说：“有时候，他看我在学校参加文艺演出，没道具的时候，会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家里的窗帘就被我当演出的裙子拿出去过。”讲到这，伍一曼话锋一转：“他觉得你这个孩子能够关心别人，能为集体出力，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就行，入不入团不强求。”

    1957年，伍一曼要考大学了，当时伍修权正远在南斯拉夫当大使，根本无暇顾及女儿报考什么学校。后来，伍一曼考上了河北医学院。“之所以决定报考医学专业，首先我觉得医生可以救死扶伤，能为人民服务；其次是因为我的生母也是因为结核病蔓延到全身，肾功能衰竭去世，我想以后能够救治像母亲一样的人。”说到早逝的母亲，80岁的伍一曼眼睛有些湿润。

    除了学业，父亲在职业上也没有对子女提过要求。“他觉得只要踏踏实实做事，按照自己的意愿，什么行业都可以，他是很民主的，走正道就可以。只要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去做事，哪个岗位都可以，因为哪个岗位都需要人去做。”

    事实也是如此，伍修权的六个子女都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认真负责，没有愧对父亲的教诲。

动荡年代 子女遭遇

    战争年代，许多孩子都没能呆在父母身边，父母子女离散的情况时有发生。伍修权有四个子女就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陆续出生的。

    1941年，伍修权要从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调回延安，当时他已经有三个孩子。“我当时三岁，已经会说话了，弟弟伍天福1岁多刚开始学步，大妹妹生下来才一个月。组织上认为带着三个孩子，一路上会有麻烦，最好留下一个。原本带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走是最好的，毕竟只有一个弟弟，但是妹妹是奶娃放不下，最后就决定把弟弟留下了。”伍一曼说：“后来兰州地下党员罗扬实把弟弟抱到家里，当自己的孩子养育，并改名罗斌。一直到1951年，12岁的弟弟才回到北京和我们团聚。”

    “还有妹妹伍延力，她在延安出生，挺苦的。”伍一曼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但也是挺幸福的，因为她是真正的劳动人民养大的。”1946年，伍修权任军调处执行部长春分部负责人，全家从延安飞沈阳。但是妹妹伍延力年纪太小不能上飞机，父母没有办法，准备把她交给当地的老乡抚养。但是，跟随伍修权多年的勤务兵吴树成说，他可以一路行军，保证把孩子从延安背到沈阳，这才没有寄养。“吴伯伯当时已经五十来岁，背着妹妹，一路上没有什么吃的，只能到人家家里去讨，有奶的就吃两口，没有就弄点奶粉和米糊糊。吴伯伯曾说：‘只要我老吴活着，孩子就不会有问题。’最后，硬是把妹妹从延安背到了沈阳。”说到这里，伍一曼哽咽着留下了眼泪。“要不说我们这些孩子，真是老百姓养大的，我们不能不想着老百姓，不能不为老百姓服务，要不为老百姓服务，我们真正的是忘本。”一字一顿说完，伍一曼言语间流露出的对人民的真情实感让人非常感动。

    1997年11月9日，伍修权同志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在伍一曼看来，父亲伍修权和那一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身上有着许多可贵的品质。“他不结党营私，对党忠诚，热爱人民，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刚正不阿，尤为难得的是，他始终坚持初心，不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能想到15岁那年所做出的庄严承诺：革命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党教我干啥就干啥。”于是始终充满斗志，用实际行动完成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黄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