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0日，赴苏联谈判筹建新中国空军的代表团，回到了阔别两个月的祖国。刘亚楼和我（吕黎平）在车厢里贪婪地看报纸，逐句阅读着毛主席在全国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讲的下述这段话：“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刘亚楼兴奋地站了起来说：“毛主席向全国、向全世界宣告，我们要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这是人民空军起飞的动员令啊！太好了！有党中央、毛主席给我们插翅膀，6所新的航校一定能很快办起来，红色雄鹰一定能很快搏击长空，使敌人闻风丧胆。”
刘亚楼上将
10月18日，毛主席、周副主席在中南海单独召见了刘亚楼同志，听取汇报，商定建设空军的重大事宜。
刘亚楼同志后来说：“毛主席在我告辞时，特地又嘱咐我：‘空军的基础好差，起步快慢，关键的一条，是看你航校办得怎么样。你的当务之急，首先要选好办校人。这方面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毛主席在开国伊始，日理万机，还这样亲自筹划人民空军的建设，高瞻远瞩地点出建军中的关键问题，使我们深受鼓舞。
刘亚楼发挥他善于用人所长和优异的组织能力，经过一番紧张的考核，听取多方面意见后，起草了关于选调6名优秀师级政治干部的报告上送毛主席。
毛主席很快在报告下批示了一段苍劲有力的大字：“这批政治委员必须挑选最适当的人来担任。”要各野战军提出3倍的名单交军委选定。
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亲笔批示，在全军范围挑选最适当的人，而且在这当中再精选出三分之一，这种选配干部的方法在我军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五十年代末，毛主席与刘亚楼上将。
毛主席的指示，马上变成电波传到了各野战军。各野战军迅速推荐了19名——多于3倍的优秀政工干部报到军委。中央军委于11月18日，选定了需要的7位同志。
后来的事实证明，空军建军初期的第一批航校领导班子，为后来人民空军迅速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之前在莫斯科谈判行将结束时，刘亚楼与我和翟云英商量，毛主席这样关心组建空军的谈判，我们回国时给主席捎点什么表达敬意好呢？我和翟云英主张买件纪念品。刘亚楼略微沉思后说：“主席不会接收纪念品。他日夜操劳，太辛苦了，不如买样苏联特产食品，一可以使毛主席尝尝异国风味，二可以增加营养，有利于健康。”于是，我们到红场附近的食品商店，用节约下来的生活费，选购了3公斤北海产的黑鱼子罐头。刘亚楼去中南海汇报时捎去了。毛主席听说是我们代表团用省下的生活费买来请他品尝的，破例收下了，品尝后直夸味道鲜美可口，增强了食欲。
筹建新航校的各项工作急如星火，夜以继日地进行。值得赞扬的是苏联航空专家的高效率工作精神。这批苏联专家虽然一路乘火车，却在我们到达北京的第8天——10月24日，到了北京。其行动之快，出乎我们意料。
我们本想安排专家们先休息几天，观赏一下古城的风貌。但他们马上谢绝了，提出第一天就开始工作，我们立即领他们共同勘察选定6所航校校址，争取早日开学。
通过一番考察，最终拟定以济南、南苑、沈阳、哈尔滨、长春、锦州6个机场为航校校址。刘亚楼同志听取报告后，马上报中央军委审批。
10月30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第一航空学校设于哈尔滨，第二航空学校设于长春，第三航空学校设于锦州，第四航空学校设于沈阳，第五航空学校设于济南，第六航空学校设于北京南苑。这6所航校全部采用苏联的飞机装备，暂按苏式体制组建。
后来，为了充分利用东北老航校的一批日本航空技术人员和缴获的日式、美式飞机、器材，经常乾坤同志提议，报请中央军委批准，于1949年11月18日在牡丹江成立以老航校为基础的第七航空学校。至此，空军初建时期的7所航空学校校址全部确定了。
初创时期的东北老航校
10目25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肖华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同志为空军参谋长。同时，决定将军委航空局与第十四兵团司、政、后机关合并，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关。
六所航校临时负责人也确定了，分别是：刘善本和吴恺、刘风、陈熙、吕黎平、方子翼、安志敏和夏伯勋。
新中国的空军终于脱颖而出了，从此跻身于世界空军之林，踏上了光辉灿烂的征程。
空军组建后的第一项使命是：一年内训练出300名以上能作战的飞行员，准备参加解放台湾及沿海岛屿的作战。为此，限定各航校第一期飞行学员必须在1950年9、10月间毕业，以能及时成立作战部队。任务十分艰巨，时间极其紧迫。
刘亚楼同志在10月30日的下午，召开了空军组建后的第一次干部会，逐项讨论和部署空军组建工作。
最后，刘亚楼同志站了起来，斩钉截铁地下达了一段军令：“同志们，你们受命开办航校要只争朝夕，一天一小时也不能拖。从今天军委下令开办6所航校，到全部建成开学，给大家的筹备时间，按通常的速度，起码要三四个月吧？现在只能给1个月。12月1日必须全部开学。”
“12月1日必须全部开学！”——这句话像重锤敲打着在座每个办校同志的心弦。
“是啊！”刘亚楼略微停顿后又接着说：“1个月内，在几乎一无所有的条件下，使近千人的现代航校开学，困难很多，困难如山啊！但党中央、毛主席把建设空军的重任交给了我们，困难即使像山高，我们也要横下一条心，把它搬走。困难即使像海一样深，我们也要迎着风浪上，把它填平。有铮铮硬骨的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有勇气、有魄力，创造世界空军建军史上第一流的速度！12月1日能否开学，是对每个航校负责干部的第一个考验。按规定时间开学，是英雄；拖延开学日期，是狗熊。你们究竟是英雄还是狗熊，12月1日见分晓！”
一刹那，会议室寂静无声。我作为开办航校中的一员，觉得一股无形的重力像泰山一样压在肩上，连呼吸都噎住了。然而，一股创业的激情，像火山一样，在胸中升腾。困难压不倒中国共产党人，战胜困难是我们的本能与本色。
不知谁带头鼓了第一声掌，立即触发了全体到会同志的热烈掌声。掌声，如雷贯耳，洋溢着一往无前的勇气；掌声，经久不息，充满了坚韧不拔的信心。
散会后的第二天晚上，我和陶雨峰、尹安澜同志以及分到第四航校的3名苏联专家，立即乘火车到沈阳赴任。
11月11日，中央军委电告各军区、各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现已宣告成立，原军委航空局名义着即取消，原航空局所有干部及业务均即移交空军司令部接收。”这标志空军已正式成立。
11月20日后，开学前的准备工作到了“白热化”阶段。每天都有成百的人员赶来报到。来自五湖四海的这八九百人，互不认识，人生地疏。他们从衣食住行到编组分班，全靠学校的几名主要负责人去张罗、组织。我们像旋风般的里外忙碌着，连续20多天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眼珠布满血丝，喉咙也嘶哑了。可是奇怪得很，我们并不觉得累，并不觉得苦。只觉得全身的热血在沸腾，浑身上下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只觉得工作还干得不够快，不够好，恨不得再生几双手，一天变成一个月。
终于，开学的准备工作，从学员到教员，从场所到教具，从食宿到健全各级组织，基本就绪了。我兴奋地在发向空军、东北军区的电报稿上疾书：“我校开学条件已经具备，请批准于12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在签署发电报日期时，11月28日的“8”字刚划了一圈，还缺一圈，我的头已歪倒在桌面上，一闭眼就沉入了梦乡……
空军和东北军区很快复电，批准我们按期开学。空军司令部还专门向全校指战员发了热情洋溢的贺电。
第四航空学校首任校长吕黎平深入基层，为学员们讲课。
简朴而又热烈的开学典礼，多年以来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典礼是在修复的飞机库内举行的。正中的横梁上，悬挂着红布白字的大横幅：“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航空学校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近千名指战员排成正方队形，站立在机库中央。库房没有暖气，寒风从四周的窗缝呼呼侵入。然而，同志们个个昂首挺胸，脸色喜悦红润，双眼闪烁着光芒。队与队之间都扯开喉咙拉歌：“唱得好不好？”“好——”“再来一个要不要？”“要——！”拉歌的喊声，像雷鸣似的震得机库嗡嗡地响，库顶的灰尘都飘落下来了。一首歌余音未落，那边又吼叫起来：“机械连——再唱一个！”在全场的哄笑声中，机械连又唱起了第三首战歌。寒气，胆怯了，萎缩了；热流，弥漫着，升腾着，充满了库房。是啊！应该高兴，值得自豪，你们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空军战士，祖国万里蓝天的开拓者。
后来获悉，第一、第二、第三、第五航校亦于同一天正式开学。第六航校于12月11日开学，第七航校于次年1月5日开学。7所航校如同雨后春笋般诞生。
如果说，“日新月异”是一种夸张的说法，那么，用来形容空军初建时头几个月的发展情况，则并不过分。从1949年10月份正式组建到年底，不足3个月，空军总人数从几千人猛增到34000余人。不但人员大增，飞机、器材设备、机场也多了，各级组织机构也相继建立了起来。
本文据《吕黎平回忆录》编辑整理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