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守志上将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它是红军培养和训练军事、政治、文化、专业干部的学校。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两个月，上级要调人到“红大”学习，规定我们连推荐一名当过机枪手的干部，大家便推荐我去。正巧那天我们师政委陈修举到连里来看望官兵，当他知道我被推荐去“红大”学习，很高兴，当场就批准了。
1937年初毛泽东、朱德和红军大学部分干部学员合影。
我带着领导和战友的厚望，于1936年8月离开了战斗生活两年多的连队，来到“红大”第3科的庆阳步兵学校的初级科学习。
当时我不知道，此次离开连队竟然是和红9军战友们的诀别。我离开部队不久，红9军编入“西路军"，西渡黄河，踏上了西征的艰难征途。后来血战河西走廊，部队几乎都拼光了，战友们长眠在西部那块苍凉的土地上。我们团选调学习的3个人——刘昌毅、徐斌洲和我成了幸存者。
庆阳步兵学校条件艰苦，但教学却是一丝不苟，严格要求。各门课程的教员，都是具有丰富战斗经验和较高理论素养的干部，刘伯承、袁国平亲自制定教学计划，并在每门课程结束时都作具体总结和讲评。因此，教学质量都很高，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
学习时，大家都有一股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坐在课堂里，忘记了天寒地冻，认真听课，恨不得把教员的每句话都装在脑子里。过了霜降，陕北进入高寒季节，“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加上风沙肆虐，寒气逼人。那时，步兵学校的课堂是在窑洞里，用的是石桌、石凳、石黑板，毛泽东同志有一次视察“红大”，曾风趣地说：“你们走的是石头路，坐的是石头凳，用的是石黑板，住的是石洞，真成了石器时代的人了。”
当时，党中央和红军前线总指挥部首长对庆阳红军步兵学校学员的生活十分关心。学员们平时吃小米干饭和干豆角，一个星期可以吃一次羊肉汤，偶尔还可以吃上一顿荞麦面条。5个学员住一孔窑洞，晚上点的是蜡烛。为了丰富学员的业余生活，还开展了文娱体育活动，打篮球、下棋、打扑克、长跑等，军事体育活动开展得相当活跃。
这年年底，传来一条震惊全国的消息：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要求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消息传来，群情激愤，议论纷纷。学员们对蒋介石发动对红军的“围剿"记忆犹新，几乎每个人的家里都有被国民党军杀害的亲人。特别是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引狼人室，国人皆曰“可杀"，我们中间许多人都主张杀掉蒋介石。
张学良、杨虎城
这时党中央、毛主席下达指示：为了顾全国家与民族大局，要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对此指示，我与战友们一样开始都想不通。后来的事实证明，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把红军和中国革命带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无论是对民族、对国家、还是对红军，都是一个求生存、求发展的极好机遇。
“捉蒋、放蒋”的风波刚平息，前方传来了噩耗，西路军经过4个多月的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几乎全军覆灭。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很长时间都无法相信这是真实的，常常望着夕阳西下的远方发呆——那千里迢迢的河西走廊，躺着近两万名西路军官兵的尸骨，这其中也包括了我所在的红9军的将士。
1937年8月1日，我从庆阳步兵学校毕业，被分配到红31军91师771团机枪连任副连长，再次走上抗日前线。
一九三七年，红军大学部分学员在延安的合影。
我来到连队报到，正赶上部队在陕西省三原县进行整编。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在南京举行会谈，我党为促成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达成协议，将陕甘宁地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又称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
八路军下辖第115、第120、第129师3个师，每师定额1.5万人。4个月后，南方8省14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我和红军学校的一批学员一起被编入第129师386旅771团，师长是刘伯承，副师长是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后称政委）是张浩。翌年1月，八路军总部任命34岁的邓小平接替张浩任第129师政委。从此，在漫长的战争年代，我和战友们一直在刘、邓首长的指挥下战斗和工作。
我刚下到连队，就赶上师里发了新军装：灰帽子、灰军装、灰挎包、灰绑带，还有子弹袋等，每人还发了“青天白日”帽徽。
9月6日，第129师在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召开抗日誓师大会。可是换装的事，让许多人心里想不通，不愿意执行，有的竟想回家不干了。我心里也不是滋味。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血战河西走廊——战友们牺牲数以万计，血流成河，这都是为了什么？现在突然要化敌为友，并且要脱下红军军装换上国民党的军服，心里怎么想都不是味儿！战士们围在一起，像互相怄气似的，都不说话。抬头看见我，便七嘴八舌说了起来：
“这是沾满人民鲜血的狼皮，我不穿！"
“打来打去，我们也成了国民党军了！"
有的同志指着新发的青天白日军帽徽说：“我们是红军，要是戴上这玩意儿，还有什么脸去见乡亲们，副连长，你说是不是？"
面对战士的问话，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要坚信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是正确的。经过我的一番劝说，战友们同意一切行动听指挥。
1937年9月6日，在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附近的广场上，第129师的抗日誓师大会在大雨中举行，师长刘伯承指定386旅旅长陈赓担任阅兵总指挥。
约8时许，全师1.3万多人陆续到达。我看到旅长陈赓不停地调遣部队，指挥若定。此时雨还没有停，但人人精神振奋，口号震天，歌声不断，步伐雄壮。等到全师集合完毕，雨下得更大了。
此前，陈赓旅长接到师部电话，因雨停止阅兵。这时他见雨越下越大，便向刘伯承师长报告：“各旅已经到齐。如此大雨，阅兵是否顺延一日？”
刘伯承笔直地站在雨水中，厉声说：“不行！怎能让风雨阴晴来左右既定的军事行动安排呢？何况我们今天是在民族危机、时不我待的紧急关头召开抗日誓师大会，大雨已经把我们打湿了，躲它还有啥子意思嘛！”
“是！”陈赓答道。
阅兵仪式仍按照原计划进行。刘师长发表了激动人心的长篇讲话。他说：“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9师。同志们！改变番号，只是个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说到这里，他拿出军帽，指着青天白日帽徽说：“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是我们红军永远是红军，我们的心是红的，任凭换什么名义，戴什么帽子，我们始终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我们今天的一切努力和牺牲都是为将来的社会主义胜利。同志们！为了救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
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举行抗日誓师大会。
说罢，刘伯承师长拿起一顶缀着国民党青天白日帽徽的黄军帽，轻轻用手指弹弹，在将士们朦胧的泪眼中，换下红军八角帽，让全师指战员把有红五星的军帽放进挎包里，把青天白日帽子端端正正戴在头上。
“现在我命令，换帽！”
军令如山倒，刚刚还在雨幕中如火焰般燃烧一片的红五角星，顷刻间被青天白日帽徽所代替。
风声雷动，大雨滂沱，山河震荡。口号声和欢呼声混成一片，泪水和雨水一道流淌……
我们师刚改编完毕，刘伯承师长、张浩主任就奉命率领386旅的771、772团和385旅的769团以及师直属骑兵营、干部营，于9月底由陕西省三原县出发，经富平、韩城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省晋东南侯马地区。
在开往山西太行山地区抗日前线的行进路上，沿途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由于我们的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做了大量宣传工作，老百姓知道我们是红军，是开赴前线打鬼子的，一路支援我们。
记得在经过荣河镇、通化镇时，我们386旅陈赓旅长向欢迎的群众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张。我看到，大街小巷贴满了抗日的标语，还有成群结队要求参加抗日的青年，臂上都佩戴着“民族英雄”的臂章。另外，还有许多戴着“少年先锋队”红色标志的男女学生，排着队伍在街上集会游行，高呼抗日口号。这些学生见到威武雄壮的抗日队伍，围着我们不肯散去，盼望能和我们一起上前线打日本鬼子。
八路军勇敢地奔赴抗日前线的行动，教育和激励了这些青年学生。同样，他们的抗日热情、爱国的精神也感动了广大指战员。我和战友们说：“这些情景过去在苏区是经常见到的，但是在即将沦为敌占区的地方，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些青年学生热血沸腾的抗日爱国真情，在八路军官兵的心灵上产生了互动，使我们非常欣慰和振奋。他们燃烧的激情，对渴望上战场杀敌立功的抗日军人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