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中共江西省委原书记、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正部长级）万绍芬
20世纪70年代，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有关部门多次勘察规划，准备在九江建造一座比南京长江大桥还长900多米的钢架铁路、公路桥。但是，伴随京九线的停建，这项工程随之下马。
1985年6月，我当选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8月，我赴九江考察，特别对九江长江大桥和九江外贸港口两个项目认真作了调研。当时，九江长江大桥的施工单位大多已迁走，施工队伍也已解散，只留下了留守人员。江上的桥墩突兀地露在水面上，既不美观，又影响交通，此情此景，我甚为惋惜，当即要求九江市尽快提出一个复建九江长江大桥的方案。
我和省委领导班子认为，九江是江西的“北大门”，是唯一通向外埠的港口，作为贯通京九铁路线的一个关键，九江长江大桥的早日建成，对九江乃至江西的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认识到，建设好九江长江大桥，仅靠江西一省之力难以完成，必须联合邻省安徽、湖北。尤其要取得国家支持。当时我暗下决心，要在我的任上把这件事办成。
为此，我联络了安徽、湖北两省的领导，他们表示愿意共同集资，促成这项利国利民工程。我又拜访了当时新上任的铁道部部长丁关根，他对我们的设想表示赞同，同时告诉我们京九线因故停建，爱莫能助，只能另外想点办法。我还趁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同志来江西期间，向他汇报了九江长江大桥的事，希望国家能给予一定支持，帮助大桥恢复施工。
“说干就干！”1986年3月，我赴北京开会，在会议期间，我向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同志汇报了要求复建九江长江大桥的设想。他听完我的汇报，皱着眉头陷入了沉思，他记得，十几年前他担任铁道部长时这座桥就开工了，怎么会拖了这么长时间？是啊，那些年，我们国家走了多少弯路，经历了多少磨难和挫折，这座大桥的命运也是这样。他答应向有关部门了解情况，过问这件事情。
万里
万里同志是我敬仰的一位国家领导人。早在70年代他任铁道部长和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时，民间就流传着“铺铁路，万里长”、“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他深受老百姓的爱戴，是一位干实事、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领导人。有了他的直接过问，我深受鼓舞，坚信恢复九江长江大桥建设一定会有眉目。
当年11月6日，我再次进京。到万里同志的家中向他汇报工作。
刚入座，万里同志便问：“你要办什么事呀？”
我说：“我来看看您呀……”
我还没来得及把下面的话说出来，万里同志就笑着说：“你哪里是来看我呀，你是有事来找我的。是为九江长江大桥，还是万安水电站，还是老区建设……”
我急忙解释：“万安水电站和老区建设这两件事已经有了眉目，今天我主要是向您汇报九江长江大桥的事。”
“好，你说说吧。”
我把关于九江长江大桥复建的若干问题向万里同志一一作了汇报。他认真听完后，点了点头，说：“九江长江大桥应该复建。”
我说：“我们还想邀请您视察江西，视察大桥工地。”
万里同志当即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得到他的承诺，我特别高兴。
中午，边涛大姐留我们吃午饭。在饭桌上，我仍然想着九江长江大桥的事。我虽然不会喝酒，却鼓起勇气举杯敬酒，说：“万里同志，我们在江西迎候您！”
他也举杯：“好！”
我紧接着说：“那就一言为定！”
万里同志爽朗地笑了起来，说：“好，好，一言为定！”这笑声飘得很远，这话语不是戏言，而是掷地有声的“定夺”。
万绍芬与万里副总理及夫人边涛同志合影
有了万里副总理的“一言为定”，接着就有了江西人的“驷马难追”。
1986年11月24日，江西省委接到通知：万里副总理于25日下午抵达上饶，晚上赶到景德镇，26日下午赴安徽视察。
25日，我赶到景德镇迎接万里同志一行。我一到，得知万里同志此行没有安排去九江的日程，十分着急，晚上汇报时，见他迟迟没有提起九江的事，便忍不住提醒他：
“您上次在北京答应了视察九江长江大桥工地，‘一言为定’的呀！”
万里同志想了想，点点头说：“是啊，我答应过的噢。”
他当即与随行人员商量，改变行程。万里同志如此守信，如此果断，我深受感动。我懂得了“一言为定”的分量！
26日下午，万里同志一行在我们的陪同下，先抵达南昌。他顾不上休息，听取了省委的工作汇报，接着视察了南昌市容。中 巴车驶到八一大桥时，正值下班高峰，桥面上人来车往，十分拥挤。万里同志走下车来。我和南昌市市委书记李爱荪同志、市长程安东同志等趁机“诉苦”：“八一大桥是50年代建造的，桥面狭窄，已经成了危桥，很不适应南昌市的经济发展。”
万里同志问：“这个江面就只有这一座桥吗？”
我们回答：“只有这座桥。如果能在那边（指赣江上游八一桥的右边）再造一座大桥，就能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南昌市早有规划，只是地方上没这个财力。”
他顺着我们所指的方向望了望，对身边的秘书说：“你记一下。”又转过身对我们说：“你们拿出一个可行性方案的报告，派人送给我。”
在万里同志及国务院其他有关领导、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几年后，一座雄伟的南昌大桥在赣江上挺立起来。回想起来，万里副总理对八一大桥的视察促使南昌大桥得以顺利立项批复并建成，这是我们江西省的一个额外收获，也可说是对九江长江火桥复建的一个好兆头吧。
1986年11月27日，对于九江长江大桥来说，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
当日下午5时，万里副总理一行在我和副省长蒋祝平等同志的陪同下乘专机从南昌飞到九江马回岭机场。一下飞机，万里同志就对陪同人员说：“先去看看九江长江大桥吧。”
车队直抵九江长江大桥南岸工地后，万里同志走下车，他望着眼前宽阔的江面上几个孤零零的桥墩，神情变得凝重起来。
我对工地上的工人们喊道：“同志们，万里副总理看望大家来了！”
看到万里同志，大家惊喜地拥靠过来，他们高喊着：“万里总理，您好！”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啦！”万里同志迈步向前，与大家热情握手。
工人们似乎有一肚子的委屈，他们争先恐后地说道：
“我们日夜盼这座桥续建！”
“您看我们这些人，没结婚时就来了，现在孩子都这么高了，桥还没建好，我们心里真是着急啊！”
还有上了年纪的工人说：“我们都快退休了，赶不上桥修好，不甘心啊！”
万里同志对大伙说：“同志们，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十分重视九江长江大桥的建设，复建的问题一定会研究，请大家放心。”说着他转身问身边大桥指挥部的同志：“你们最需要些什么？”
指挥部的同志回答：“一个是资金，一个是特殊钢材。”
当时，天色已晚，我怕万里同志奔波一整天累了，便提议回去休息。面对工人们热情和渴盼的面孔，他有些依依不舍，说道：“明天我会再来。”
回到宾馆后，万里同志自责地对陪同的同志们说：“我们官僚主义啊，要早点来就好了。这座桥不建损失更大，一定要克服困难，争取早日建成。”
第二天，万里同志在大家的陪同下乘游艇，绕着大桥桥墩缓缓转了一周。
1986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同志视察、研究复建九江长江大桥
他边视察，边看图纸。现场视察后，万里同志又与省、市负责人和大桥指挥部的同志们研究，详细询问了大桥工程需要多少投资，需要什么钢材，多少钢材，等等。有关同志一一作了回答。
谈到投资时，我汇报说：“我们江西、湖北、安徽三省已协商好，共同筹集一部分资金。同时，我们建议公路桥和铁路钢架桥一并建成，以争取时间迎接京九线的上马铺通。”
我们的想法和措施得到了万里同志的赞同。他说：“国家计委、铁道部、交通部、江西、安徽、湖北几家要共同努力，争取尽快复建，使南北交通早日多一条干线。”他又说：“你们的想法是对的。你们不是等、靠、要，是积极进取，主动想办法。你们到处奔波，到处联络，争取时间，为全局考虑。应该支持。要支持江西，支持你这位女省委书记。”
万里同志回京后不久，项目就得到了批准：九江长江大桥继续上马！
1987年4月4日，国家计委经国务院批准，发文决定恢复九江长江大桥建设。采取集资和国家补助的办法，由国家计委、铁道部、交通部和江西、湖北、安徽三省六家共同集资1.5亿元（后调整为2.16亿元）用于大桥复建。
这些钱像新鲜血液一样输进了大桥工程。大桥立即恢复了生命力，工程队伍从四面八方返回来了，重新相聚在浔阳江头。在他们心目中，没有什么比九江长江大桥复建更重要了。这年夏天，冷清了多年的九江长江大桥工地又有了“夏天”的温度——工地上重新热闹红火起来……
在万里同志的身上，我读懂了什么叫做“效率”！
次年，我调中央工作。虽然离开了江西，但我时时挂念着九江长江大桥的建设。1991年8月14日，我因公务路过九江，来到了大桥工地。大桥指挥部的同志跟我说，九江长江大桥遇到了一些困难，请我向万里同志汇报一声，并请他为九江长江大桥题词。
回京后，我没有忘记九江长江大桥指挥部同志的嘱托，向万里同志作了汇报。万里同志这时已经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了，他表示会继续对大桥建设给予关心。他告诉我，总理和副总理都很重视这个项目，请大家放心。
当我转告大桥指挥部请他为九江长江大桥题词一事时，万里同志说，江西省委也找过他，他欣然提笔写下了“九江长江大桥”六个大字。
万里同志的题词
万里同志的题词，伴随着九江长江大桥的建成与通车，为这段不平凡的建桥历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九江长江大桥”这六个镏金大字悬刻在桥体上，向南来北往的人们挥洒着熠熠的光亮……
大桥建设者们不会忘记万里同志，江西人民不会忘记万里同志，正是他的关怀、支持和帮助，才促成了九江长江大桥工程的重新上马，并顺利建成。时至今日，如果你去参观九江长江大桥，讲解员往往会提起当年流传的一句话：大桥的重新上马，多亏了“两万”。
我懂得大家的心愿，我只是这座大桥复建的普通建议者与执行者。是万里同志对九江长江大桥的复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万里同志为这座大桥复建所付出的心血与辛劳，将永远铭刻在大桥建设者和江西人民的心中，也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
如今美丽的九江长江大桥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