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为一大事来。他一生就做了一件事，但却是新中国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力量。细推物理即是乐，不用浮名绊此生。遥远苍穹，他是最亮的星。”这是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1年度人物颁奖盛典的评委给朱光亚的颁奖词。
朱光亚
朱光亚，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朱光亚早期主要从事核物理、原子能技术方面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20世纪50年代末，负责并组织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究、设计、制造与试验工作，参与领导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订与实施、国防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组织领导了禁核试条件下中国核武器技术持续发展研究、军备控制研究及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等工作，为中国核科技事业和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国工程科学界支柱性的科学家”、“中国科技众帅之帅”。
1924年12月25日，朱光亚出生于湖北宜昌。幼年时的朱光亚，跟随父母从宜昌经沙市迁回汉口。由于他的父亲在一家法国企业工作，朱光亚兄弟姊妹在少年时就得以接受西方教育。
朱光亚兄妹与父母合影。左一为朱光亚。
1931年后，在汉口第一小学、圣保罗中学学习。1938年，刚刚初中毕业的朱光亚和两个哥哥被迫转移到四川重庆，先后就读于合川崇敬中学、江北清华中学、重庆南开中学。1941年，朱光亚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在重庆南开中学的一年半里，朱光亚开始对自然科学有了美好的憧憬；尤其是物理学，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年，他考入西迁至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物理系。
1942年夏天，当时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重庆招收大学二年级插班生。在几位南开校友的关心和帮助下，朱光亚报名应试，顺利地转学西南联大。从大学二年级起他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荪、饶毓泰、吴有训、朱物华、吴大猷等教授。众多名师的栽培，使朱光亚学业有了较坚实的基础。
朱光亚（前排左二）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与同事合影。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他从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决定派出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三位科学家赴美国考察，并要求每位科学家推荐两名助手同去。当时吴大猷推举的两名助手，一名是李政道，另一名就是朱光亚。
1946年9月，朱光亚等人刚到美国不久就被告知，美国不会向其他任何国家开放原子弹研制技术，加之抗战胜利后中国国内形势很快发生巨变，考察组只好解散，各奔东西，朱光亚进入美国密执安大学（即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继续从事核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朱光亚学习认真，成绩优秀，很快赢得了密歇根大学物理学系教授们的好评。
朱光亚留美期间与杨振宁、李政道在一起
1949年秋，朱光亚毕业于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并获博士学位。在密歇根大学读博的4年里，朱光亚的学习成绩全是A。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消息传到美国，中国留学生纷纷欣喜相告。这一天，朱光亚和他的未婚妻商定，回到祖国去，用自己的科学知识建设新中国。
1950年2月，朱光亚拒绝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旅费，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为大学生开设普通物理、光学等课程。归国前，他牵头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撰写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呼吁海外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
1950年3月18日出版的《留美学生通讯》第三卷第八期上刊登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
这封公开信虽然带有那个时代深深的印记，但字里行间的爱国情怀依然力透纸背，并充满着理性的思考。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封公开信虽然有52位签名者，但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不仅在美国，甚至在欧洲，读到这封信的中国留学生都异常激动。“两弹”元勋、中国著名核科学家程开甲曾回忆说，他当时在英国留学，选择回国，就是受到了这封信的感召。
1956年，新中国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这年，朱光亚参与筹建近代物理研究室，担负起为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同年4月，朱光亚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3年3月，朱光亚参与组织确定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报二机部批准后，千军万马即将奔赴青海草原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大会战。朱光亚等科研、生产人员以及增调的技术骨干迅速汇集到西北基地，全面开展理论、试验、设计、生产等各方面工作，形成了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总攻局面。
1963年5月，朱光亚主持起草了《第一期试验大纲草案》（即原子弹装置核爆炸试验大纲），指出核爆炸试验的任务是由低到高逐步过技术关。建议先做地面爆炸试验，再做空投爆炸试验，并详细提出了试验测试的主要项目、技术保障、测试场地总布局、试验规模等内容。8月，朱光亚等领导参加了青海研制基地冷试验专题研讨会，为综合验证理论设计和一系列单项试验成果，决定尽快实施关键性的全球聚合爆轰试验。在他和王淦昌、邓稼先、周光召等的组织领导下，解决了大量理论、技术和生产问题，于11月20日成功进行了缩比尺寸全球聚合爆轰试验。朱光亚亲自撰写试验总结，认为这项试验完成后，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技术只剩下等待足够的核材料和临界实验了。1964年3月，朱光亚组织制订研究院《1964年科研工作计划纲要》，详细布置了原子弹研制和试验工作计划。1964年6月6日，朱光亚在青海基地与其他同志一起组织进行了全尺寸全球聚合爆轰试验，这是原子弹装置核爆炸前的一次综合预演。6月12日，朱光亚组织起草完成了《596装置国家试验大纲》，对核装置运输、总装与质量检验、引控系统调试、测试项目等各个环节提出了要求，第一次核爆炸试验开始全面转入现场实施阶段。10月8日，朱光亚等在现场亲自指导技术人员严格按规程进行原子弹装置装配与检验。14日晚，经张爱萍、刘西尧、张震寰、张蕴钰、李觉、朱光亚等签字后，第一颗原子弹装置被吊上铁塔。
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试验结果表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从理论、结构、设计、制造到引爆控制系统、测试技术等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1963年9月，完成首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后，邓稼先、周光召等领导的理论部就在朱光亚、彭桓武安排下开始组织力量进行氢弹理论的探索。
1965年元月，二机部决定将黄祖洽、于敏带领的这部分力量从原子能所调到核武器研究院。2月，二机部上报由朱光亚起草的《关于加快核武器发展问题的报告》。在朱光亚和彭桓武的指导下，组织制定了加速突破氢弹技术的科研工作大纲，并把目标设定为先进的能配导弹的热核弹头。经过充分讨论、研究、补充完善，最后综合归纳出两种攻关途径。又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忘我工作，基本明确了攻关的技术路线。在此基础上，1965年8月，朱光亚组织起草了《关于突破氢弹技术关键问题上的工作安排》，对必须重点解决的理论方案和热核材料制备两个关键问题，尤其是氢弹原理的突破，作了统筹安排部署。在他的支持下，彭桓武、邓稼先领导理论部组织力量对氢弹原理进行“多路探索”。1965年底，于敏带领的部分科技人员探索到一种新的制造氢弹的理论方案，朱光亚多次与彭桓武、邓稼先等组织专家反复论证，逐步完善了这个方案。同年12月，他参与组织了核武器研究院两年科研与生产规划会议，提出突破氢弹原理按两手准备，以新理论方案为主，组织全院理论、实验、设计、生产等各方面力量集中攻关。在抓理论设计的同时，他还亲自部署并指导了热核材料的研制工作。经过各部门的大力协同和艰苦努力，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这是中国掌握氢弹技术的重要标志。新原理简便、先进、可行。朱光亚马上组织有关人员分析这次试验的数据，全面展开第一颗全当量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
1966年国庆节，朱光亚与彭桓武、邓稼先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7年初，氢弹正式试验的理论方案完成后，氢弹装置结构设计、制造等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1967年6月5日，氢弹装置终于加工完毕，8日运抵试验基地。
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投在我国西部地区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先于法国1年时间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发展速度是核大国中最快的。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74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朱光亚。
1983年元月，新春伊始。
苏联塔斯社发布了一则公告：苏联在轨运行的“宇宙1402号”海洋核动力侦察卫星失控，将陨落地面，目前方位不详。
尽管塔斯社信誓旦旦地说，失控的卫星坠落后，星上的核燃料不会给地球和在地球上生活的人类造成核污染，但这一消息还是引起了大家对核污染的恐慌。
美、英、法等国相继成立了警戒指挥部。更多的国家和政府及群众团体则纷纷呼吁，希望有跟踪卫星能力的国家，为世界人民的安全着想，及时预报这颗卫星陨落的时间和地点。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当即做出指示：组织力量跟踪监测；并提出：苏联核动力人造卫星失去控制后如残片落入我国，我应采取什么措施？中央也随即决定，由国防科工委负责此事。
国防科工委接到指令后，立即成立了以朱光亚（时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为首的领导小组，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核危机“阻击战”。
当时在太空中飞行的航天器有5000多个，航天器陨落地球的情况时有发生。其小部件陨落时会在大气层中烧毁，对人类不构成危险；而大的装置由于在大气层中燃烧不尽，则可能像巨大的炸弹扔在地球上。
苏联的这颗核动力卫星，直径2米，长4米，重5吨。尤为严重的是，这颗核动力卫星在5个月的运行中，由于受到原子反应堆的强烈轰击，已具有放射性，并且带有剩余核燃料，如果坠入地球人口居住区，就会造成灾难性核污染。
1月11日，朱光亚召集有关业务部门开会研究，做出了具体部署，并调集精干人员设立了监控指挥部，他自己亲自坐镇指挥。工作分两个部分进行。一是组织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采取一切措施，跟踪监测这颗苏联核动力卫星。当时，美国戈达德、法国图鲁兹等世界著名航天中心也都展开了监测。二是组织相关部门，制定核动力卫星万一坠落在我国境内，需要采取的相应措施。
朱光亚在办公室批阅科研文件
跟踪监测卫星、预报卫星落点，必须掌握卫星的运行轨道。而这颗核动力卫星已失控，脱离了原先的运行轨道。因此，迫在眉睫的是首先要“捕获”这颗卫星。然而，“捕获”谈何容易。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面临的最棘手的困难，一是没有这颗卫星的资料，二是缺乏可靠的测轨手段。由于这颗卫星是侦察卫星，苏方不公布轨道参数等有关资料，星上也没有可跟踪的信标，茫茫太空，何处寻觅？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下令，地面卫里观测网和大型雷达系统全部开通，24小时不间断地搜索太空。
1月13日，经过两天不间断的搜索，地处昆明、长春的两个卫星地面测控站，相继发现了目标。据此，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迅速计算出了苏联核动力卫星的初轨，开始了有目标的跟踪。
1月18日，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在跟踪中发现，苏联这颗卫星已经解体，分解成发动机与核动力堆芯两个部分，这就使跟踪监测更加困难。当时，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跟踪能力，每次只能跟踪两个目标。这颗核动力卫星解体后，两个部分一先一后，轨道也不同，这就相当于要同时监测两颗卫星。
在这期间，根据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监测的情况，朱光亚先后主持起草了三份向中央的报告，汇报苏联核动力卫星坠落的有关情况。
1月22日，就在苏联核动力卫星即将坠落前夕，朱光亚一直坐镇在指挥部。因为，根据苏联核动力卫星两个分解体的轨道运行情况，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将做出陨落预报。
当日晚上，指挥室灯火通明，朱光亚整整工作了一个通宵。
黎明之际，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根据监测数据，最后得出结论：苏联核动力卫星的主体部分，将于1月24日6时30分坠落于印度洋海域。另一部分将于2月7日陨落于南大西洋海域。
朱光亚疲倦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签发了第四份给中央的报告后，站起身，挥了挥手臂，深深地吸了一口凉爽的空气。整整一个晚上，他几乎一直坐在指挥席上，时而看着有关情况通报，时而下达有关指令，时而点燃一根烟，在深思中吐出了一个个烟圈……
中国的预报公开发表后，令世界航天大国刮目相看，也令担忧的各国人民松了一口气。
工作中的朱光亚
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评价说：“朱光亚同志是老一辈科学家中才识与品行双馨的杰出代表。他厚德载物、行为世范，坚持原则、勇于担当，光明磊落、谦虚谨慎，“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始终保持了一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优良传统。他的高风亮节和人格魅力，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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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