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记者杨晨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在发表重要讲话时讲到，“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40年，在中国这块古老大地上诞生的一次又一次伟大飞跃，也一次又一次地向世人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强大生命力、创造力。
成长为工业经济超大型国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充分重视工业制造业的发展，在几乎是一穷二白的工业基础上力求自力更生搞发展，利用2、30年光景走过西方大国2、300年的工业化道路，建设了门类十分齐全的工业制造业体系，培养造就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和工业技术人员队伍，形成了基本满足国家建设和民生需求的、稳步发展的、能够随时进行宏观调控的、庞大的工业经济内循环体。改革开放后，这种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和世界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人口红利”，成为我国搏击国际经济大舞台的先决条件，凭借这种其他同样需要资金、技术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具备的优势，我国逐渐成为国外投资者的首选地，成为了吸引境外资本的头号发展中国家。
中国改革开放初年，也恰逢欧美日等国家去产能的一波高潮。这些经济大国的产能和资金，当时亟待找到能够消化吸收，并能为之带来丰厚回报的投资地。而这些经济大国在此前的一些转移产能的行动中，不是由于接受产能的国家工业底子薄吸收产能有限，就是由于市场狭小、生产成本较高而导致投资利润回报低。
起初，它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进入中国，由于中国的工业基础相对较好，工人多，市场大，国家改革开放的决心坚定，使得最初进入中国的外国企业尝到了甜头，取得了先发优势。此后，中国的开放和经济建设吸引了更多的外国资金、产能的投入。借此，中国得到了稀缺的外资、国外技术设备，并自然导入国际市场，跻身世界经济大环境。而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用过剩的产能在中国换回在本国想都不敢想的丰厚利润，令他们增添了继续投资在华发展的信心。随后，更多的国外企业纷至沓来，获得成功后又大量追加投资，逐渐地，中国成为了全世界吸引外资、国外产能规模数一数二的国家。
不折不扣的世界经济火车头
中国完整的工业经济基础、丰富的人力资源、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与境外资金、产能、咨询、国际市场的珠联璧合，很快催生了我国这个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火车头，连续30年保持平均两位数字的经济增长令世界瞩目的同时，也受到西方国家“不同用意”的追捧。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际各主流媒体掀起了一股热炒中国经济的狂潮，在这种环境下，中国高层和经济领航者心态十分冷静，推出了非常成功的宏观调控举措，让增速过快的中国经济迅速实现“软着陆”。而同一时期的其他高速发展的国家，却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经济危机，或忽高忽低的震荡式发展，就连经济强国日本，也在那个年代没有调整好产业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和节奏，致使其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经济疲软。
拥有多项世界第一头衔
进入21世纪，中国的自主企业和在中国的外资合资企业的产能又达到了更高的水平，我国位居全球第一产量的工业产品已经不胜枚举，加之我国持续刺激出口的政策收到效果，外向型经济单位收获颇丰，盈利后又进一步加大产业投入，形成了投资取得丰厚回报，又继续扩大再生产的有利于产业规模增长的发展模式。这一阶段，国有企业也完成了早先的产业结构调整，熟悉了新的国内国际市场环境，开始加大马力搞生产，并呈现产销两旺的局面，这时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世界工厂了，中国人也不能只被看作是在世界工厂里工作的“苦力”了，因为中国的工业制造业业已成为世界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用自身在经济产业中搏出的成就，赢得了在世界经济中不可替代的地位，这点恐怕所有的西方国家也不得不承认。
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后，中国在世界贸易大国俱乐部中的地位更加不容动摇。之后，中国继续发力，并不断把握每次战略发展机遇，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与此同时，中国国内GDP依然保持中高速增长，已稳稳地坐在全球GDP第二把交椅多年，与位居第一的美国的差距大大缩小，远远超过排名第三的日本。这一阶段，中国在国际经贸领域的地位已经与目前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不相上下，成为不折不扣的超大经济体。甚至给世界上留下“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的印象。这句话很形象地说明，此时的中国产业能力和对资源、原材料的消耗能力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峰值。
早在2010年，中国就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目前，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位。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产业的世界级“NO.1”：生铁产量世界第一、煤炭产量世界第一、粗钢产量世界第一、汽车产量世界第一、造船量世界第一、水泥产量世界第一、化肥产量世界第一、化纤产量世界第一、彩电产量世界第一、手机产量世界第一、集成电路产量世界第一、黄金产量世界第一、贸易总额世界第一、科技人力资源世界第一、互联网用户世界第一。此外，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产品还有电冰箱、计算机、空调、摩托车、铜、磷、铝、石油产品……可以说不胜枚举。
产业提质升级，注重争取国际话语权
然而，正当中国产业能力呈几何级倍增之际，中国的领导人冷静地对经济形势作出了判断：中国不能永远做资源消耗型和低端产品生产大国，必须抓住机遇完成产业的转型升级并有效纾解过剩产能。随后，高质量发展、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生态文明建设等开始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热词。中国经济提质升级大幕拉开，中国经济界企业界终于作出了从世界产业链末端迈向中高端的重大战略选择，中国不断增强的科技能力、人才水平、企业进取心等，都是推动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内生动力。且不断提升的企业运营成本、环境压力、国外竞争也倒逼我国企业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设法在技术含量和国际产业位阶方面更上一层楼。尽管这种选择现在看来也还不乏艰难。
——在5G大规模商用上，中国将会走在世界前列。3GPP是5G标准的主导方。在这个汇集了全球通信、IT顶级巨头的俱乐部里，中国的三大电信运营商以及华为、中兴两大设备巨头是其中的中坚力量。引人关注的是，中国移动作为唯一报告人和协议主编，领导完成了5G空口场景和需求研究项目，输出5G空口技术纲领性文件，后续所有技术研发和标准化均以此文件为准绳。2019年5G开始试运营，2020年正式商用，由中国主导的一触即达的5G时代即将到来。
——以人民币计价的石油期货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挂牌交易已经9个月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石油期货一直被西方国家称霸，亚洲等国在这一领域几乎没有话语权。可是据统计，9个月的时间里，上海石油期货成交量已经超过一众老牌交易所，迪拜、东京、新加坡均被甩在后面。这正是人民币计价的石油期货在短时间内取得的漂亮成绩，可以说中国正在渐渐从西方国家手中夺得石油定价权，以避免石油价格上涨所可能带来的冲击。据悉，加入到中国阵营采用人民币交易石油的国家已经增加到9个，他们分别是：是巴基斯坦、俄罗斯、伊朗、泰国等。中国有三分之二的进口石油已经采用人民币结算。
2017年11月5日，北斗三号组网卫星首发成功，标志着中国独立自主的北斗系统全面开启全球组网的大幕，打破了美国GPS长达50年的优势，在系统误差上面，北斗系统比GPS还要小。根据后续组网建设计划，北斗系统预计将于2018年率先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其提供基础服务，2020年覆盖全球。目前，欧盟的伽利略、俄罗斯的格洛纳斯都想要与北斗展开合作，这也就意味着北斗系统的覆盖率将会比GPS还要高。未来，我国部队的导弹发射也不会再受GPS的制约了。
4月13日，中国证监会发言宣布：自2018年5月4号起，铁矿石期货正式实施引入境外交易者业务。这条消息在铁矿石行业内产生的影响无异于一枚核弹。这是在3月26日启动人民币结算石油期货以来，再次就中国进口大宗商品启动人民币结算的期货贸易。给本来就岌岌可危的美元霸权又一记迎头痛击。中国是一个铁矿石进口大国，90%的铁矿石依赖进口，而澳大利亚作为全球铁矿石出口量最多的国家，承担了中国80%的铁矿石进口量。澳大利亚坐地涨价，联合其他国家专门针对中国，多年来肆意操纵铁矿石定价权。直到近几年，中国下大力气限产去产能，开始大幅减少从澳大利亚的铁矿石进口，铁矿石进入买方市场，价格一路狂跌。随着中国继续去产能和铁矿石期货国际化业务正式推出，中国将铁矿石的价格牢牢地攥在自己手里。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继美元、日元、欧元和英镑之后的第五种入篮货币，反映了中国货币、外汇和金融体系改革取得的进展，意味着中国在放开和改善其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方面取得的成就获得世界认可。截止今年5月，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
中国经济的强势复苏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日趋提高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并提升话语权奠定了基础。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责任也有能力和广大新兴国家一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求发展、谋合作。中国最初是被排除在全球经济治理之外的旁观者，加入WTO之后的中国逐渐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遵守者，如今的中国不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传统国际经济组织的重要成员国，还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兴国际经济组织的重要发起国，并且提出“一带一路”等多个影响深远的开放发展战略。在改变全球经济治理旧格局和旧机制的同时，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明显提升，为中国参与并扩大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提供了条件。
“闯关”奔小康
中国已确立到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十三五”时期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十三五”规划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公平共享发展成果放在重要位置，显示了中国将全面、持续地提高人民福祉的决心。规划还提出了如何切实改善民生和人民生活质量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发展成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
从总体趋势而言，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缩小。高水平的生活是社会健康稳定的标准之一。中国已经具备在２０２０年前跨入小康社会的基本条件。然而，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我们依然要跨越一些门槛 。
扶贫工作的持续开展，大大减少了我国贫困线以下人口的数字。然而，扶贫工作中依然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一些贫困地区扶贫工作呈现“大水漫灌”的现象，造成扶贫效果不明显。“十三五”期间，我国的扶贫工作更加注重“精准滴灌”，即通过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形成“六个精准”。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说：“让最后7000多万‘锅底人群’摆脱贫困，必须坚持因人因地、因贫困原因、因贫困类型施策。”
可以预期，“十三五”时期，越来越多的民生领域将创新体制机制，越来越多的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弱势群体倾斜，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差距将不断缩小。
个体经济崛起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小商小贩为代表的个体户登上改革开放的历史舞台，他们起早贪黑、勤劳奋斗、走南闯北，成为改革开放第一代私营经济的生力军。他们的出现，丰富了百姓的生活、促进了市场的繁荣，也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尝到了改革的甜头，于是继续投入、产出、再投入，进而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许多一开始“提篮小卖”式的小本经营，日后一发不可收拾。要知道，当时这个群体可是在中国销声匿迹多年后重新出现的，当时做一个个体工商业者，是要拿出很大的勇气的。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农业文件解禁农村工商业。1979年初第一批个体户出现。2月起，国家提倡为回城知青广开就业门路，个体经济起步发展。7月和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文鼓励农村发展社队企业。年底，安徽芜湖小摊贩年广久自办炒瓜子厂，创立“傻子瓜子”品牌。1979年，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约10万户。
1980年 9月，中央召开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提出允许要求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村手工业者、小商贩在与生产队签订合同后，持证外出劳动和经营。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提出“允许和提倡各种经济形式之间、各个企业之间发挥所长，开展竞争”。
1981年 1月，新华社首次报道我国出现8种新经济形式。其中与非公有制经济有关的占4种：个体经营、私人集资经营、全民企业与私人合营、集体企业和私人合营。3月，中央发文提倡积极开展农村多种经营，鼓励个人或合伙经营服务业、手工业、养殖业、运输业。凡是适合个人经营的项目，尽量由农户自己去搞。
4月，全国工商局长会议提出要在政治上、政策上支持个体户经营。对饮食、服务、修理、工艺品等几个行业可放宽一些，准许带帮手，准许多带几个徒弟，以扩大待业青年就业。7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要求保护个体经营户的正当经营、合法收益和资产，规定个体户经工商局批准可请一至两个帮工，个体技师可带最多不超过5个学徒。
1981年底，全国个体户达101万人。活跃在中国城乡的百万个体大军，成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最早的弄潮儿，也为国人擘画出致富梦的雏形。从个体工商大军中，走出一个又一个中国企业家，为日后中国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培养锻炼了领军队伍。
八次机构改革
为了有效压缩行政成本、提升运行效率，加强中央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集中指挥和推动体制改革的有序进行，1982年，我国启动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国务院部委、直属机构和办公机构由100个减少为61个，国务院机关人员编制精简了25%，由5万多名减为3万多名。1988年启动的国务院机构改革首次提出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将职能相似的部委进行合并，经过这轮改革，国务院部委数量由45个减为41个，直属机构由22个减为19个。1993年机构改革后，国务院组成部门设置41个。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由40个精简为29个;部门内设机构减少200多个，精简约四分之一;国务院行政编制由原来的3.23万名减至1.67万名，精简了47.5%。在此之后，我国又进行了2003年、2008年、2013年、2018年四次重大机构改革。根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今年机构改革后，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8个，副部级机构减少7个，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26个。
成功吸引外资
2017年，中国吸收外资1363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再创历史新高，这说明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依旧有增无减。根据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今年1-2月，高技术产业实际吸收外资同比增长27.9%，占比达19.5%。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45.3亿元，同比增长89.7%。其中，医药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129.6%、72.6%和321.8%。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127.2亿元。
早期利用外资的方式是较为初级的“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经济，东莞因与香港在地理位置上接近，成为最早利用外资的地区之一，创造出了“东莞模式”。1978年7月，东莞县太平服装厂与港商合作创办太平手袋厂，成为全国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并获得了国家工商总局颁发的第一个牌照 “粤字001”。
1979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完成并经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成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外资的法律，从此外商投资有了法律保障，外商和国内接触多了起来。1980年，香港女企业家伍淑清在北京成立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公司，主营航空配餐业务，成为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这一年，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4个地方开办经济特区，通过减免企业所得税和进口关税，吸引外商以“三来一补”、合资办厂、独资办厂等方式进行投资。此后，香港、台湾地区及东南亚等地的资金开始逐步进入大陆市场。
1986年，国务院制定《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及22个实施细则，对税费缴纳、补贴、出口便利化、保障外商投资企业自主权等方面做了细致规定，此后投资环境得到改善，外商投资更加法治化、便利化。从1995年开始，为了指导审批外商投资项目，国家计委开始编制《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商投资项目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类，在1995年的指导目录中，对13个大类做了限制，此后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适时修订，作为指导外商投资经营范围的依据。从此，对外商投资指导走向常规化。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中国履行开放市场的承诺，按照WTO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完善一系列政策，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放宽限制条件，为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营造更宽松和便利的投资环境。
2015年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限制性措施由2011年版的180条减少到93条，2017年版目录进一步将限制性措施减少到63条。2018年新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认为，应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长度由63条减至48条，共在22个领域推出开放措施。
总结好40年的经验
40年改革开放的硕果累累，但同时也有一些经验值得总结。有专家认为，总结改革开放40年关键在于，要全面总结哪些理念举措是真正符合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哪些理念举措不符合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积极创新发展更加科学的理念举措。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敢闯敢干才有了后来的成就，因此也免不了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例如一些地方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自然资源过度消耗、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社会道德令人忧心、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与利益遭遇外来风险挑战等等。这些快速发展所付出的代价，确实需要我们在全面认真总结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和体系创造力，采取更加有效的方法举措进行弥补、改进和完善，以便让改革开放能够更加稳健的前行。
（责任编辑：李园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