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想，如果20世纪30年代那场灾难深重的、几乎亡国的日本侵华战争没有发生，我会生活在哪个国家？
我的父亲钟非和母亲魏林都是泰国归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年轻的他们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义无反顾地回到水深火热的祖国，踏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一生跌宕起伏，为革命鞠躬尽瘁，却甚少把自己的光辉事迹挂在嘴边。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对他们的过去只知道大概情况，还是在写这篇纪念文章查找资料时，才对他们的经历有了多一些的了解。
晚年的父亲钟非和母亲魏林
父亲钟非，广东揭阳人，1914年农历八月十八在老家出生。少儿时，因家境贫困，父亲跟随祖父漂洋过海去了泰国。在异国他乡，爷爷起早摸黑地干活，而家里的日子仍旧是过得紧紧巴巴，尽管如此，爷爷还是勒紧裤腰带，把父亲送进华人学校读书。父亲深知机会来之不易，学习相当刻苦，成绩也很不错。10多岁时，因家里实在揭不开锅，父亲不得不去打工，但好学的他没有因此放弃学业，而是一直坚持勤工俭学，终于学业有成，当上了曼谷一所华侨小学的校长。那时，他还不满23岁。
母亲魏林，祖籍广东丰顺留隍镇，1916年11月22日出生在泰国曼谷一个富裕的华侨商人家里。外祖父开明，为了继承中华文化，他把母亲送进华文学校读书。毕业后，母亲进了我父亲担任校长的那所华文小学当老师。在学校里，他们两人相识、相知并相爱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泰国华侨纷纷行动起来，声讨日寇侵华罪行，开展抗日募捐，动员爱国青年回国抗日。母亲的恩师庄世平老前辈也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奔走呼号于其中。我的父母深受庄老的影响，对蹂躏祖国的日寇义愤填膺，对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忧心忡忡，并产生了回国亲身参与抗日斗争的强烈愿望。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的父母血性方刚，认为华侨抵制日货和捐资救国犹如远水难解近渴，与其留在泰国声援抗战，还不如回国与日寇拼个你死我活。他们决心放弃在泰国稳定的职业和安逸的生活，准备远渡重洋，回国奔赴延安。说起这段往事，母亲告诉我们：当时，因为担心你们的外祖父、外祖母阻挠，本来从不说谎的我唯有谎称回国求学，你们的外祖父信以为真，还给了我盘缠，让我到广州后去他的商号拿学费。正所谓“忠孝难两全”，父母亲这一走，再也没能见到我的祖父祖母和外祖父外祖母。这也成了父母心中永远的痛，但他们从来没有后悔，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与亲人的离别，正是为了成就亿万同胞的团聚。
父母亲于1937年底启程回国，从海外奔赴延安的路途充满了艰辛，他们一路走一路寻找中共办事处，辗转香港、广州、武汉……历时将近半年，才到达革命圣地延安。站在延水河旁，站在宝塔山下时，他们已经身无分文。我真不能想像，文质彬彬、书卷气十足的父亲和从小生活条件优越、娇生惯养的母亲是怎样走过来的。
1938年6月，父亲被安排在陕北公学（中央抗日军政大学分校）学习，母亲被分配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参加培训。
1939这一年，我父母可谓双喜临门：一是他们双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是这对比翼齐飞的爱国青年喜结连理，有情人终成眷属。1940年初，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战火中诞生。
父亲从陕北公学毕业后，分配到新四军工作。先后任第4支队服务团组长、队长，新四军二师政治部宣传文化中队中队长、文艺科副科长。后来转到地方工作，在新四军的苏皖根据地任7师皖江区党委工作团副团长、党支部书记，巢无中心县南苏区委书记、区长，苏皖边区水利局秘书主任。解放战争后期，他先后在济南担任市委政策研究室组长，纺织厂管委会主任，在上海任市委党校支部书记等职。
母亲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培训结束后，被派往新四军二师，一直做教师、民运、后方工厂的工作。解放战争后期，曾在山东、上海等多个城市参加组建政权、恢复生产、支援前线的工作。
战争年代，他们也曾命悬一线，也曾与死神擦肩而过。父母亲在新四军二师工作期间，驻地在淮南，那是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期。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父母亲所处环境危机四伏，在日军兵力密布的华中及国民党顽固派缴共野心不死的境况下工作和战斗，他们随时面临生死的考验。
母亲曾经向我们忆起：有一次，部队夜间急行军，竟然与换防的国民党军队擦肩而过。国民党军队武器精良，我军处于劣势，一旦交火，后果不堪设想。当时你们的大哥还不满3岁，我担心他发出哭声惹来大祸，情急之下捂住他的嘴巴，紧跟部队快速前进，到达安全地带时，才发现你们的大哥被我捂住嘴，憋得满脸通红，差点儿缓不过气来。
抗日战争期间，母亲生下了三个儿子，只有老大一直留在身边，老二和老三一生下来就托付给当地的老百姓抚养，直至解放后才接回家。母亲说，有一天，国民党反动派大肆进攻我安徽抗日根据地，当时我正挺着大肚子，来不及撤退，老乡让我藏进柴草堆里，我刚刚藏好，敌人就冲了进来，他们的刺刀就在我的身边插来插去，我险些就被捅到，真是命悬一线啊！脱险后，母亲上了山，并在山上自己接生，生下了老三。大概因为这个缘故，她为老三取名“山”。
抗战胜利后，年仅30多岁的父母亲本可以“打道回府”与家人团聚，重建自己的安乐窝，但他们却毅然选择留在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祖国，决心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祖国和人民。
1949年11月，父亲随军南下到广州。50年代先后担任了市政府工务局军代表，市公用事业局、交通运输局、机电工业局局长；60年代任市经济委员会、工交办副主任；70年代任市革委会生产组副组长、市科研领导小组副组长、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市革委会副主任；80年代任广州市副市长、中共广州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父亲在广州市几个部门任职之初，这些部门的工作多是处于起步或者转折阶段，任务重，困难大。但他作风深入，团结同志，发挥干部和科技人才的作用，做出了开拓性业绩。
父亲在任市公用事业局长期间，广州市的公共汽车从数量有限的老式烧炭车，发展成相当规模的国营公共汽车公司；自来水厂也更新设备扩大生产，基本满足了当时市区的公交和供水需求。他任交通运输局长后，着力发展国营汽车运输公司，逐步取代人力车；组建轮渡公司以“轮渡”取代“过江艇仔”；并发展了一批汽车维修厂。他担任机电局长期间，广州市的机电工业由数量不多的公私合营的机器厂、修理厂，迅速发展成能够生产机床、拖拉机、电器、汽车、仪表等机械设备的有上百家国营工厂的工业系统，并成为广州市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此后他任职于市经委、工交办、革委会生产领导小组时，关注最多的还是机电工业。“文革”后，父亲任职于市科研领导小组和市科委期间，一方面发展科研系统，不仅增加市属科研所，还在市属四县、各个工业局、各大厂都设科研所（站），其中包括一批研究农业生产的科研所；另一方面他组织成立了各级科学技术协会，推动在企业职工中普及科技知识和劳动技能，促进了当时全市工农业的迅速发展。他任革委会副主任和副市长后，仍然主抓全市的科技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父亲都在他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向人民交上一份份满意的答卷。父亲先后被选为第二届中共广州市委员会候补委员，第五次中共广州市党代会代表，第七、八、九届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团副主席，第七、八、九届广州市侨联名誉主席。1988年，74岁的父亲离职休养。
父亲钟非
母亲魏林1949年10月随大军南下广州，先后担任公共汽车公司经理，染织厂公方代表、绢麻厂厂长、书记，纺织研究所所长兼书记，纺织局（总公司）顾问等职。1986年，70岁的母亲离休。
父母亲的一生虽然平凡，但处处都显示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文革”中，父亲被“打倒”时还教导亲属相信党的领导。在退居二线和离休之后，他还经常下基层，宣传推动改革开放。他严于律己，清正清廉，从不凭职务谋取私利。他的衣食住行都非常简朴。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政治、经济、科技、古典文学等类书籍他都看，还联系实际进行思考。父亲平时话语不多，从不炫耀自己在工作上取得的成绩。他认为，再多的成绩也是自己应该做的，无论职位还是名誉，都不是他炫耀的资本，更不是我们做子女的炫耀的资本。
母亲身材娇小，靠着一生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不懈追求，既经受住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残酷的战争考验，也能坦然笑对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期间多次错误的整批。
1977年，我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父母找我谈心，和我一起探讨配偶的条件。他们没有提出对家庭地位、收入住房、工作单位、身材相貌方面的要求，却一再强调家庭出身要清楚。什么叫清楚？他们解释说，可以是“红五类”，也可以是“黑七类”，但绝对不能在政治上不可靠，又带什么“嫌”字。在他们看来，家庭出身不是个人可以选择的，但人生道路却可以自己作主，父辈的责任绝不应该由子女去承担，但政治上不可靠就不同了，弄不好会带来一辈子的麻烦。
父亲1994年因病于广州逝世，享年80岁。
母亲魏林于2006年12月24日在广州逝世，享年88岁。
父亲和母亲共同经历了11年的战争考验，共同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近40年。一路走来，他们相亲相爱，同甘共苦，不离不弃，白头偕老。他们辛苦奋斗了半个世纪，留给我们兄妹六人的物质遗产屈指可数。但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却是取之不竭的，那是为国为民的做人信念，那是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那是脚踏实地的做事风格，那是大爱无疆的宽阔胸怀……
父母亲，永远是我们的骄傲!
（本文作者系钟非之女钟联）
（责任编辑:黄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