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来了？我累了,问家里同志好。”
这是1975年12月31日中午12时,钱嘉东、赵茂峰和我三人到医院看望总理时,老人家对我们说出的话。他躺在病床上,睁开那双睿智、慈祥的眼睛,微微招了招瘦弱无力的右手,用我们刚刚能听到的声音,一字一顿,用尽全身气力,给我们说出了这句话。说完,总理又闭上眼睛,陷入了昏迷之中……
当我们悄悄地、慢慢地、依依不舍地离开他的病房时,大脑一片空白,只剩下满脸的泪水。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最后一次念政府工作报告。
后来,张树迎、高振普告诉我们:“你们三个很幸运。总理在此之前一直处在昏昏沉沉之中,在这之后也是有时清醒、有时昏迷。”
这一天,离总理辞世只有不到8天的时间。这是总理生前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这几句话,也是他老人家给我们的最后的话语。这位陪伴月亮和太阳最多的人,第一次向我们真正说出了“累”这个字。
越是不愿听到的消息,越来得那么快;最不愿看到的事情,却偏偏发生了。
1976年1月8日早晨9时57分,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医院来电话通知我们三位秘书,到医院向总理的遗体告别。
我们到医院时,病房已经清理完毕,总理安卧在病床上,医疗组的同志肃立两侧。我们深深地向总理的遗体三鞠躬,向老人家做最后的诀别。
周总理秘书(左起)钱嘉东、周家鼎、纪东向总理遗体告别
这是我们的幸运,能为老人家服务到最后;这是我们的光荣,能为老人家最后送行;这是我们的痛苦,再也不能伴随老人家送走满天的星辰,迎接黎明的霞光。
一个平凡的生命,一个伟大的生命,终止了他在历史时空中“为中华之崛起”那经天纬地、出生入死、吃苦受难、忍辱负重、富国强民的伟大事业。人民的总理离开他的人民而去了。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办公桌上的日历,永远地停在了这一天。
西花厅静悄悄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静;仍在给总理送资料的通信员,是那样的小心翼翼,轻声细语;39局和军委一号台话务员姑娘们的声音,也都那样的低缓、哀伤。他(她)们生怕会惊动熟睡的总理似的。
1月8日上午,总理的遗体移至北京医院整容,准备人们瞻仰。
群众向总理遗体告别
停放总理遗体的房间虽小,却阻挡不住源源不断的人流。民心不可违!人民的热爱是压制不住的,由这热爱而产生的思念和哀痛是压制不住的。
有的人为了看总理最后一面,等了一天又一天,排了一次又一次的队;有的人在总理生前没有看到过他,在总理逝世后,却历尽艰辛进京,向工作人员苦苦哀求见总理一面,当他们如愿以偿时,泪水已经流干了……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得到的民心。民心是最公正的。
1月11日下午4时30分,总理的遗体火化。凛冽的北风,挡不住为总理送殡的人群;寒流翻滚,更坚定了人民为总理送别的决心。
1月11日，当周总理的灵车经长安街驶往八宝山时，首都百万群众自发伫立街旁，目送总理离去
张树迎、高振普仍像总理生前那样,在灵车上护卫着总理的遗体;钱嘉东、赵茂峰和我尾随在邓大姐的车后。我们看到十里长街挤满了送行的人群,人们肃立着,目送灵车开过,久久不愿离去,他们还期待着总理的归来……
当总理的遗体停放在八宝山灵堂时,在那里等候的人们,簇拥着扑向灵柩,泪飞如雨,呼号悲恸,要把总理重新唤醒,挽留在人间。
邓大姐哭诉着：“恩来呀,我们永别了!让我再看你一眼吧!你有许多心里话要说,我也有许多心里话要说。你就放心地去吧!”撕心裂肺的话语,惊天地、泣鬼神的场景,就连群山也能被撼动,钢铁也能被熔化！
谁都愿多留总理哪怕一瞬,谁都想多看总理哪怕一眼,但他总得离去,总要离去,而今,真的离去了……
邓大姐,这位伟大的女性,与总理相知相爱、生死与共几十年的战友、妻子,这时强忍着悲痛,率先离开了灵柩。
人们的哭喊声更大了,那种炽烈,那种悲怆,至今让人想起来都会潸然泪下。
负责现场指挥的是国务院管理局副局长高富有,他从延安时期起就一直担负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的任务,进城后也一直为中央领导同志服务。他流着泪水,大声呼喊:“请同志们节哀,请你们支持我的工作!”他用带着哭腔的声音下达了将总理的遗体送入火化炉的命令!
这时,悲号转为寂静,簇拥转为肃立,久久地伫立,每个人都在用泪水为总理最后送行……
我们几个人,张树迎、钱嘉东、高振普、赵茂峰和医生、护士张佐良、许奉生、张心莉牢记邓大姐此前说的“你们几个要看着总理的遗体火化,骨灰要清理干净,不能流失一点,要安全完整”的嘱托,始终没有离开火化炉一 步。大家不时轮流地通过炉上的观察孔察看炉内的情形。
在火化炉旁我认识的人里还有曾任过周总理的秘书、当时的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周家鼎,以及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等。
总理的遗体点燃了,一点一点地、慢慢地、从衣物到身体熔化了。从有形化为无形,随着缕缕青烟,升腾天际；随着严冬的寒风,飘向苍穹……火焰渐渐减弱,慢慢地熄灭了,隐隐露出了一块块白色的骨灰。
邓大姐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手捧骨灰盒
那个乳名“大鸾”的吉祥神鸟啊,从此在中华民族的沃土上涅槃,在熊熊的烈火中永生！
他像他的名字一样,“周”治万物,“恩”泽中华,“来”于自然,把无限的爱留在了人间。
他走了,踏着青烟,乘着劲风,把一切美好带上了云霄。
火葬场的工人们精心地把总理的骨灰一块块捡拾出来,含着热泪交给了“西花厅”。许奉生、张心莉这两位精心为总理服务多年的护士,小心翼翼地把总理的骨灰放进亲手缝制的纱布袋里,放在由西花厅党支部为总理选定的骨灰盒内。
天渐渐地黑了。我们从八宝山返回时,看到许许多多群众在刺骨的寒风中肃立在十里长街两旁,他们还在等候总理“回来”。
“只见灵车去,不见总理归。”人们的哀痛延续着……
总理的骨灰盒由西花厅党支部书记张树迎捧在胸前,高振普捧着装着没有熔尽的遗物的骨灰瓶,我们跟在后面,把总理的骨灰安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大厅内。从1月12日到14日,供人们吊唁。
天安门前自发前往吊唁的群众
西花厅的人每天轮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为总理守灵。我守灵时,抽时间到西边的厢房里去看了看为总理的吊唁仪式奏哀乐的解放军军乐团的同志。他们冒着政治风险给中央写信,才争取到这个最后为总理服务的机会。几天来,他们一直没有休息,不停地演奏着。哀乐低回,他们曾经多少次陪伴总理迎送国宾,他们曾经多少次在总理的关怀下参加过天安门盛大庆典……泪水伴随着每个音符,倾诉他们对总理的不尽思念。
天地同悲,人民在为总理送行,只有人民的评价,才是最后的定论。
1月14日晚7时,邓大姐在秘书赵炜、护士刘心莲搀扶下,亲自把总理的骨灰盒安放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以慰总理生前对台湾同胞的思念和对祖国统一的宏图遗愿。
1月15日下午,周总理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悼词。他语带悲声,大厅的人们哭声连片,有的甚至昏厥过去。人们为失去好总理而悲伤，为“四人帮”的猖獗而愤怒。人们也知道,正义与邪恶仍在进行殊死的搏斗,邓小平副总理的政治处境已经十分的险恶。
邓小平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致悼词
追悼会后,人民大会堂外仍然聚满了想最后送总理一程的群众。他们想把寒流化作春风,想为总理把通向天堂的坎坷碾平。
邓大姐最了解总理,她知道,总理生前从不愿惊扰群众,她带着治丧委员会的两位同志和总理的警卫张树迎、高振普和赵炜等捧着总理的骨灰盒悄悄离开了大会堂,奔向机场。
总理的骨灰要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了。邓大姐目送飞机升空后,忍受着悲伤,返回西花厅。
大姐从机场回来后,带领我们在西花厅总理的卧室举行了总理遗像安放仪式。大姐带领我们向遗像三鞠躬后,她坚强而充满真情地对我们说:“现在,我面对着恩来同志的遗像对你们说，恩来同志生前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他的骨灰已经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大地上了,我感到非常的愉快和安慰。我死的时候,希望你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支持我也这样做。这个骨灰盒可以留给我用,这样可以节省一个。大家要化悲痛为力量。”大姐往外走的时候还对我说:“小纪,你最年轻,更要化悲痛为力量！”
是啊!总理和大姐把他们的“相爱,溶化在人民中间,溶化在朋友中间,溶化在青年儿童一代……”他们在“革命生涯里,总是坚定地、泰然地、沉着地奋斗下去”。
1957年4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西花厅合影，此时正值海棠花开。
邓颖超把周恩来对她的爱,化为力量；把她对周恩来的爱化为坚强,他们的爱依然延续着……
本文摘自《非常岁月：回忆周恩来总理的最后八年》（纪东 著）。转载请注明来源。
作者简介：纪东,1943年11月10日生,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纪庄村人。1961年从西安市应征入伍,1964年入党,先后任中央警卫团战士、班长、区队长、指导员,并多次立功受奖。1968年8月奉调担任周恩来总理秘书直至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1976年11月,转业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先后担任会议、文电、信息处长；根据工作需要,1984年重新入伍,出任国务院办公厅警卫处长(正师级)。1987年5月调武警总部任作战勤务部长、办公室主任。1994年任武警指挥学院副院长,1996年授少将警衔。2002年5月退休后,担任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李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