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国外还是国内，最近谈起中国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恐怕就是“崛起“。中国的崛起引人瞩目，随之而来的自然也是问题：为什么中国会崛起？国内和国外有很多不同的答案版本，至今还没有一个令所有人信服的版本，但是有一个因素却会在所有的版本中出现，那就是“教育“。提及教育，1977年恢复高考作为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对它的探讨自然也是经久不衰，2017年6月17日，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研讨会，专门探讨1977年恢复高考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从当年高考中走出来的学生，很多已经成为社会的精英，那么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当年的高考和如今的教育呢？
会议现场
朱永新：我是77届的考生，77、78、79那三届有它的特殊性，因为它是在中断了十多年的高考制度下出现的，但它的特殊性也带来了我们对那个时代高等教育、大学招生制度和教育教学制度的一些思考。对我来说至少有四个方面的体会很深。
第一，那时候高考是没有门槛的，它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当时要求高中学历或者“相当”高中学历，但是所谓的“相当”就相当到任何人都可以考，只要符合25岁以下。我的很多同学初中没上就直接来参加高考了，所有人都有这样平等的机会，这是很重要的。当时预选的时候全国1000多万人参加，最后27万人录取。其实那时候对年龄的要求，对学历的要求都不重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无论是高考制度还是人才制度，要求太高了，公务员一定要大学毕业甚至还要研究生，在这方面我认为应该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我们班还有一个同学初中毕业，读了半年多直接考取研究生走了，上海社科院的熊先生和我是同学，大学都没念，他从初中毕业生直接考取研究生了，但我们现在的考试制度可能吗？很难。所以，我们应该采取更灵活，更开放的制度，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无论是大学招生还是公务员制度，或者各种人才制度。
在国外，人才学历歧视是个很大的问题，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关注到这一块，着名的500强公司在西方不敢搞学历歧视，在中国就来了，你的学校一定是985、211，或者在名牌大学学校清单上。我们认为，在中国一定要把这种歧视消除，给更多人以更多的平等机会，不要压在一次性的高考上。
第二，混龄学习的优势。当时我们一个班年纪大的同学差不多可以做小的父亲了，在一个班两个同学报道时，老师就问：他是不是你父亲，大同学和小同学。这在学习过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的大同学在一定程度上社会阅历和经验比老师都丰富，老师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可以帮助解决。现在我们的大学辅导员怎么教育我们的孩子，他自己还是孩子呢。在一个班级里，学习群体里如果有这样的人，他整个教育的活力，整个教育的能量会更强。在国外大学也不像我们这样，清一色的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我们应该鼓励社会人员进入高等院校学习。
像我们那时候，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跟我们同班同学学习的，虽然我们在中学里就学简单的语句，但我们班有学外语非常棒的，可以和老外对话的，俄语学习很棒的，你想学什么，班里都有人做你的老师；也有作家，他上学以前就写了很多东西。所以说混龄学习在我们高等教育领域里拥有有独特的优势，我们可以适当鼓励、适当推进。
第三，当时教师和学生一起成长。这点也很重要，那时候老师的劲头、积极性决不亚于学生，因为他们也是压抑了十多年。老师里有很厉害的学术权威，留苏、留美的博士，也有工农兵大学生，但无论是哪一种类型，他们在课堂里、研究领域以及教学上都有和学生一起成长的趋势。但现在就不太一样了，现在一些优秀的老师很难真正和本科生见面。
第四，大学是读书的天堂。我一直认为，大学只是提供了一个成长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它的空间，是它的学术氛围，真正能从课堂里学到东西远远不如从图书馆学到的东西。现在整个教育体系，特别是大学教育，从阅读的氛围来说远远不如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到图书馆里是找不到座位的，我们经常把书包放在那儿抢座位，拼命地借书，每星期都借满一书包回去读的。回过头去想想，任何一个大学生从书本里学到的东西，都会远远超过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一本书是最好的老师，大学是读书的天堂，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从现实来说，我们现在的大学课堂基本和中小学课堂差不多，还是上课记笔记，考试对笔记，考后全忘记，这样一种教学方式不是以阅读作为基础的。当初我们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至少有这样的特点，基本上老师都是开书单让你学。所以，在大学期间会有大量的阅读。我一直认为，整个中国的大学，阅读和写作这两门课程远远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当时虽然没有明确的写作训练，但我们每星期都要写小论文，通过写作互相有很大的成长，它和国外的写作课程是类似的。回过头来看，倒不是我们要讨论那一代人出了多少人才，更重要的是那一代教育里还有哪些遗产直到我们今天还可以很好地继承，很好地发扬，很好地发展。
朱永新：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常务委员会委员
（责任编辑：李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