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召开后，国民党40万大军从四面八方涌来，把黔东北团团围住，企图将中央红军35000多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中革军委决定，部队从1935年1月19日开始逐次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此时，川军后续部队4个旅迅速增援，毛泽东等根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的北渡长江计划已不能实现，遂决定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古蔺以南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
四渡赤水战役历时三个多月。这次战役，红军实行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积极寻求战机，有效地歼灭敌人，四渡赤水之战是毛泽东同志运筹帷幄的神来之笔。
撤出战场，巧妙部署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纵队和中央红军总部撤出了遵义城，向北进发，准备经川南渡过长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1月27日，中央红军各部陆续到达土城地区。中午，担负中央纵队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与尾追中央红军的川军王牌郭勋祺部交上了火。川军紧紧咬住红五军团不放，郭勋祺部还抢占了土城东南5公里处青杠坡的有利地形，截断了红五军团与红四师十一团的联络。
1月28日下午1时左右，川敌向红五军团阵地发起轮番进攻。敌军依仗兵力和武器优势，采取小正面、多梯次、连续冲锋的战术，步步进逼，企图动摇红五军团阵地。尽管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一部也投入了战斗，然而红军阵地仍是岌岌可危。在前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得到确切情报，敌军不是原来估计的4个团，而是6个团，而且川军后续部队的两个旅已迅速增援上来，位于旺隆场的川军两个旅也从侧背攻击中央红军。面对此情，毛泽东意识到这是一场难以为继的危险战斗，不能再打下去了，便在火线上建议紧急召集政治局主要领导开会。会上，毛泽东提出，红军必须立即停止战斗，撤出战场。作战部队与中央纵队迅速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以打乱敌人尾追计划，变被动为主动。政治局领导同志一致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并按他提出的意见进行如下分工：朱德、刘伯承仍留在前线和他一道指挥部队，而周恩来负责在第二天天亮前在赤水河上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
1月29日凌晨3时，朱德发布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的命令。中央红军除留少数部队继续阻击川军外，其余各路纵队于拂晓前开始西渡赤水河，晌午前，3万余红军全部渡到赤水河西岸，这就是著名的“四渡赤水”中的“一渡赤水”。
回师遵义，大量歼敌
当蒋介石命令各路大军纷纷向滇东杀奔而来时，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却决定中央红军神速东返。红军东返贵州，走活了一盘棋，从战略防御转为局部的战略反攻。黔北地区，只有黔敌一个军，兵力空虚，红军重返黔北，将3万兵力捏成一个拳头，变劣势为优势，以泰山压顶之势砸向黔军。
2月11日，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个纵队挥师东进。2月15日，军委发布《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毛泽东在这份文告中解释了自己的战略意图：“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眼下，红军走的第一条老路，就是“二渡赤水回师黔北”，以消灭黔敌王家烈为主要作战目标。2月18日，中革军委又发出《关于我军速渡赤水的指示》，要求红军“最迟要在20日夜及21日上午全部渡河完毕，以利时机”。
红军走的第二条老路，是回师遵义。当毛泽东在太平渡乘小船向赤水河对岸驶去时，他在心中已规划好了二渡赤水后再打一个遵义之战的宏伟蓝图。红军二渡赤水，矛头所指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打乱了敌军的部署。蒋介石慌忙调集兵力，企图阻挡红军进入遵义，但已分散在滇北、川南、乌江沿岸的敌军往回掉头尚需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难怪敌军高级将领大发议论说，红军“忽进忽退，一再回旋，使国军迷离徜徉，摸不着其企图之所在”。让敌人“摸不着企图”，吃不准红军行动方向，这正是毛泽东所要达到目的的第一步。毛泽东决定乘追击之敌尚未到达之际，迅速击破黔军的阻拦，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为再取遵义争取主动，创造条件。
2月25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全部的4个团以强行军速度向娄山关疾进。 26日晨八九点钟，贵州军阀王家烈也率部从遵义出发，试图在红军到达娄山关之前将其截住。大约11点钟，彭德怀得到了王家烈的先头部队离娄山关只有45里的情报，便率领红军战士跑步前进，于26日下午3时左右，比黔敌早几分钟占领了娄山关。守卫娄山关的敌人只有1个团，迅速被红军打垮，红军牢牢控制了关口。后敌人又进行反扑，战斗几经反复，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终将驻守在娄山关和板桥一带的4个团敌军大部歼灭。27日，敌残余部队逃往遵义城。攻下娄山关，再取遵义城已如探囊取物。2月27日下午，红军直逼遵义城，黄昏时已控制了新城。又经一夜激战，红军于2月28日凌晨占领了遵义。
三渡赤水，品茅台香
红军虽取得了二渡赤水的胜利，接连攻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并歼灭中央军两个师，但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跳出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圈子，局势仍然十分严峻。
蒋介石乘专机飞到重庆亲自坐镇指挥，他调集重庆的川军南下进攻桐梓、遵义地区，中央军第二纵队三个主力师在鲁班场附近集结，湘军、桂军等在东南布下重兵以防红军东进。他认为红军已成流寇，行动反复无常，相当混乱，是在作垂死挣扎，已成了瓮中之鳖。
毛泽东洞察了蒋介石的图谋，于是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引诱中央军出动，力图在黔北攻打周浑元部第九十六师和第五师，目的在于粉碎敌人新的围攻，以扭转整个局势。
3月14日，主力红军移师仁怀县东南20多公里的鲁班场，进攻据守在那里的中央军周浑元纵队。3月15日，战斗展开以后，敌我争夺十分激烈，战局成胶着状态。战斗中敌十三师4个团由三元洞急速增援，一下子改变了战场形势。毛泽东沉着果断，立即决定退出战斗，指挥部队于当晚撤离了鲁班场地区，并在敌人的援军之间快速穿插，直接攻向茅台镇，准备从茅台三渡赤水，折返贵州。 3月16日，红军几乎一枪未发就拿下了茅台镇。在这里毛泽东和红军官兵品尝了茅台酒的芳香，随即在茅台附近的渡口三渡赤水。
红军三渡赤水与以往两渡赤水迥然不同。前两次是在尽可能秘密的情况下悄悄进行的，而三渡赤水是毛泽东指挥的一次绝妙的全军大佯动！因此，红军一改常态，在白天大张旗鼓地渡河，并不怕被敌人发现，而且还故意弄得声势浩大。蒋介石很快发现了这一情况，一面严令各部队不分昼夜在赤水河沿岸建立以碉堡群为依托的封锁线，企图重演第五次“围剿”中的“铁桶计划”；一面连续派出多架次飞机对红军进行狂轰滥炸。
3月17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赤水河。毛泽东则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指令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伪装成红军主力的样子，从古蔺向西而行，沿途虚张声势，行进中拉开距离、展开红旗、散发传单，以引人注意，故意作出红军主力要北渡长江的姿态，迷惑敌人。红军三渡赤水，重入川南后的大佯动，果然造成蒋介石的错误判断。蒋介石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遂手忙脚乱急调川军、中央军、滇军、黔军统统奔赴川南布防，合力“进剿”，还于3月20日晚发出“筑碉‘阻剿’共军”的电令。
胜利渡江，重获主动权
伪装成主力的那个团快要到达古蔺县城时，遇到了前来阻击的川军的一个团，红军官兵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把川军打得疯狂逃窜，其士气之凶猛颇有主力部队横扫一切的样子。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他更加确信中央红军一定会北渡长江。蒋介石将所有兵力向古蔺地区集结，企图将红军聚歼于此。然而让蒋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刚刚西渡赤水的红军主力部队，现在又掉头重新在二郎滩渡口东渡赤水，与一路包抄而来的国民党大军擦肩而过，并迅速南下一路奔袭，渡过乌江，直逼贵阳。此时的蒋携夫人已经从重庆飞往贵阳督战，但是主力部队都被调去古蔺地区，蒋十分惊恐，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飞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向导，准备随时逃跑。
蒋惊恐之余，急调滇军出昆明到贵阳“救驾”，毛泽东见调虎离山之计已成，于是命红军日夜奔袭直奔昆明，佯装出主力进攻昆明，云南王龙云不得不调金沙江守军回援昆明，第二次调虎离山之计又成，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在金沙江皎平渡凭借7条木船全部渡过了金沙江。从此，中央红军巧妙地跳出了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重新获得了主动权，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从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开始，到1935年5月9日胜利渡过金沙江为止，历时3个多月，共歼灭和击溃敌人4个师、2个旅另10个团，俘敌3600余人。
中央红军三渡、四渡赤水河的太平渡渡口。
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么真正拯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就是毛主席指挥的四渡赤水战役。四渡赤水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使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危急关头，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