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从提出来到现在已经3年多的时间，其实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军队是非常想研究“一带一路”的安全问题以及军队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但是因为比较敏感，所以“一带一路”提出来作为一个国际的倡议，是国际化的，对外的，不是一个国家能做成的，是要联合带路各个国家共同办好的事情，如果过度强调安全问题和军队作用，本身就有一定敏感性。
我认为在带路的安全利益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战略包括那些项目的过程中，本身面临的安全风险和怎么去消除这些风险来保证这个倡议，这些项目能够正常顺利的进行，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中国现在的外交定位是全球大国，不再是地区大国的定位，所以才有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提法。那么全球大国的定位中，是有全球大国的安全利益，所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我们要思考如何把国家的安全利益很好地维护和实现出来，例如在带路的项目中肯定要考虑到军事用途和安全用途。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肯定是有海外的军事存在问题，但是我们不太能用美国过去的办法，就是搞几百个、上千个军事基地或者军事设施。可是军事存在以什么形式去保持和发展，我觉得吉布提是一个例子，吉布提是二战后的大国如美国、俄罗斯、英国等老牌殖民国家和前霸权国家的海外立脚点，但是我觉得我们肯定不能也搞成百上千的这种海外军事基地，可我国确实要有军事存在，那么军事以什么形式来存在？我觉得要注重依据《国际法》，另外还要使我军拥有更多在国外港口机场过境、飞越、使用的权利，但是不需要长期驻兵，也不需要以纯粹的基地形式存在。
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肯定要有海外的军事存在，中国建设海外军事基地要遵从《国际法》原则，美国现在能把它的几千个海外基地变成500个，这不是说美国不想要那么多军事基地了，而是现在美国要以别的方式保持军事存在。
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中美防务关系中心主任姚云竹少将在论坛研讨会上发言 宋志娇 摄
其实美国在干这件事情的时候跟所有的盟国和伙伴国差不多，与八九十个国家签订一个叫做部队地位协定，就是驻外部队地位协定。当然，签订这一协定的国家军人到美国也享有同样的权利，基本上都是对等的。那么我们有一些传统的观念恐怕也要改变，因为我们的军队传统上不向海外派驻一兵一卒，所以我们也没有太多这方面的经验。
还有一条就是军队应该更多的参与带路地区和国家的反恐和维和，我们现在参加维和，有限度地进行一些反恐方面合作，当然，我们也不愿意在反恐中陷得很深。
我认为，现在中国的主要战略还是要置身其外，不要引火烧身，但是置身其外就会让中国失去许多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中国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还要开展大国外交，因此军队要参与更多国际事务。所以有些机会是历史的机遇，抓住了就抓住了，错过了就错过了。
当然现在我们海外派兵还是会遇到一些条条框框限制，第一就是要有联合国授权，要在联合国框架内；第二就是有东道国邀请；第三就是通常是在多边框架下去做，而不是单边的，不是对方国家有一个邀请我军就去了。
最后一条就是关于带路国家和地区应该有意识地进行军事交流或者有更多安全层面的安排，比如像我们的上合组织，现在除了中国、俄罗斯还有中亚国家、南亚国家等等，我觉得像这种把整个带路的一些安全问题纳入到这些国际安全合作安排中，还要多开展一些带路国家的防务智库、军事院校的合作和交流，包括互相多派军事留学生。我们真的还缺少这样的交流，中国向外派遣军事方面的留学生也确实太少了。
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在战略上是正确的，而问题还是主要集中在战术层次，因为从军队出来的一般要考虑先确定战略上正确，至于战术上的困难再一个一个去解决。从改革开放来看，我们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没什么太多的预先设计和规则。大家都说要预先设计，要做好评估，尽可能去做。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猛打猛冲，冲的过程中就有了一条路，这条路看着是羊肠小道，走着走着就变成了高速路了。所以有时候困难可能很多，但是什么都想好了再做，往往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发展这么快，就得益于我们那种闯劲儿，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走着走着阳光大道就出现了。我个人还是有信心的，只是要把军队的作用更多地考虑进去，现在就要开始有规划。
（责任编辑：李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