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毛泽东在军事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
1942年2月，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学习党史和研究党史成为推动这次整风学习运动的重要助推器。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深刻阐明学习研究党史的重要性，而且多次在全党倡导开展广泛深入的党史研究与学习，并带头身体力行。整个党史研究与学习活动，自始至终是在中央总学习委员会负责人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3月27日，中央决定“中央高级学习组从下周起开始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彭真年谱）。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题为《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这篇专题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和同期他在其他著述中对于党史研究的论述，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全面系统地阐明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方法、立场、切入点和中共党史的分期，以及如何评价党史人物等问题，不仅为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成为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而且对于进一步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影响，彻底纠正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
第一，明确党史研究的目的与对象，即“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部分，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他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的历史上所走的道路搞清楚，就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为了在历史的纵深中说明党的产生与发展，毛泽东认为“只从1921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因为“现在有很多东西直接联系到那时候”，“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因为，“1921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他主张“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 ”。他后来曾引用《庄子》上的“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一句话，回顾党成立之初，“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的情形，说明“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党的发展壮大也是一个辩证的历史过程。为了在联系中全面地把握历史问题，毛泽东主张：“要研究当时的国共合作，如果只是看共产党的宣言而不看国民党的宣言还不够”；“如不讲国民党如何投降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同国民党一起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就看不到内战的必要”，“不把地主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关系弄清楚，就不会知道土地革命的必要”
第二，阐述了党史研究的方法，“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又称“古今中外法”。毛泽东解释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古今中外法”就是要从历史的具体时间、地点等条件出发，在事物的联系中全面地、发展地观察历史。毛泽东在2月8日《反对党八股》中曾经分析道：“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他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他认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么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毛泽东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实质上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去正确地研究历史问题的一种必要程序和科学规范。它要求在一定的时间(古今)和空间(中外)界限以内，从纵横两方面全面地认识客观现实。而分析的目的在于发现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我们研究一个问题，如果能细心地从它的历史发展过程看，从它的内在的基本特征看，从它与周围事物的相互关系看，问题的面貌和性质也就基本上清楚了。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要求，即在对历史问题进行历史的、全面的、辩证的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作出客观的评价。“古今”、“中外”研究就是对比研究，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以来，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研究中共党史不能只研究中共党内的材料，还要研究国民党的、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材料才行。只有进行两方面、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第三，阐明党史研究的立场问题，即“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毛泽东这一观点的提出，不仅源于他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一贯思想，而且是有具体针对性的。长期以来，对共产国际方面在指挥中国革命中的失误，党内很少有人正视，而全盘肯定和过分夸大他们积极作用的却不乏其人。米夫1936年为纪念中共十五周年而写的《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便是这种观点的代表。王明再版他的代表作时的序言，也与之如出一辙。针对这种偏见，毛泽东批评说：“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他尖锐指出：“如果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他强调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共党史学，实际上也是强调了要站在中国党的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路线的立场上，站在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共党史学。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涉及中共整个历史和现实与未来的根本原则，这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这一根本原则不仅指导如何研究既往的历史，更指导着中共的未来；不仅是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一切事业发展的根本指针。
第四，指明详细占有史料是研究中共党史的前提，也是研究党史的基本切入点。毛泽东曾建议，为了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要编两套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年月先后编排。后来不久问世的《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两部党内文件选编，就是在此思想指导下编辑印发的。不仅如此，毛泽东认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历来注重调查研究，从客观事实出发，力求实事求是。他曾谈到他在兴国调查中得知“地主人口只不过百分之一，富农人口不过百分之五，而贫农、中农人口则占百分之八十。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方面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因此得出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因此，他强调，研究党史必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热情，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第五，确立党史分期和分期的依据。毛泽东把党的历史分为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日时期，主张通过分析党的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和政治路线及其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和相互联系，动态地描绘党的历史发展进程，总结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他本人正是在全面深入分析研究中共在各个时期的历史之后，认为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两大特点：“(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二)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由此两大历史特点他进一步引申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大法宝是毛泽东对党领导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中共党史基本内容及其所反映的历史发展的规律的高度概括。
第六，历史地、辩证地、发展地评价党史人物。他主张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采取分析的态度，避免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譬如，毛泽东曾多次讲到陈独秀，他一方面毫不含糊地指出：陈独秀所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同时，又充分肯定了建党前后，陈独秀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的历史地位：“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他强调“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当然只看客观原因是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他分析过去党在反对陈独秀、李立三等人的斗争时指出：这些斗争在方法上有所失误，“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错误的详细方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他深刻阐明研究党史和评价历史人物功过问题的正确态度是：“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楚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绝不仅只是《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这一篇奠定中共党史学学科基础的专题著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袖和党的历史的重要参与者，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发表的其他一些重要著述，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论新阶段》《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农村调查序言和跋》等，几乎无不凝结着对中共党史的深入研究，无不充溢着对中共党史各个发展阶段和重要事件、人物等的结论性阐述，尤其是这些著作所集中阐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更是成为研究中共党史具有根本性的方法论。换句话说，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为延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本文作者蒋建农系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李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