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来，我国金融领域大动作频现。从“一委一行两会”金融监管框架的建立，到新一轮金融开放举措，都让金融改革发展备受关注。走向开放的金融业，哪些风险不容忽视？金融监管方式应该进行怎样的调整？我们如何把握金融改革的走势？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研究所所长吴晓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金融学家管清友、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等知名经济学家给你答案。
吴晓求：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成功经验，这对于金融行业而言同样适用。金融业的开放一般指三个层面：第一，机构的开放。第二，人民币的开放，也就是人民币可自由交易的变革。第三，整个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
徐忠：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能不断增强我国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对外开放可以引入国际上先进的管理理念、技术和模式，提高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通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促使我国金融业在引进中缩小差距、在开放中提高竞争力，进而提升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管理水平和危机应对处置能力。
吴晓求：随着整个市场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人民币的开放，未来市场的开放等变量因素会不断加入进来。在这种情况下，风险会随之发生转移。例如，尽管人民币现在还不是完全可交易的货币，但在未来它要成为完全可交易的、自由流动的货币，甚至是国际性的、储备性的货币。届时人民币所面临的上下波动的风险比现在要大。
此外，债务违约的风险、银行流动性风险都在增加。因此未来中国的金融风险是立体的，它不仅是一个静态的风险，也不能单单依靠对传统金融机构某项业务的监管就能有效控制风险。风险高度流动性了，高度立体化了，高度市场化了，甚至有国际的传递，这对我们来说，防控风险至关重要。
李稻葵：未来五到十年金融领域首先要做好的是防控风险。防控风险的本质，一定要把不良资产消灭掉、化解掉，相当于金融体系的“肿瘤”消灭掉。金融跟房地产不一样，金融是一盘棋，只要某一个地方出现问题，马上反映到全局。所以要把那些“肿瘤”干掉，要把那些不断吸纳我们金融资产的坏的投资项目消灭掉，该重组就重组，该关门就关门，该转给财政的就转给财政。
李稻葵：现在，我们站在了世界实体经济回升的起点上。美国实体经济处在向上的发展阶段，未来若干年保持GDP增速2.5%问题不大。同时，欧洲的经济稳步回升，俄罗斯、巴西的经济也在回升。中国的实体经济，此时此刻到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金融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也只有在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过程中，才能找到自己发展的机遇。
在此背景下，我们金融的基本矛盾就是日益增长的企业和老百姓手中的现金与相对短缺的高质量金融资产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现金很多，我说的现金是指存款、理财和我们手中的现金。但是我们的金融资产有多少呢？比如理财产品现在垢病很多，很多理财没有配置到真正发挥作用、能够给我们高回报的金融产品上去，很多理财产品背后是烂资产。
李稻葵：金融体系多元化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关键。我们金融体系太单薄，现在银行吸纳现金的量非常大，大量的贷款是经过银行出去的。银行是一个渠道，我们人为强迫很多贷款必须通过银行走，只要不通过银行，就好像你是歪门邪道，就是影子银行。从这个方面看，我们需要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打开渠道。
张燕生：中国要想解决融资难、融资贵，就需要让混合所有制的效率得到提升。不是说民营就有效率，也不是说外资就有效率，也不是说国资就有效率，而是市场竞争，让它充分竞争。市场会选择有效率的，有效率的组织融资成本就低，融资的便利化和效率就高，就不会融资难，就不会融资贵。
吴晓求：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不仅仅是提供融资，与融资同样重要是财富管理，也称为风险管理。特别是老百姓收入增加以后，需要有人帮他管理资产。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是要为中小企业、为中低收入阶层提供财富管理。还有要提供安全、便捷的支付服务，例如移动支付，这一定要通过改革创新才能完成，没有技术的创新、制度的创新，财富管理和便捷支付是完成不了的。
管清友：未来十年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窗口，是我们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企业做强做大的一个重要阶段。我们已经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的宏伟规划，核心在于制造业，但是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力量的助推。在这十年我们要完成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完成大量企业境外上市向境内市场转变，完成监管机构大的框架改革，完成发行制度、交易制度的改革，也就是说这十年是窗口，我们可能需要快刀斩乱麻，尽快完成这个转变，以便给“中国制造2025”的实现提供金融力量。
吴晓求：由于科技的渗透，整个金融业态发生了深刻变化，最重要的是支付业态的变化，移动支付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新型支付业态。科技对金融的渗透，科技对金融的颠覆性影响，将改变整个中国的业态，提升金融的效率。当然，在提升效率的同时，金融风险也会发生变化，这些风险的核心是透明度风险。
吴晓求：过去的金融监管主要是针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然而现在的风险已由以机构为轴心展开，变成机构和市场风险并重。这个时候，市场风险的重要性骤然加大。因为证券化资产都是市场的基础资产，这部分资产的风险主要与透明度和信息披露有关。因此，在改革开放进行过程中，风险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管清友：尽管现在已经形成了大监管的格局，但是在很多具体业务上还面临着多头管理、监管缝隙过大的问题。什么叫监管缝隙？就是监管层自由裁量的余地太大，法治化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加强这方面的金融监管是金融市场改革中的应有之义。
李稻葵：有些金融监管的“板子打错了”，为什么？举个例子，假设我是小股东，我告上市公司犯规了，结果法院判上市公司给我补偿一千万。这其实告错了，上市公司的钱是股民的，应该去罚内部人，是谁签的字，谁造的假。这一错误的背后，是我们的证监会没有法律能力，没有刑事审判权，没有刑事执行权，它只能罚款。为此，国家现在已经决定在上海成立金融法院，同时还应该成立金融检察院，让他们代表股民去抓违规者，检察院把案子递交给法院，法院按照专业标准去判，这样才能真正夯实我们的法治基础。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