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1915年11月20日-1989年4月15日），男，字国光，中国湖南浏阳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
谈胡耀邦的家风，首先谈的是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的家风。领导干部的家风，和对权力的认识分不开。而对权力的认识，又和对人民的认识分不开。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都不会离开人民谈权力。但有的家庭，对当官趋之若鹜，有迷恋感。胡耀邦的家风则为人称道。为什么表现如此不同？1986-1987年特殊关头胡耀邦毅然决然做出的选择，背后有不同的人民观：对“人民”的理解。它是我们党越来越稀缺的政治资源和宝贵遗产。在今天人民对我们党的干部和党的信任危机愈益突出之际，回望耀邦同志的品格，可以使我们获得许多教益。
不妨从理论上分析一下政治学和社会学定义的人民观。这是理解不同的人民观的关键。对“人民”概念的解读，一直有两个角度，存在着两种逻辑。它对我们的认识“跑偏”有着直接的影响。
一是政治学的概念，把人民看做由不同的阶级、阶层组成的群体。这些群体有先进、落后之分，工人阶级是其中的先进阶级，它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代表着未来。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因此，保持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就能保证党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大多数人服务。在这里，“人民”的对应词是“敌人”。
二是社会学的概念，把人民看做一个由不同的个人组成的集合体。其中每个人都有不同于他人的喜怒哀乐、利益诉求。对人民的关注，是对其中每个个体生命关注的总和。党为人民服务，就是如邓小平所说，充当好人民实现自己特定历史任务的工具。因此，忠于人民，就要把每个人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代表人民，就不能简单地用大而化之的整体利益去压制个人利益，甚至把它作为用公权力侵犯个人利益的借口。在这里，“人民”相当于狭义的“社会”，与狭义的“国家”相对应。
这两个逻辑应当是并存的，互相补充、相得益彰，才构成对人民的全面、完整理解。前者能使我们保持理性、清醒的头脑，看问题具有政治意识和前瞻性；后者能让我们时刻关注广大群众的切实利益，使我们充满激情，保持对人民的热爱不变质、不变形。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给我们如何正确把握这个问题作了最好注脚。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还农民以利益；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认可人们对利益的正当追求，并把它作为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和基本动力。
遗憾的是，在权力（有时还有既得利益）的作用下，我们共产党队伍中有不少人往往把两种逻辑对立起来，用前一种逻辑代替后一种逻辑，表现到实践中就是：“人民”挂在嘴上，但往往只剩下一个抽象的概念，以为掌权便天然代表人民。至于老百姓，则被看作不过是一群物欲横流的芸芸众生，对老百姓的具体诉求，往往熟视无睹，轻者鄙视、怠慢，重者随意践踏。在我们的决策和老百姓的要求相冲突的时候，往往以“长远利益”为由否定他们的实际利益。这是把工具本身当成了目的。现在我们提出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的统一，说明我们需要回到常识，需要强化经过努力才能把两者统一起来的共识。
从这个角度看胡耀邦的人民观，我们可以看到胡耀邦的最难能可贵之处，应当对他留给我们党的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倍加珍惜地给予重视和弘扬。我着重谈四点感受。
第一，在胡耀邦那里人民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他从不把人民当做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这在胡耀邦对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什么的强调中最为典型。1979年10月所作的“关于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一文，是胡耀邦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一个发言，对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在他看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本身就是目的。“如果我们不弄清这一点，生产跟社会需要长期脱节，生产是要衰退和灭亡的。我们现在已经受到了惩罚”。后来耀邦大讲富民政策，强调发展民营经济，都和他的这一思维逻辑一脉相承。其实，纵观党的历史，特别是执政史，我们一个很大的误区往往是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清。由于“人民”被虚化、空心化，用以服务人民的政党、路线、意识形态等本来的工具反倒反客为主成了目的。
第二，在胡耀邦那里，老百姓是否满意、认可是判断我们是否脱离人民的根本标准。一切来自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绝不是句空话。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的组织、理论、路线、政策、意识形态等都是由这个宗旨延伸出来的。形象地说，它们相互之间应该是并联关系，而不是串联关系。这些元素都应当直接和人民连接，而不可以把“人民”当作无限逻辑推演的起点，相互之间循环论证。解放思想，很重要的就是要在这方面转变观念。后来真理标准大讨论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共识，正是以这种认识转变为前提。1978年耀邦就讲过这样的话：我们是为群众服务的，下情是真理，上情是参照的。从这个角度反思过去，不难发现，我们的思维方式的常见错误就是往往把逻辑串联起来，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在是非判断上失去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是党代表人民的最根本体现；由这一理论（很多情况下其实是苏联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产生的路线，由这个路线确定的方针，按照这些方针确定的举措都是真理，都可用来作为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
第三，在胡耀邦那里，有强烈的底线意识。他恪守政治道德，从不超越人性底线。把人真正作为人，才会重视人性，才能做到这一点。邵燕祥在2015年的耀邦诞辰纪念会上有一个发言，谈到了这个问题，称耀邦的一生堪称政治道德的典范。我认为耀邦完全担得起这样的评价。他的原则性，总是散发着人性的光辉。我们常说，人性与党性不能对立。但是，要做到二者的统一，归根结底党性要服从人性。人性是不能跨越的底线。否则终究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在这方面，苏联共产党吃了大亏。如列宁时代沙皇一家老老少少悉数被杀害，固然有当时特殊历史状态下的迫不得已，最终还是成为苏共被拉下台的重要突破口之一，是苏共无法摆脱的负资产。至于后来斯大林滥杀无辜，制造骇人听闻的卡廷惨案，事实证明都难以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关于这个问题，邵先生还有一段说法：“这个话题的提出，对这方面典范人物众口称赞，实际上会形成对某些打着共产党招牌的、毫无道德可言的人的道德压力。”这个说法，我深表认同。而且我认为还应再加一句：这是一个关乎党的生命的问题。
第四，在胡耀邦那里，领袖与人民孰水孰源、孰木孰本极其清楚。他从未把领袖看作神。在他看来，无论是党的领导干部，还是党员，都是人民的一员。党的领袖也不例外。到中宣部工作那段时间，胡耀邦旗帜鲜明地表示，要坚决实行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总结苏联和我们党的教训，他把突出宣传个人的严重性上升到会使我们党变质的高度，认为这个重要方针不是普通的、可讲可不讲的问题，而是对马列主义根本态度的问题。胡耀邦在《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讲话中历数了“突出个人”的危害：“第一，根本不可能有党的民主集中制；第二，根本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第三，根本不可能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一言堂、家长制等封建专制主义，并被某些坏人利用搞法西斯主义。”表明了他对这个问题所具有的深刻认识。正因为此，胡耀邦才在这方面有高度的自觉。他自己就是一个杰出的表率。在当选党的主席后，耀邦公开声明自己两个“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职务突然上升了，他的本事也随即膨胀起来。”他要求全党、首先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对他进行监督。这些举动，在今天看来，都有着无法企及的思想高度。
我们今天不仅仅是要通过缅怀胡耀邦提升我们的情操，更需要带着危机感和责任感去思考如何重建我们党与人民的关系。这应当是纪念耀邦的意义所在。（作者/王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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