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李义平谈中国经济发展难点
“十三五”是我国改革开放重要历史阶段的重要规划期，机遇期。党中央为此做了总体部署，明确了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工作重心，还突出了创新和协调发展、补齐各种经济短板的重要任务。日前，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义平教授，对本刊记者阐述了在“十三五”经济转型中，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关趋势以及亟待解决的难点。
信心来源于对现实的客观判断
李教授强调，在“十三五”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坚定信心很重要。信心能够带来良好的社会预期，使投资者敢于投资，消费者愿意消费，经济发展顺畅有力。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面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压力，一些人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产生了怀疑。对此，李教授认为，我们必须清醒地判断形势，坚定经济发展的信心，努力做到稳中求进。
信心来自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科学认识。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轨迹。李教授介绍，一般说来，追赶型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成长为一个发达经济体，通常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最初的快速发展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依靠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发展的中高速增长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步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时期。这个时期由于基数庞大，经济增长速度会继续放缓，但增长质量更高。李教授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意味着已步入了第二个阶段，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有所放缓，但却与当前的潜在增长率相吻合，每一个增长的百分点所对应的国内生产总值绝对数量更大。
信心来自我国仍然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正在持续推进。这说明，“我国经济发展仍有巨大的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仍处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李教授认为，发达地区可以发挥前瞻效应、旁侧效应，带动国民经济整体发展上台阶。而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则可以通过有序承接产业转移，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速。
信心也来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与举措。“有一种说法，认为我国之所以会有丰厚的劳动力红利，是因为这一生产要素的供给充足。”李教授解释说，是改革开放激发了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活力，把便宜的劳动力变成了劳动力红利。而如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和举措将进一步释放这种活力。十三五规划和建设，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广泛而有效地诱发来自于民间的创新，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进一步释放蕴藏在人民中间的活力。
李义平教授
创新不能“统一规划”
李教授表示，目前相对于就业、医疗、教育、社会分配等问题而言，创新是十三五建设中更加难啃的硬骨头。医疗、社保等可以通过政策去解决。如果没有相应的体制机制、没有科学技术上的突破，创新的问题在短时间内很难通过政策来解决。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基本的发展经验是引进、消化、吸收，其扮演的是跟随者、模仿者的角色，导致中国在基础产业、基础材料方面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然而在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中，第一个就是创新。
李教授告诉记者，市场经济国家都是通过创新来发展的而不是通过便宜劳动力，而我国的创新力却相对不足。因为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形态是家庭手工业加农业的文明，几乎可以满足人们最基本的需要。如此周而复始的循环，没有分工，没有专业化，几乎也没有什么竞争，当然也没有创新的动力。据李教授所说，目前中国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是该创新的创新不了、该退出的退出不了，“提升方面有问题，退出方面问题可能更大”。
在十三五建设中，创新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作用更加凸显。那么，如何促进创新？一些地方政府首先想到的是制定创新规划。然而，历史的经验和创新的内在规律都表明，市场经济下的创新不是规划出来的，过于细致的规划反而会抑制创新。
市场经济下的创新是内生的，是创新参与者积极主动的自觉行动。创新者之所以要创新，除了兴趣，更重要的是为了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率先创新者可以获得超额回报，其他企业纷纷跟上，由此出现一个经济发展高潮，利润随之被平均化，进而社会经济技术水平上升到一个新层次并实现新均衡。在此基础上，又有敢于冒险的创新者打破已有均衡，再一次引领创新，实现更高层次的均衡。这是一个动态过程，永远不会完结。
“商品能不能得到社会承认是一个惊险的跳跃。市场检验是残酷的，但可以杜绝伪创新。”李教授引用了马克思的这句话，意在表示创新的不确定性及其近乎探险的性质，要求创新者应当身处一线或前沿，具有很强的想象力、洞察力，需要战略眼光、坚忍不拔精神。可见，市场经济下的万众创新不是规划出来的。规划要求一致性，往往会抹杀创新所需要的多样性。李教授同时强调，这并不是一概否定规划，实际上宏观层面的发展规划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是说应区分层次，充分发挥规划在战略层面、基础层面对创新的重要作用，在市场层面、微观层面，规划则应富有弹性，宜粗不宜细。
供给管理需让微观层面发力
李教授介绍，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一开始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推崇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但不会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起始于1929年美国的经济危机有了著名的罗斯福新政。新政的主旨在于从需求出发解决经济萧条的问题，一反传统的不干预，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举办公共工程，刺激人民消费。更为著名的是诞生了凯恩斯的经济学说。
“需求管理似乎曾经一度带来了经济的复苏，但由于没有有效地解决结构调整的问题，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政策设计最终的结果则是滞胀，即通货膨胀上去了，经济并没有实实在在地发展。”李教授坦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为了稳增长，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需求管理的举措，频繁地刺激经济。然而从结果来看，由于政府干预扭曲了要素价格，使产能过剩的压力进一步增大、结构调整远远未能奏效。问题的要害在于情急之下的投资往往缺少效益，短期的复苏之后接着是下滑以及更为艰难的复苏。
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是“新常态”阶段，经济发展的条件、问题、目标、任务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而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或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调结构。经济发展有两种效应，一种是结构效应，一种是水平效应。结构效应是通过结构，指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提升在一个更高层次创造更多的需求，是一个企业层面，或者说微观层面的事，是企业通过供给创造新的需求的问题。而水平效应，只是平面地扩展原来的产业结构，是有边界的。需求管理看重总量，供给管理则更看重结构。
在李教授看来，当初的快速发展只是因为我国存在着快速发展的条件，GDP基数小，产业空间大，资源、环境、劳动力便宜，国际经济处在发展周期的高潮。然而，相对于十三五的稳健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活力，我国曾经稍稍提升了的活力已经远远不够了。提升经济体的活力更多的需要着力于供给管理的改革。供给要让企业、让微观层面去发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尽量少干预企业，政府通过任何形式干预企业只会降低企业的活力，扭曲要素配置。李教授呼吁：“政府尽量实行简约的、稳定的政策，让企业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要有利于平等进入、各类各层次企业都应当公平竞争，让企业把所有心思都用在通过管理去创造需求上，而不是游说政策和‘勾兑’有关部门。”
协调重在“取长补短”
在十三五经济建设中，协调发展的相当重要。其着眼于全面，强调的是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旨在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力求通过补齐短板化解突出矛盾，在攻坚克难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性平衡性，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前，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许多不协调因素集中显现，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比如尽管总体快速发展，但依然存在着不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且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在拉大；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协调，一些地方简单追求GDP，对环境问题重视不够，人民群众意见很大；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失衡，有不少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产业结构亟待升级等等问题。
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做好补齐短板这篇大文章，实现协调发展，既可以拓展发展空间，又可以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协调的关键是要发挥好政府与市场两个积极性。如社会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国防建设等多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要发挥好规划和政策的引导作用，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明确补齐短板的着力点；还有一些短板，如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则要在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的热情。
“协调是一个从不平衡到平衡的动态过程。”正如李教授所言，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追赶型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由不平衡到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每一次平衡都会使经济发展的结构、质量、规模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继而又打破现有的平衡结构，在更高层面上实现再一次平衡。但在发展过程中，不平衡的倾斜度不能太大，不平衡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要抓住合理的节点及时校正，实现协调发展，这是一国治理经济能力的重要体现。“协调之策则在于补齐短板。补齐不协调中的短板，不仅可以形成平衡结构，而且会使经济发展之“桶”容量更大，经济发展才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李教授语重心长地说。
（责任编辑：李园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