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深冬的一天，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前方来电说，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率领的红一方面军指挥机关，最近将从宁都回到瑞金的乌石龙，与中革军委总部会合。当时，我（吕黎平）在军委作战科当参谋。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后，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总参谋长刘伯承等首长，动员我们为前方来的同志安排好食宿，并准备召开欢迎大会。同志们有的扫房间，有的准备红米、南瓜，还有的排练文艺节目。大家一心想把欢迎大会开得热闹些，让前方来的同志生活得好些。
1932年12月，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周恩来（右三）、朱德与红一方面军的部分领导合影。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回来的准确日期，都兴奋地等待他们的到来。一天夜里，我们正在酣睡，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率领的红一方面军指挥机关的同志们，突然静悄悄地在黎明时分来到了军委总部门前，在那棵大樟树下面的池塘边休息。总部值班参谋看见后，急促地叫醒大家。我们惊喜地拥出门来，揉着眼睛，只见穿着灰白军衣的朱总司令、周总政委正和先迎上去的同志一一握手问好。在欢乐声中，我们为自己睡意朦胧的状态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周总政委看出了我们的心思，笑着对大家说：“战争年代，还是简单朴实点好。我们事先没有电告回来的准确日子，就是为了不惊动大家。现在这样会合不是很好嘛!”听着周总政委恳切实在的话，大家心里热乎乎的。前后方的同志们手拉着手，互相问候，大樟树下，响起了一片欢乐的笑声……
吃完早饭，周总政委安排好前方回来的同志休息，不顾一夜行军的疲劳，习惯地走进办公室，紧张地开始工作起来。
办公室设在天井后面一间30多平方米的江西式新房里。为了便于军委首长工作，当时总部一局的左权局长，在里面安排了四桌四凳，作为项代主席、朱总司令、周总政委和刘总参谋长集体办公用。周总政委进屋扫视了一下说，再增加两张桌子，三把凳子，其中一桌一凳给左权局长，另一桌两凳给两个值班的作战参谋。接着，他操着江苏口音深有感触地说：“作战指挥机关工作的好坏，关系到红军的胜败存亡。指挥员和参谋人员一起办公，便于指挥人员及时地了解情况，正确实施指挥，提高工作效率，这在前方已经成了习惯。我看在这里也同样适用，而且这样做也节省了房子嘛!”其他几位首长一致赞同这个意见。从此以后，我们值班参谋就和军委总部首长在一起办公了。
不久，党中央决定项英同志另有任用，免去了他的军委代主席职务，任命朱德同志为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员，周恩来同志为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从这以后，我们都称呼周恩来同志为周副主席。
由于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我们经常受到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教育。那时我才17岁，没念几天书，参谋业务也不熟，虽然当时形势很紧张，但周副主席还是经常利用点滴时间，辅导我学习文化，指导我提高参谋业务水平。起初，我不会写电报，他就给我讲什么样的电报需要加“急”或“十万火急”或“万万火急”的字样；怎样把电文写得简明扼要。他还再三叮嘱我：电报的内容文字一定要清楚、准确，千万不能用含糊不清的词句和潦草的字书写，否则就会出大错，贻误战机。从1934年初至1935年7月，我一直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在他的亲切教育下，通过实践，使我的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
1934年5月，第五次反“围剿”进入了紧张阶段。为了保证对部队不间断地指挥，我们作战科8个参谋两人一班，每班8小时，昼夜轮流值班。当时，总部只有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和刘总参谋长3位首长直接负责指挥红军作战。
周副主席考虑到朱总司令年纪较大，刘总参谋长的一只眼睛负伤后失去了视力，为了照顾他们的身体，就主动提出由他一人担负夜间的值班任务。他特意叮嘱我们，每天晚上替他准备两样东西：一盆凉水，一杯浓茶。每当极度疲倦和瞌睡袭来时，他就用凉水浇头、擦脸，喝浓茶提精神。水洗温了，泼掉，再从深井里打水换上；茶泡淡了，倒掉再冲。就这样，周副主席每天坚持工作十八九个小时。在指挥打福建沙县的紧张时刻，他竞连续两三天没卧床休息。仗不那么紧了，夜间可以就寝时，周副主席又给我们定了一条规矩：在他睡着时，如有重要情况报告，不但要把他叫醒，还要扶他坐起来，待他完全清醒后，再报告情况，请示问题。他用过去曾经在似醒非醒中听汇报，工作差点出了问题的事例，提醒我们不能马虎。就这样，周副主席一直坚持到离开瑞金长征，发完最后一份电报，才赶上大部队，直接指挥长征中的军事行动。
周副主席在工作上坚持高标准，在生活上却要求低水平。那时的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军委、总部机关每人每天只有十二两糙米（一斤为十六两），不到一钱的土盐，很少吃上荤菜，油就更难见到了。军委首长和我们机关的干部、战士一样伙食标准，一起吃饭。开饭时，每人分一个用蒲席织的煮饭包。我当时年轻，正是发育阶段，一包饭几口就吃光了，到了晚上值班，肚子就饿的咕咕叫，心里直发慌。周副主席十分关心我们几个青年人，每到吃晚饭时，总是把他那份饭分出一些给我们几个参谋。我看着周副主席长长的胡须，消瘦的面容，两个颧骨越“长”越高了，就怎么也不忍心再吃他的饭了。他却微笑着说：“你年纪轻，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应该吃得饱一些。我已经成年，身架骨骼已定形了，少吃点没有关系的。”
红军时期的周恩来
我们知道周副主席喜欢喝米酒，所以，在长征途中，每天打前站的参谋，总是想法子在宿营地给他买。偶尔弄到一点，可他总是要坚持同我们一起喝。我们一推辞，他便说：“苦同当，福同享。我一个人能喝得下去嘛!”记得在打福建沙县的战斗中，三军团缴获了敌人的一点咖啡，送给军委首长，周副主席得知后，硬是坚持总部机关每人都能分享到。我就是在这次分配中，第一次尝到了咖啡的滋味。
有一回在行军途中，我的脚脖子被蚊虫咬后，感染化了脓，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伤口痛得直钻心。周副主席知道后，立即对当时在总部一局担任指导员的康克清同志说：“吕参谋的脚化脓了，行走困难，把我的担架给他坐。”当康克清同志叫人把担架抬到我的面前时，我怎么也不愿意坐。她说：“这是周副主席的命令。”我一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心想：党中央考虑到周副主席负有繁重的工作任务，配给他一匹马、一副担架，但他很少坐，总是把马和担架让给伤病员，自己却和大家一道行军。虽然周副主席经常走肿了腿，脚掌磨起血泡，可是每到宿营地，部队休息了，他又摊开了地图，紧张地忙碌起来。他常常是趴在桌上打个盹就算休息了。部队要出发了，他又同值班作战参谋留在后面做善后工作，直到最后一份电报发出，才放心地赶到队伍前面，随时掌握情况，指挥行军、作战。他这种呕心沥血、竭尽全力的工作精神，怎能不使我感动呀！
后来，我又得了疟疾病，发高烧，不能行走，在周副主席的关怀下，又整整坐了3天担架，身体才恢复了过来。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里，如果没有周副主席这种无微不至的亲切关怀，哪能有我的今天呀！而周副主席关照过的同志，又何止我一个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然而，每当我回想起这些终身难忘的往事，仍历历在目，一种怀念和感激之情，油然而升，不能自抑……
1936年10月，红军经过长征成功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保安合影
吕黎平，原名吕继熙，化名李维先。江西省兴国县人。1917年1月出生，1930年加入县工会，投身革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时期，任兴国县少年先锋队总队长，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青年干事、叶剑英校长机要秘书，中革军委总司令部作战局参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作战局作战科副科长，红军西路军总指挥部情报科科长等职，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四、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初期，受党中央委派入新疆航空队学习飞行，担任飞行班班长、党支部书记，成为我党培养的第一代飞行员之一。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飞行教员队队长、训练处处长，沈阳、平津军管会航空接管处处长，南京军管会空军部部长等职，参加了辽沈、平津、渡江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航空学校校长，丹东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作战指挥员，空军指挥员训练班主任兼党委书记、空军高级航空学校校长，福州空军指挥所值班指挥员、空军第一军军长，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沈阳军区空军正兵团顾问等职。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1年1月22日因病在沈阳逝世，享年84岁。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