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南开大学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晓兵。
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一国两制”《香港基本法》在香港的成功实施举世瞩目，祖国大陆强劲蓬勃的发展势头也给香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就香港回归后的相关话题，《祖国》杂志记者采访了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南开大学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晓兵。
记者：如何评价《香港基本法》的实施所取得的巨大成效，对于祖国的统一大业和香港的繁荣稳定有怎样的意义？
李晓兵：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先后五次解释基本法，第一次人大释法，为了消除香港终审法院和特区政府对基本法条款理解的分歧，协助特区政府解决可能出现的社会、民生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中有关“中国其他地区的人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须办理批准手续”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的定义等，依法进行了解释。
第二次人大释法，明确了中央政府在香港政制改革和民主发展进程中的角色，即遵循基本法所确立的原则，保障特区在符合香港社会的实际情况下循序渐进地进行政制改革，使得特区民主化进程顺利平稳展开。
第三次人大释法，对新的行政长官的任期作出解释，明确补选的行政长官任期为前任余下的任期。这次释法消除了香港社会关于行政长官任期的分歧，避免了特区行政公权运作的延宕和中断，也有效化解了可能产生的政治对立和冲突。
第四次人大释法，明白指出中央政府有权决定在香港适用的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香港特区有责任适用或实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采取的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香港特区法律须符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采取的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
第五次人大释法对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所确立的宣誓制度进行解释，明确了宣誓的法律地位和意义、宣誓要求、无效宣誓和拒绝宣誓的法律后果，违背誓言的法律责任，让“爱港爱国”的政治标准有了更加清晰的法律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多次解释对于消除分歧，保障社会稳定有序，以及明确中央政府管理的事项，维护中央和特区良性互动的关系，影响并引导香港特区法院司法活动符合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催生新的宪制意识和宪制秩序有着重要的意义。
记者：香港当地有哪些特殊的政治形态、社会结构、民众诉求是我们应当重视研究的？“一国两制”《香港基本法》等基本政策、法律在实践过程中还有哪些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家对此是否也做出了相关的调整？
李晓兵：香港在过去几年经历了社会分裂、动荡、思想交锋、社会利益的纠葛。也正是因为过去几年无谓的冲突，使得香港社会各界特别是精英阶层认识到这样的做法是几败俱伤，没有什么好的结果。香港跟周围一些国家和地区对比，已经处于一个相对不利的态势上。香港和广东的其他城市相比，有些产业优势也已经丧失。香港各界对此开始有了一些清醒的认识，就是纷争和无意义的内耗对香港社会的未来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政府对于维护当地的社会治安和正常的社会秩序负有特殊而重大的责任，同时，也有与中央政府相互协调、共同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义务。香港特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然而至今为止，这一条法律的规定仍然未能通过香港立法机关的立法转化为本地法律规则，这对于特别行政区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制度漏洞和安全隐患。没有这样的一部在香港守护本土国家安全的法律出台和实施，香港过去几年所出现的当地的激进势力和“港独”势力的非法行为就会缺少底线约束，给国家安全开了一个大大的“天窗”，香港本土安全也完全暴露在激进势力和恐怖主义的力量的射程之内。如果不及时补上，这对于实现香港社会秩序稳定的基本目标来说，无疑是一个最为重大的威胁。在今天日益动荡不安的世界上，香港特区政府在履行基本法所规定的宪制性责任方面应该积极作为，完善相关治理措施，完成相关立法活动，为香港这座“全球最安全的城市”增加一道安全的防线。这将是香港之福，也真正维护香港和平、安全、繁荣、稳定的坚实之基。
记者：香港将如何结合自身优势，参与“一带一路”和粤港澳新区建设，以及人民币国际化、亚洲投资银行等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建设，并获得发展机遇？
李晓兵：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香港不仅要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及对外开放的窗口，还要实质性的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互联互通的的管道。香港特首梁振英在过去几年反复强调提倡香港要做“一带一路”的“超级联系人”，也是因为香港举足轻重的地位所决定的。国家对香港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是高度期待，包括在亚投行中预留VIP的特殊位置。香港作为国际和区域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亦是国际贸易及航运中心，还包括高端服务业、法律纠纷解决和法律服务中心等优势，这些都使得香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角色更加引人瞩目。香港拥有大量熟悉国际法律、惯例，有丰富的处理国际业务经验的法律人才，香港的法律制度与国际接轨，崇尚法治的社会环境是其基本优势，也是其得以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法治基础条件。 “一带一路”倡议是由中国主导，得到全球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回应和参与的发展战略。在世界经济出现危机、下行压力增大、动力不足等因素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本身就具有全球意义，同时对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整合亦有重大的影响力。“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会带动中国及周边国家共同发展，在正在启动的发展快车上，香港积极参与其中亦能促进自身的角色转换，探索新的发展方向和模式。
记者：港人对于香港的未来是如何憧憬的？香港的未来发展有哪些亮点值得我们重点期待？作为权威专家，您对于今后更好地搞好“一国两制”和香港的繁荣，有何建议、对策？
李晓兵：香港在回归二十年之后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香港又一次要面临着重大的选择。我们高度重视和期待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殊的地位和角色，希望香港特别行政区能够在“一国两制”所提供的制度优势下保持繁荣稳定。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国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日渐发挥着更加重要的影响力，并对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中国人民正在努力全面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香港特区应该要意识到，香港回归祖国，作为特别行政区是特定阶段的一种历史性安排，这种特定的历史性安排在赋予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同时，也赋予了她一定的历史责任。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针对香港澳门特区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香港现任特首梁振英先生也在过去两年，不断呼吁香港要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扮演好“超级联系人”的角色，这些都需要香港特别行政区能够继续戮力向前，在对自己独特的地位和角色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的基础上做出新的决断和选择。（杨 晨 郑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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