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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带头人和奠基人

纪念蔡和森向警予之子蔡博同志逝世三十周年

2021-04-15 17:16 来源:《祖国》杂志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这一百年里,有一个了不起的红色信仰家族,满门忠烈,英杰辈出,先后出现了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4位中央委员,凝聚积淀下永不褪色的红色家风。他们的后代在红色家风的沐浴和传承中,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爱国担当、严于律己、艰苦朴素、无私奉献的赤子情怀,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专家,留下了丰富的革命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蔡和森、向警予的儿子蔡博是治学严谨、红色家风的“蔡家人”代表,中国第一代冶金专家,鞍钢学派的掌舵人,新中国钢铁事业的带头人和奠基者。建国伊始,国家积弱积贫、百废待兴,在战争废墟上搞建设,发展钢铁工业是国之急迫。蔡博不畏艰苦,异国求学,1943年就认识到钢铁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毅然选择莫斯科钢铁学院冶金系炼铁专业,学业有成后,一腔热血报效祖国,用科学实力改变了中国钢铁事业一穷二白、极贫落后的状况,彰显了为国奉献一生的红色之子的博大情怀与钢铁般的坚强意志,传承和弘扬了志存高远、努力向上、艰苦勤奋的红色基因,用一名知识分子的坚韧和执着填补了中国冶金技术的一项又一项空白,用一生的热血和忠诚恪守和践行着一名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今年是蔡博同志逝世30周年,特撰此文纪念。

童年:革命家庭的红色基因

   蔡博,1924年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革命家庭,深受父母和祖母以及姑姑、姑父的影响,遗传着革命家庭的红色基因。

   父亲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第一个明确提出成立中国共产党,是系统阐述建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组织原则的第一人。是中共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中央(执行)委员,五大、六大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任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两广省委书记。蔡和森的一生是为革命真理、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一生,走过了求学之路、革命之路、党史研究之路,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率先垂范,为革命呕心沥血,英勇奋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年轻时与毛泽东并称“毛蔡”,共同倡议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杨昌济先生称赞他们:“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蔡博

   母亲向警予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共二大、三大中央委员,四大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国际女权运动领袖、妇女解放运动领导人之一,是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妇女问题、唤醒千万妇女解放的妇女领袖。1918年向警予参加毛泽东、蔡和森领导的“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嫁给蔡和森,史称“向蔡同盟”,意指不仅是感情和人生中的伴侣,更是理想和事业上的同盟。她和蔡和森共同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和计划。毛泽东曾称赞她为“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创始人”。

父母为了革命,东奔西走;蔡博与父母,聚少离多。陪伴蔡博时间最长、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祖母葛健豪。

   祖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更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被毛泽东尊称为“奇异老人”,被舆论界称誉为二十世纪“惊人的妇人”,被后人尊称为“女中豪杰”、“革命的母亲”。湖南省双峰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罗平原如是说:“葛健豪作为一个乡下小脚老太太,能勇敢地走出山乡,走向长沙、上海,甚至远渡重洋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积极支持子女从事革命活动,家中先后走出了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四位了不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伟大母亲。”

   祖母1865年生于双峰县荷叶镇,她的父亲原是曾国藩湘军中一员参将,与曾国藩有姻亲关系。祖母年轻时与民族英雄秋瑾、中华民国缔造者之一唐群英是好友,被世人誉为“潇湘三女杰”。她经常带子孙到曾氏旧居看书库和匾额对联,给他们讲曾国藩的励志故事。葛健豪受女革命家秋瑾影响很大,从她那里接受了新思想,萌生了革命火种。秋瑾被害后,葛健豪忍着悲痛,悄悄带孩子去凭吊烈士英灵,鼓励蔡和森、蔡畅及蔡博长大后要像秋瑾那样做人。

   1913年,48岁的祖母带着子女们,一道去湖南省湘乡县城读书,被县令赞许“奇志可嘉”。1915年,祖母创办女子职业学校(当时叫“二女校”),被称为“妇女之家”和“自由的天地”。1916年,祖孙三代5人赴省城长沙求学,一时传为佳话。1919年,这位55岁的中国小脚妇女,又与儿子、儿媳等人前往巴黎勤工俭学,并刻苦攻读法文,积极参加学生革命活动,支持和帮助青年学生在法国建党。

 

   4年后,祖母重归桑梓,第二年,蔡博出生。蔡博的婴幼年基本上都是和祖母一起度过的,他见证了祖母创办平民女子职业学校,为党传递信件,担负接头任务,心系革命,掩护革命,参与革命的过程。

   1928年,向警予牺牲后,蔡博跟随祖母、大姑妈隐居在双峰,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1937年,蔡博在双峰高小31班毕业,考取了湘乡中学。1938年秋,周恩来派朱惠把他接往重庆。在重庆周恩来公馆,邓颖超告诉他父母已经为革命牺牲的实情,以及党组织决定送他去苏联的消息,并叮咛:“将来要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为烈士留下的事业奋斗。”

   蔡博离开中国4年后的1943316日,祖母葛健豪在永丰石板冲与世长辞,享年78岁。临终前,她还不知道蔡和森已经为革命壮烈牺牲,问长女蔡庆熙:“和森、咸熙(蔡畅)有信回没有?”并让长女写信告诉他们:“母亲已看不到你们事业的成功了。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毛泽东在延安得知蔡母逝世的消息,提笔写下“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的挽联遥祭“蔡伯母”。这一年,蔡博刚刚在10年制的学校毕业,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冶金系炼铁专业。

留学:苦读十年磨一剑

   在莫斯科远郊库钦诺镇的疗养院,蔡博见到了久别的姑姑蔡畅,姑姑把蔡博搂入怀抱,亲吻他的双颊,姑侄流下欢欣而又伤感的眼泪。

   新学期开课,蔡畅送蔡博到莫宁诺镇的第二国际儿童院(学制为10年),在那里读书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子女。第一国际儿童院位于苏联的纺织工业城市伊万诺沃,距莫斯科300公里左右。两个国际儿童院,都由赤色国际救济会创办,收养的都是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领袖和著名左翼政治家的孩子。据统计当时有200多个来自世界各地31个民族、不同肤色的孩子。

   在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烈士子女,如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和湖北省委负责人向警予的孩子蔡博、蔡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苏兆征的儿子苏河清,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代理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的两个儿子赵令超、赵施格,湘鄂赣边特委书记郭亮的儿子郭志诚等;二是当时中共高层领袖的儿子,如毛泽东的长子、次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长子、长女刘允斌、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还有陕甘宁根据地主要领导人林伯渠、高岗的子女等;三是中共几批到苏联学习的干部在苏联生儿育女后,留在那里的孩子,以及与苏联人结为夫妻后生育的子女,例如博古的女儿秦吉玛,张闻天和苏联妻子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的儿子等。

   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的孩子,生活轨迹大致相同,不论先来的还是后到的,最后都集中到伊万诺沃儿童院,然后考取大学。蔡博也是如此。与同龄人相比,他在政治上更加成熟,非常关心中国时局,对身边的同学更是爱护有加,这与他的红色家风是分不开的。为此,在同学中很有威信。国际儿童院期间,他是中国同乡会的会长,是继毛岸英之后的中国儿童委员会主席,是中国留苏学生同学会的发起人。1941年,他参加了苏联民兵。2015415日,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代表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向32名为苏联卫国战争(1941-1945年)作出贡献的中国公民,颁发“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蔡博接受了授勋,这也是他第四次获得此纪念奖章。

   1943年,蔡博从苏联十年制的学校毕业,面临考大学的选择。在众多院校中,他选择了莫斯科钢铁学院冶金系炼铁专业,因为他知道,冶金工业是一个国家工业发展的标志,钢铁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在苏联成长的中国优秀青年都以考取这个学院为荣,这里集中了苏联最优秀的冶金专家和当时最先进的炼钢技术,蔡博是首个考入这所学院的中国学生。受蔡博的影响,儿童院的许多同学像刘允斌、赵施格、张芝明、沈林如等,都选择了钢铁学院。大学期间,蔡博学习成绩优异,荣获了斯大林奖学金,并加入苏联共产党。

   蔡博人虽在苏联,但心却始终思念着祖国。1945年底,好友毛岸英突然来到钢铁学院,把他要回国的喜讯告诉了蔡博。蔡博紧握着岸英的手说:“我也在等待着这一天。”随即提笔给毛泽东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表达努力学习的决心以及报效祖国的心愿。他还找来其他同学一起在信上签名,并请岸英把信转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在延安收到蔡博等人的信十分高兴,于194618日给他们回信:“新中国需要很多学者及技术人员,你们向这方面努力是很适当的……希望你们一天天成长,努力学习,将来回国服务。”蔡博一直珍藏着这封信。

   19486月,蔡博在莫斯科钢铁学院顺利毕业,获得炼铁冶金工程师学位。党为保护这位学有专长的烈士遗孤,在解放战争紧张进行之时,没有让他回国。

   19496月,刘少奇秘密访苏,即将毕业的蔡博悄悄找到刘少奇,说想一起回去。他告诉刘少奇,自己学的是保密专业,还曾被苏联有关部门安排搞科技情报,担心苏联不让回国。刘少奇非常希望这些学生报效祖国,因为新中国急需经济建设的各类人才。于是,他给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写信,请特殊批准。马林科夫同意蔡博跟随刘少奇一起回国。 尽管如此,蔡博一路上都非常紧张,怕苏联克格勃截他,火车沿途停站,他不敢下车,直到火车进入中国东北境内,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来。

   终于,蔡博回到了阔别十年、日思夜想的祖国。

 

刘少奇访问苏联

报国:鞍钢学派的掌舵人

   回国后,蔡博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事业。他从一名专业技术员做起,历任辽宁省鞍钢技术处副处长、生产处副处长,炼铁厂副厂长、厂长等职务。为炼铁厂的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及鞍钢现代高炉炼铁技术的形成及推广,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8年鞍山解放时,鞍钢炼铁厂几乎是一片废墟。原有的9座高炉仅有2号炉比较完整。经过整治,194969日,2号高炉流出第一炉铁水,但技术指标很低。由于设备落后,监测及控制水平很低,高炉工长对炉况的变化主要依靠肉眼观察和仅有的几块仪表,对高炉的判断和操作很难做到精确,所以,炼铁厂常常发生生产事故。蔡博和广大技术人员一起,对炼铁厂进行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引进苏联先进技术,解决了生产安全、低硅制钢生铁冶炼、低锰制钢生铁冶炼、自熔性烧结矿使用、高湿份和低湿份高风温操作、高氧化镁渣操作、全风量操作、炉顶布料、高强度低焦比操作以及高炉设备改进、高炉炉型改进和炼铁全套生产技术操作规程等一系列重大技术问题。

   比如在烧结矿和造渣技术方面,鞍钢是国内首先使用烧结矿,率先在世界上使用消石灰作熔剂的企业,它成功解决了细精粉烧结难题,此举推翻了美、日专家认为鞍钢不宜生产烧结矿的结论。1951年,鞍钢成功炼出含硅0.6%0.9%的炼钢铁水,钢产量提高50%以上,打破了美国专家为日本人在昭和制钢所(鞍钢前身,日伪时期的名称)设计的生产格局。1954年,鞍钢改变了传统冶炼铸造铁的造渣制度,由碱性渣变成酸性渣,高炉冶炼技术登上了新高度。

   在1955年的全国高炉会议上,蔡博对低焦比技术进行解释时指出:“过去我们在提高冶炼强度的同时,忽略了降低焦比,这是不正确、甚至有害的。当然,在过去提高冶炼强度曾经是先进的技术方针,但在目前,已经达到适当的强度之后,正确的高炉操作方针应该是:在维持保证顺行的中等强度下,需降低焦比。”而后,他与成兰伯、周传典和刘真又在5高炉和6高炉进行了提高干风温度试验。那时,加湿鼓风已经风行全国,冶金学家叶渚沛的“三高”理论是主流观点,在这种背景下做降低湿度试验,要有相当的勇气。经过10年努力,鞍钢发展成系统的“下部调剂”操作,建立了一套具有极强指导性的“下部调剂规程”,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用的“下部调剂规程”。今天,我国各高炉普遍采用的下部调剂方法,大多是由鞍钢规程发展而成的。

   1958年,鞍钢炼铁厂的生铁产量大增,高炉操作各项技术经济指标从落后变先进,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蔡博对干部和技术人员严格要求和认真指导,积极组织技术培训,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现代高炉炼铁的技术人才,这些人后来分布到全国钢铁战线,成为各厂的技术骨干和领导者,有的当选为国家工程院院士。从“二五”规划开始,鞍钢就多次无私支援全国的钢铁事业,包括为包钢、武钢、酒钢、攀钢、邯钢、湘钢、水钢、柳钢等新厂输送大批人才,表现出蔡博心系全国的格局与情怀。在支援武钢炼铁厂时,他说:“武钢有大高炉,鞍钢的高炉小一点,应该把最强的同志调到那里去。”

   蔡博在鞍钢工作期间,坚持科学发展、全面发展的真理观。1958年“大跃进”期间,不少企业不顾客观条件,一味吹大风,高炉正常冶炼进程遭到破坏;一些理论家和操作者也提出“顺行不是目的”,一度动摇了部分高炉工作者。鞍钢生产不为所动,坚持高炉顺行,并正确地指出,顺行不是目的,是前提,高炉没有顺行,什么也得不到。在大多数高炉全力吹风的时候,鞍钢坚持正常操作。除提高冶炼强度外,鞍钢更强调降低消耗。一度被错误批判的“中等冶炼强度”方针,就是鞍钢全面强化的具体体现。鞍钢强调在适应原料的基础上提高冶炼强度,争取产量、焦比、寿命等方面的综合效益,这是中等冶炼强度的实质。而由蔡博凝练提出的“高产、优质、低耗、长寿”的八字方针,成为现代“低碳炼铁”的基本理论。

   蔡博在鞍钢一穷二白的情况下,结合现实实际,率领鞍钢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成功借鉴苏联的炼铁先进技术,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高炉操作技术,使高炉生产在不利的现实条件下达到世界水平,有学者将其称为“鞍钢学派”。

   蔡博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冶金专家、50年代鞍钢炼铁厂长,是高炉强化技术的推行者、鞍钢学派的掌舵人,他在冶金领域取得了重大成绩和突破。正如我国著名钢铁专家周传典同志在蔡博遗体告别仪式上写的:“献给新中国近代高炉技术的带头人和奠基人。”

治学:钢铁研究院炼铁科研三十年

   1959 5 月,蔡博调离鞍钢,到北京钢铁研究总院 从事研究工作,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主持了多项重大科研项目,攻克众多科研难题。比如他主持和领导了包头白云原块矿的中小高炉冶炼试验、攀枝花钒钛磁铁精矿电炉冶炼试验、太和钒钛磁铁精矿氧化球团、竖炉直接还原试验,承担了阿尔巴尼亚红土矿电冶流程的研究试验等等,有些关键技术至今仍属国际先进水平。

   1961年,中国金属学会在北京召开炼铁年会,会上,蔡博代表由五个单位23位专家组成的“冶金部鉴定工作组”,对全国高炉强化经验教训作了全面的分析鉴定,指出:“新的高炉强化方针是建立在精料的基础上的,精料、低焦比、高强度是三位一体的东西,从长远来看,我国的重点炼铁企业都应走向原料、燃料基础与强化方针互相适应的局面,虽然这需要一段时间”。中国不少炼铁厂,在蔡博提出这一著名论断之后依然还在追求强度,忽视精料。实践证明,蔡博当时强调的精料和低焦比,已显示出他的远见和卓识。

   2003年,英国发布《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能源白皮书,其中提到低碳炼铁,而后“低碳经济”就在全球范围内成为热词。实际上,在中国鞍钢,早在1955年就有人较为系统地提出了“降低焦比应是高炉操作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理论,这就是高炉低碳炼铁的中国版,比白皮书早了几十年,而提出这一理论(高炉低碳炼铁)的先驱者就是蔡博。

   1962年,蔡博率先向冶金工业部提出高炉喷煤试验的建议。其实,高炉喷煤技术在国外早就被提出,但60年代初,美、英、法、苏联、波兰、澳大利亚和民主德国的16个工厂,在20多座高炉上进行了喷煤试验,仅有美国阿姆科公司和苏联顿涅茨克钢铁厂能够坚持长期生产。

   我国冶金工业部采纳了蔡博的建议。1962年,国务院制定1963--1967年科学发展规划时,把高炉喷煤粉列为重点项目。1964年首钢高炉喷吹无烟煤试验成功。1979年在蔡博主持下,在钢铁研究总院建立了高炉喷煤冷态试验装置,对串联罐的煤粉自动倒灌、喷煤总量和单个风口喷煤量的计量标定、煤粉的安全贮存运输、煤粉的浓相输送和煤粉分配器多支管的均匀分布等主要操作和设计因素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和测定,为宝钢大高炉喷煤工程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参数。在此基础上,研究组还研制成功了大中型高炉用煤粉分配器并开发研制出高炉喷煤浓相输送技术,其成果已得到了广泛应用。

   1972年,蔡博首先在国内进行竖炉直接还原新工艺的研究,提出炼铁适应一切能源的方向和流程,以及高炉煤氧炼铁、等离子高炉技术、本溪的半焦—竖炉方案等技术主张。1982年,他系统总结了中国炼铁的技术路线,撰写了《钢铁研究总院炼铁科研三十年》,坦率地指出:“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实际上普遍推行了一条以高炉容积小型化为总前提,放弃焦比,以追求冶炼强度的方针,即所谓‘精料、大风、高温’的方针。这条方针风靡全国,实际上阻碍了全国重点企业大中型高炉的前进”。并沉痛地表示:“追溯这一时期的科研总结工作,我们不能不指出它们所染有的时代通病:经济建设上的左倾路线所打下的深刻烙印。”此文得到了聂荣臻元帅的高度肯定,他评价道:“你对三十年来的炼铁科研总结很重要,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份工业部门系统的科研工作总结,希望铅印出来发有关部门和中央领导同志参阅。”

无悔: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红色之子

   蔡博不仅是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冶金专家,而且是一个企业管理专家。在鞍钢炼铁厂,他结合生产实际与苏联的炼钢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出实行厂长负责制,建立厂长、车间主管和工段长的“三级一长”负责制,建立生产指挥系统的单一领导关系,并相应建立职能部门的专责制和生产工人的岗位专责制。实行这个制度,强化了企业管理,使鞍钢炼铁厂成为钢铁战线上的一面红旗,曾在全国冶金会议上介绍推广。但后来,厂长负责制遭到了否定和批判,蔡博也受到了错误的批判甚至撤职处分。

   “文化大革命”期间,蔡博受到冲击。在钢铁研究院他是第一个受到迫害又是最后一批被平反的。历史给他的“罪名”先是“修正主义分子”,再是“现行反革命”,后来又升级为“苏联特务”。这种误解和屈辱延续了十年之久,但他始终没有怨言,面对逆境,他坚持原则,意志坚定,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革命气节。虽然表面上他寡言少语,但内心里却依旧燃烧着熊熊烈火,那段日子,他精读了大量原文版的马列著作,并将那段遭遇视作“一堂党史课”。

   “文革”后,蔡博被落实政策,重返工作岗位,中央组织部任命他担任钢铁研究总院技术顾问,心中的火焰再次燃烧起来,再次投入忘我的工作中。蔡博退居第二线后,仍然积极参加中国科学院钢铁工业战略研究,提出在沿海港口建立“港厂合一”的大型钢铁工业基地等多项前瞻性的建议。

   蔡博还对父亲蔡和森、母亲向警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家乡及中共党史研究部门收集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研究资料,曾多次指导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的纪念活动。不幸的是,19919月,蔡博应邀回双峰参加蔡畅同志逝世一周年暨蔡畅同志生平事迹陈列开幕典礼返京后,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享年67岁。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邓小平、李鹏、陈云、邓颖超、宋平、李瑞环、聂荣臻、邹家华、李铁映等送去了花圈。

   红色信仰家族不仅靠血缘与亲情联结,更靠着共同 的红色信仰联结。蔡家的后代们都有一个共同家风传承:都在努力做一个对党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任何场合不说自己和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蔡畅是亲属关系,不能炫耀自己 ;生活艰苦朴素,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对党绝对忠诚。因为父母去世早,蔡博在北京曾一度住在姑姑蔡畅、 姑父李富春中南海庆云堂一号院,但是,他从未跟人提起他和蔡畅、李富春的亲属关系。蔡博牢记先辈的嘱托,传承着革命家庭的红色家风; 他工作严谨、思想活跃、胸怀坦荡、敢于打破常规、勇于坚持真理、善于攻艰克难,他用一名知识分子的专业与情怀为新中国冶金技术填补了一个又一个空白,用一生恪守和践行着一名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李红兵 张文祥


(责任编辑:李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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