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央红军胜利通过天险大渡河，经天全、芦山、宝兴走向川西北时，红四方面军派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先头部队策应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红桥山，进占懋功、达维，于1935年6月12日与中央红军的前锋部队在夹金山下会师。喜讯传来，全军上下一片欢腾。
懋功会师纪念地
为迎接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从总部机关到基层连队，上上下下捻毛线，织毛衣、毛袜，打草鞋，捐献粮食、药品、衣物，谁都想为两军会合贡献一份力量。方面军各部队将一批批慰问品送到中央红军驻地兵站为他们补充了给养，宣传队到驻地演出慰问，洗衣队帮助清洗、缝补衣服。两军互相学习，交流经验，呈现出一派团结友爱的气氛。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填词的《两大主力会合歌》在全军迅速唱开了。
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前，党中央分析当时的国内形势，确定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应集中力量向东向北发展，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为了统一战略方针，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县两河口召开会议，通过了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所作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随后，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两河口会议
两河口会议后，党中央决定派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刘伯承、红军总供给部部长林伯渠和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杂谷脑慰问红四方面军，向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讲明中央关于集中主力向北进攻战略方针的重要意义。这时，徐向前和陈昌浩已经率军北进。张国焘出面迎接中央慰问团。
7月6日，当慰问团到达杂谷脑时，红四方面军部队打出了“热烈欢迎中央红军”的大横幅，街上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标语。战士们跑出驻地几里外，放着鞭炮，列队欢迎中央慰问团。
当年在上海，李富春、李维汉是江苏省委负责人，刘伯承是中央军委委员，刘瑞龙与他们一起开会，研究工作，彼此都很熟悉。看到这些老同志离开中央根据地后，经历了8个月的艰苦鏖战，穿着打着补丁的灰军装，又黑又瘦，但个个精神饱满，谈笑风生，特别是林伯渠部长虽年近半百，须发花白，仍然精神矍铄，刘瑞龙深受感动。
刘瑞龙（资料图片）
在与中央慰问团负责同志交谈中，刘瑞龙终于解开了心中的疑团——1935年1月的那个深夜，他和廖承志从外国电讯收听到的消息，从而更确切地了解到遵义会议的一些情况。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中央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遵义会议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又作出新的部署，调集40万兵力，企图将3万多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红军决定放弃遵义，以出其不意的大踏步地前进和迂回，来摆脱追敌。根据敌情的不断变化，毛泽东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红军完全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在与中央慰问团相处的那些日子，刘瑞龙的心情格外爽朗，对党和红军的前途充满了希望。
一天，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来到省委宣传部，与刘瑞龙“摆龙门阵”。刚一进屋，他就被堆放在墙角的大大小小的酥油坨吸引住了。他三步并作两步，捧起一坨酥油，贴近鼻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连声说：“啊，好香啊！”
刘瑞龙禁不住笑出声来：“这酥油，味道很难闻，我们大家都吃不惯，只好用来点灯。”
刘伯承惊奇地啧啧道：“用它点灯？真是太可惜喽！酥油可是好东西哟，无论是搅和糌粑，还是抹在干粮上吃都很香，与上海西餐桌上的黄油差不多！”
说着，刘伯承挽起袖子，亲自教大家提炼酥油。他一边解开包着酥油的牦牛肚，一边说：“酥油只是少了一道脱臭工序。”
说话的工夫，警卫员已经点燃屋里的柴灶。刘伯承把酥油坨放在热锅里铲碎，一会儿工夫，酥油便融化了，滚沸了，冒起缕缕青烟。刘伯承立刻命令：“撤火！”待酥油稍微晾凉了，刘伯承熟练地用勺子揭去表面夹着牛毛和杂质的油膜。刘瑞龙拿来饭盆和随身携带的急救纱布。两人一齐动手，把冒着热气的酥油过滤到饭盆里。酥油冷却后，难闻的气味没有了，果真和黄油差不多。
刘瑞龙告诉刘伯承：“部队西进后，怎样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如同打一场硬仗。酥油糌粑、发酵后的酸马奶、烧得半生不熟的牛羊肉，都是藏民的主食，也是他们招待红军的好东西，可我们这些内地的同志吃起来很不习惯。”
刘伯承说：“红军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下去，就得从生活习惯上来一场‘革命’，要学会吃这些东西。”
“是啊，尤其是酥油糌粑，多数同志都吃不惯，很难往下咽。徐向前总指挥和陈昌浩总政委就带头吃糌粑。在一次军师干部会上，徐总指挥用糌粑招待大家，自己先抓起一把糌粑在嘴里嚼了两下就向下吞，还风趣地说：‘为革命吃糌粑！谁不爱吃，谁就不想革命到底！’陈昌浩总政委吃糌粑的样子最地道。他一边用手搅和着糌粑和酥油，一边向嘴里送，把碗擦得干干净净的。”
刘伯承称赞道：“这个表率做得好！”
听说刘瑞龙参加少数民族工作队，刘伯承非常感兴趣。他还以与彝民沽基部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一事为例，向刘瑞龙介绍了中央红军在彝族地区的工作经验。
他说：“四川是少数民族众多的省份。红军经过的地方又多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长期以来，由于国民党欺压少数民族，在民族间挑拨离间，制造仇恨，使民族问题极为严重。要做好少数民族工作，首先要唤醒他们的觉悟，帮助他们推翻反动派的统治，争取民族解放；对少数民族中的上层人士，主要是争取团结他们建立反蒋统一战线；对其中一些人的武装对抗，不能采取过分的军事行动，要尽量耐心地争取他们和我们一道打国民党反动派。”
长征胜利后，刘伯承（前排右二）等在甘肃镇原留影。
刘伯承的一席话，解决了刘瑞龙在前段时间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棘手问题，使他深受教益。送别刘伯承时，刘瑞龙特意让警卫员带去两大坨酥油。刘伯承就像缴获了战利品一样，高兴地跃马回营。[本文摘自《车轮滚滚——刘瑞龙的一生》（周燕 著），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
人物介绍：
刘瑞龙（1910年10月-1988年5月25日），江苏南通人。 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共产党，任南通特别党支部书记，是党在南通地区早期创始人之一。 历任南通师范支部书记、南通城区区委书记、南通县委书记、通海区特委书记、江苏省外县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上海法南区委宣传部长、江苏省委农委书记兼省军委委员、川陕省委宣传部长、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豫皖苏区党委副书记、苏皖军政委员会书记、淮海军政委员会书记、苏皖边区政府第一副主席、华中北线后勤司令部政委、华东野战军第二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兼政委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华东局农委书记、华东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华东局农委主任等职。“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历任上海农业局顾问、农业部顾问、五届政协常委、农业部副部长兼党组成员、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农林口整党工作指导小组组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等。1988年5月，赴广州参加全国农史学会会议期间，因劳累过度引发心脏病。5月25日，在广州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