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早年投身革命。1909年在云南讲武堂就参加了同盟会，1911年追随孙中山和蔡锷参加辛亥革命的“重九起义”，1916年参加“讨袁护国”战争，被誉为“滇军名将”“护国名将”。1922年，他在初步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毅然抛弃高官厚禄，远涉重洋到马克思的故乡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并在德国柏林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参加和领导“八一”南昌起义，率南昌起义余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余部会合。从此，他与毛泽东建立起了有着整整半个世纪的深厚革命感情和真正的亲密战友情谊。在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的艰难困苦和艰苦卓绝中，朱德坚决支持和维护毛泽东，“朱毛”红军成为胜利的象征，“朱毛不可分”成为胜利的保障。
毛主席与朱德在陕西宝安县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潮汕失利后，朱德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经过“三河坝战役”“茂芝会议”“赣南三整”“朱范合作”保留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并在起义处于低潮时，成功地举行了湘南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又一枪。同时在得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已经上了井冈山后，朱德毅然决定率部上井冈山同毛泽东会师。
朱德之所以作出这样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毛泽东和他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有了相当的了解。1927年10月底，南昌起义军失利后到信丰时，地方党组织赣南特委派人来接头，就第一次说到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始上井冈山的消息。朱德、陈毅同志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后来在江西转战时，朱德派原在二十五师政治部工作的毛泽覃到井冈山同毛泽东取得联系。毛泽覃是毛泽东的胞弟，接受任务后，化名覃泽，由资兴到茶陵，见到了毛泽东，详细介绍了朱德及所部的情况，并转达了朱德对毛泽东的问候。11月上旬，在到崇义上堡时，又同来自井冈山的张子清、伍中豪带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三营会合，朱德向他们详细询问了井冈山的情况。12月，何长工从井冈山下山寻找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广东韶关找到了朱德，朱德又详细了解了井冈山的地形、群众、物产等情况，十分满意和赞赏地说“我们跑来跑去就是要找一个落脚的地方。我们已经派毛泽覃同志去找毛润之了，如果不发生意外，估计已经到了。”
这时，毛泽东已按湘南特委要求率秋收起义部队进入湘南地区。三月上旬，毛泽东决定兵分两路去迎接朱德、陈毅部上山。毛泽东还派毛泽覃带一个特务连赶到郴州，同朱德、陈毅领导的部队取得联系。在毛泽覃的接应下，朱德、王尔琢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主力和耒阳新成立的第四师和水口山工人武装，经安仁、茶陵到达酃县的沔渡。陈毅在郴州接到朱德关于向井冈山转移的通知后，即组织各部向东撤退，4月8日到达资兴县城，意外地同井冈山下来的何长工、袁文才、王佐会合。毛泽东为掩护湘南起义军转移，4月中旬率部到达资兴县的龙溪洞，与萧克带领的宜章独立营会合。4月中旬，陈毅、何长工、袁文才、王佐一起到达沔渡与朱德率领的主力部队会合。接着，朱德、陈毅带领直属部队从沔渡经睦村到达井冈山下的宁冈砻市。4月下旬，毛泽东率领部队从湘南的桂东、汝城返回砻市，立刻脱掉长衫，换上军装、挎上驳壳枪去见朱军长。朱德听说毛泽东来了，赶忙与陈毅、王尔琢等走出龙江书院迎接。朱德抢先几步迎上前去，毛泽东同时也加快了脚步，两只热烈的、深情的、有力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从此毛泽东、朱德的名字就紧紧地联系起来。“朱毛”红军成为胜利的象征。
1934年，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和军事上的错误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退出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1931年11月7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左起：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准备的工作，很多红军的高级干部都已经知晓和意识到了。在高兴圩战斗中身负重伤的陈毅被直接抬进了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室，一见到朱德总司令就对朱德总司令说：“我请求跟红军一块走，因为到了红军主力非转移不可的时候了。总司令，我正式向你提出，请求跟红军主力一块突围。我的伤很快就会好，我还要继续指挥作战，请不要把我留下。”当时，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领导权掌握在“左”倾机会主义领导手中，红军高级干部的走留主要是由“三人团”来决定，而在“三人团”的分工中，周恩来主要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落实和保障准备，在军事领导和指挥员的人员去留上，博古、李德征求一下周恩来意见，其他方面也只是告诉周恩来大概的数字。博古、李德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就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在长征的准备中，他们又带有浓厚的个人感情色彩和明显的宗派倾向。朱德总司令批评他们说：“像这样打下去，只能把苏区根据地丢个一干二净。”“他们根本不懂‘诱敌深入’，只懂得‘向虎口进食’！”“这两个人不懂打仗，一意孤行，又主观又顽固，谁的话也听不进。”
1938年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图为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
毛泽东也一向反对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宁都会议上就被错误地处理受到排挤，到地方去做调研工作，准备长征时，毛泽东还在于都做调查研究。因而在博古、李德列出的初步名单中，一开始就没有毛泽东，他们本来就并不想让毛泽东一起走。伍修权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当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看见别的首长的身边工作人员都去供给处给首长领被装物资，他也去领毛泽东的那一份，但负责发放物资源的干部却没有找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引起了中央其他领导的注意。朱德、周恩来到博古、李德那里反复力争，才允许毛泽东随队转移，并把毛泽东和朱德一同编在首脑机关第一纵队。朱德对康克清说：“这一次，他们总算让毛泽东一起走啦，只要有毛泽东，我们总会有希望的。”10月10日傍晚，朱德和中央红军主力离开红都瑞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10月18晚，毛泽东、朱德、周来等同志随同中央红军主力，从于都城的东门浮桥渡过于都河，开始了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毛泽东能够随中央红军转移，这是朱德、周恩来为中国革命立下的重大功勋。
1934年12月，当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占领湘黔边境的通道城后，受“左”倾机会主义影响的领导人仍准备按原定计划，北上与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然而，这时国民党军队已经了解红军意图，预先在通往湘西的必经之路上布下了相当于红军兵力五六倍的重兵，张开口袋等红军往里钻，企图将湘江战役突围的红军再次歼灭于湘西地区。在这关系到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较为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扭转红军突围以来的被动局面。在中央召开的通道紧急会议上，朱德极力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最终促使中央形成红军西入贵州的决定，避免了红军被歼灭的危险。
红军于12月中旬占领贵州黎平，得到了长征以来连续行军的第一次休整，但此时掌握军事指挥权的领导人不顾国民党重兵仍在湘西的实际情况，还要继续主张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中共中央即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对红军战略方向问题进行讨论。会上争论十分激烈，朱德非常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他和周恩来、张闻天等多数人一起，否定了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确定了中央红军长征战略方向的重大转变，使红军开始从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攻占了遵义，并在此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系统深刻地分析了“左”倾教条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上的严重错误，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战略战术问题，他的发言得到绝大多数会议参加者的拥护。朱德坚决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据给会议做翻译的伍修权回忆：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朱德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由于朱德既是中央政治局领导，又是中革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他在党和红军中的重要地位和他在会上的鲜明立场，对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一起。
遵义会议后，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协力配合，指挥中央红军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终于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消灭红军的计划，使中央红军从被动变为主动，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会师后，对下一步的战略方针，张国焘提出“向南攻打成都”，毛泽东坚持主张“北上抗日”。为了统一思想，明确两军会合后的方针，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的意见得以通过。会后，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下，战胜重重困难，到达了四川巴西。朱德为贯彻中央决议，与刘伯承及张国焘率左路军北进。8月，当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却公然违反中央决定，不但不向右路军靠拢，反而要朱德与他联名发报给中央，迫使右路军南下，朱德严词拒绝了张国焘。他说：“中央决定了的事，我个人不能违反，字我是不签的。”张国焘又编造嘎曲河涨水、部队无法渡河的理由，电令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部队南下，企图阻止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北上，以此达到破坏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目的。朱德力主渡河北上，并亲自到河边视察水情，用事实向张国焘力争。在阿坝召开的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上，张国焘攻击污蔑中央，说中央执行的是右倾逃跑路线，继续蛊惑不明真相的红四方面军干部，并再次要挟朱德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张国焘请朱德讲话要支持他，被当场拒绝。朱德的态度引起了与会不明真相干部的激动情绪。但是朱老总很沉着，任人怎么攻击叫喊也不说话，直到所有人都不吭声了，朱德义正词严地说：“中央的北进战略是正确的。在川陕建立革命根据地是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的。对中央的决定，我举过手表示拥护，现在依然是这个态度。至于要我和毛泽东划清界限，我和毛泽东从井冈山就在一起，国内外都知道‘朱毛'，‘朱毛'是不可分的。你们可以把我朱德劈成两半，但是不能把‘朱毛'分开，更不可能要朱来反毛。”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北部的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上他大放厥词，说“中央已无法担负起中国革命”，并公然另立中央并自封为主席。张国焘软硬兼施，企图逼迫朱德拥护他的伪中央。朱德则语重心长地回应说：“你不能另起炉灶，你的那个‘中央’不是中央。”“你的做法我不赞成，我要接受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当你封的那个‘委员’这个‘委员’。”“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了，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虽然张国焘对朱德反对他分裂党和红军感到不满，在考虑到朱德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也不敢采取极端手段。同时，也由于朱德等人态度鲜明和斗争的坚决，张国焘的错误行为受到制约和限制，不敢为所欲为，他搞的伪中央在朱德等人的坚决反对下也未敢对外公开宣布。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境内大会师；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得以实现。
朱德在与张国焘的分裂斗争中，处处以党和红军的大局为重，正如毛泽东所赞誉的那样，朱德在同张国焘的分裂斗争中，是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完成红军长征后，党中央和红军把大本营建在了延安，北上抗日的方针得以实现，中国革命的面貌也为之焕然一新。然而，王明却以“钦差大臣”自居从苏联来到延安，对党中央抗战以来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横加指责。毛泽东的处境变得十分困难，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也受到挑战。为了支持毛泽东的工作，按照中央的要求，朱德1940年5月26日从抗日前线回到了延安，支持和协助毛泽东解决党内的是非问题。
1937年夏，毛泽东、朱德与史沫特莱（右）在一起。
在参加延安整风运动时，朱老总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点名批判王明在抗战以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说：抗战以后的王明路线表现在几个问题上,如不要领导权，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大堆统一等等。只要谁放手发展自己的力量，他就说你破坏统一战线。他不要政权，忽视八路军，忽视游击战争，对自己看不起，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自己的力量。朱德尖锐地指出：“我们的革命家务，他也没有出过力。搞掉革命的家务，当然不伤心。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检讨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9月10日，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要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指出主观主义的特征是“不切实际，按心里想的去办”，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应该“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问题”。11日，朱德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观点。他批评主观主义时指出，过去上级党组织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他还特别提到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主观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的严重影响，指出主观主义的原因是一些知识分子不懂实际情形，拿着马列主义当招牌，随便批评坚持正确主张的老干部。他强调：不切合实际的理论，便不是正确的理论。朱德还用1936年在甘南同张国焘斗争的例子指出宗派主义的危害。朱德希望大家今后必须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使那些冒充的马列主义、假招牌的马列主义非收起来不可，没有办法作怪。他说：过去“左”倾机会主义是一种幼稚病，但又不简单是一个幼稚病的问题，还存在有些人为了争当领袖而要推翻已有的领袖，都想当中国的列宁的问题。但是，我们党在20多年的奋斗中已经产生了自己的领袖，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这是在历史过程中锻炼出来的，不但在中国，而且世界上都承认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以，我看有些人不要再争了，还是坦坦白白、诚诚恳恳地做一点工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叫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最后或许能成为一个领袖人物也很难说。他还谈了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指出：现在路线正确了，以后我们党要在毛主席一元化领导下进行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朱德还从谈自己的学习体会入手，深入批评两个宗派主义。他指出：王明的教条主义现在看来很明显，他们只知道外国，不知道中国。我们也要外国，也要中国，从实际出发都对，从教条出发都错。经验主义者懂理论少，自然要做教条主义的俘虏；毛泽东办事脚踏实地，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在人家反对他时还能坚持按实际情况办事。实践证明，有毛泽东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泽东办事的本事。
胡乔木后来回忆说：“朱老总在党内是德高望重的忠厚长者，又与毛主席有着‘朱毛’不可分的关系。他以这种特殊身份讲的这番话，对于政治局整风批判‘两个宗派主义’，把全党认识统一到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上来，发挥了重要影响。”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而巩固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保证了党的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紧接着的中共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七届一中全会推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推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党的核心领导得到坚定的维护和巩固。
1937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在延安。
朱德同志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团结、维护党的核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是非分明、敢于斗争。“朱德同志事事处处以党和人民事业、党和国家大局为重，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我们要以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先辈们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把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好，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砥砺前行！（作者刘建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学院原副院长、朱德元帅外孙、少将军衔）
（责任编辑：李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