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谢老，可谓是一波三折。记者最初与谢老相识是在张家口市一个红色革命纪念活动中，由于当时时间匆忙，处于活动前期准备工作中，记者便见缝插针的进行了采访。期间还在饭桌上进行了些许采访。当得知谢老原来也居住在北京。考虑到老人家休息，就将后续的采访约在了北京。
7月4日，记者如约前往万寿路的谢绍明家中，按门铃，一位慈祥的老人笑容可掬地迎了出来。没有上次在张家口市见的威严感，反倒平添了几分了亲切。已是耄耋之年的谢绍明，身板强健坚实，眉宇间闪烁着一股子青年人投身大事业时才有的那种刚毅顽强的热情。这不禁使记者时时联想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黑暗的中国大地上，进行殊死斗争的一个身材瘦削但却像雷电一样强悍的人，那便是他的父亲谢子长将军。
在谢老家中，一张摆放在客厅的“‘4821’在国际儿童院”照片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一个个年轻的脸庞，在革命的年代，尤显了几分青涩。谢老笑着告诉记者这些都是烈士的后代以及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子女，他让记者猜一猜，哪位是年轻时的自己，可是泛黄的照片，对比当年的青涩，记者连续猜了几个人，都没有猜对，这时，谢老笑呵呵地拿过照片，娓娓道出了答案。
随后，89岁的谢绍明老人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翻阅起一本记者带来的《祖国》杂志。北京盛夏的阳光温暖的洒在他瘦小的身躯上，让他显出超然的安详。回忆起科技扶贫几十年的许多细节，仍使他至今激动不已，而老区的众多人名、地名，谢绍明也都了然于胸。
而我们的这次对话也就在扶贫的问题中渐渐展开……
状告县长
谈起父亲，谢绍明感慨良多。谢子长，原名世元，又名德元，字子长，号浩如。父亲谢彪鹏，以务农为业，兼开柴草店。谢子长从小随大哥谢德惠、二哥谢占元在家劳动，是个放养能手。由于陕北文化落后，谢子长十四岁才读冬学，十七岁时转入县城小学。
谢子长
1918年秋，谢子长考入西安省立第一中学学习。
从陕北农村，来到省城西安，使谢子长的眼界大开。追求民主，追求真理的思想解放潮流大开了谢子长的心扉，使他接受了深刻的思想洗礼。
这时，谢子长的家乡安定县（今子长县）还被封建正统思想牢牢地禁锢着。爱国进步人士郭海宽听到袁世凯称帝的事，便跑到石宫寺庙会上，跪在观音菩萨的佛像前，诉说袁世凯倒行逆施的罪行，祈求神灵显灵惩办袁世凯。这件事，被县长章尚武知道了，以“反袁即反已”为由，关进了县大牢。然而袁世凯都倒台几年了，这名反袁人士还被关在大牢里。这年寒假，谢子长从西安回到家乡安定，被新文化运动的清风吹醒了头脑的他，听到这事，更加感到了陕北封建官僚统治的“严寒”、“冰冷”。
谢绍明说：“在家住了没几天，父亲就听到了县长章尚武许多贪赃枉法的事实：把伯伯委任为县府的粮草官，将粮草摊派给百姓，无价收入，高价支出，中饱私囊。老百姓交不起，就随意关进大牢打得死去活来……听着这一桩桩的血与泪的控诉，父亲的肺都要气炸了，他花了几天时间，把这些罪状核实整理出来，决计上榆林府去控告县长章尚武。”
陕北的冬天，滴水成冰。两天两夜的大雪，把山山峁峁，沟沟岔岔，盖了个严严实实，白茫茫一片，路都看不清。西北风一刮，人踩出的路，又变成了冰溜子。谢绍明告诉记者，“父亲就这样一步一滑，整整走了6天，才赶到了300公里外的榆林府。这时候，已过了腊月二十三，人民祭了灶神，杀猪宰羊，都准备过年的事。父亲费了好大的事，才把状子递到知府衙门。他每天都到衙门大门外去等候消息。直到腊月二十八了，还一点消息都没有。血气方刚的父亲，再也无耐心等下去了，他带上状子底稿，就径直往知府衙门里闯。刚迈进府衙大门，父亲就被两个府役驾着推了出来，遭到一顿训斥：
‘小伙子，还想大闹公堂吗！’
‘不赶快回去过年，还在这里等什么！老爷要过年了，哪有时间接你的狗屁状子！’
无奈的父亲，只好向周围的群众诉说情由。这时候，榆林中学一名叫李波涛的学生恰好路过。听到父亲的诉说，忙把子长拉到一旁说：‘你这事只有找到我们校长帮忙，才有成功的希望！我们校长杜斌丞先生可是一位主持正义的大好人！他一定会支持你的！’
在李波涛的指点下，谢子长在榆林中学见到了杜斌丞先生，杜先生一见谢子长的面，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位热血青年，满口答应帮助谢子长。
“德高望重，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的杜斌丞先生出面，榆林府的道台只好接了父亲状告县长的案子。正月二十一过，这位道台只好硬着头皮开堂审案了：
‘谢子长，你为什么要告县长？’
‘身为父母官，本应为民谋利办事，可章县长身在其位，不谋其职，却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勾结富豪，为所做为。’
‘你可有事实！’
‘有！’父亲坚定地说。
‘第一条，无辜关押爱国人士郭海宽。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自然要遭到国人的唾弃和反对，郭海宽反对袁世凯，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一腔热忱，为什么不表彰他反而要关押他呢？现在，袁世凯已经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为什么还不释放郭海宽？难道他章县长还要抱住袁世凯的阴魂倒行逆施吗？’
‘第二条，私任其兄为粮草官，横征暴敛，中饱私囊……’
父亲义正严词，有理有据，一条条地控诉章尚武的罪行。说得道台也张口结舌，没想到这个年轻学生有如此胆略和文才。便问道：‘你一个学生，年纪轻轻，不好好念书，为何要干预政事？’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我想道台大人不会不知吧！我上学念书，是为了报效国家。眼见贪官污吏，贪赃枉法，我置若罔闻，再学得多，又有什么用？’
‘看来你还很有志气，有抱负！’道台心中暗暗为父亲的一番答话所叹服。在杜斌丞等社会知名人士的过问下，他不得不下令，革掉了安定县令章尚武的职。”
年轻学子谢子长状告县长的事，一时传为佳话。
想闻闻火药味
1924年，谢子长回到家乡安定县创办民团，“除豪霸、振衰弱”，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1925年，谢子长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党派他到陕北组织革命武装。1934年7月，谢子长任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率部奇袭安定县城，占领县政府，救出被捕的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使红军军威大振，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在河口战斗中，谢子长不顾个人安危，在前线指挥作战，不幸胸部被敌弹击中，身负重伤。他忍住剧痛，坚持指挥，直到战斗完全胜利。
谢子长受伤后，狡猾的敌人到处派出侦探打听谢子长的下落。谢子长住在哪里，那里的群众都主动组织起来，站岗、放哨、报告敌情；转移时，他们又不顾山高路陡，踏着一尺多厚的积雪，抬担架、护送。当晚转移，第二天清晨就有群众赶着羊消灭掉踪迹。
除夕之夜，灯盏湾这个安静的小山村传来了噼噼啪啪的爆竹声。这段时间一直跟着父亲的谢绍明，这时也拿着保卫队叔叔们给的一盒小鞭炮，和村里的小伙伴们在子长住的窑洞门口，放得起劲。
忽然，听到父亲从窑里喊他。谢绍明应声跑去，父亲高兴地对他说：“双玉（谢绍明的乳名），我有几个月没有打仗了，想闻闻火药味，你把鞭炮掰开，把里边的火药倒在炕栏上点着。”
刚满10岁的谢绍明，没想到病重的父亲还有这个兴致，便兴高采烈地照父亲说的办了。但用香点了几次都没点着。
谢绍明告诉记者，“当时父亲让我捏个纸捻埋在火药里，再用香把纸捻点着引火药。我按照父亲的指点，点着了火药，随着耀眼的火花，发出了浓浓的硝烟味。父亲深深地用鼻子吸了两下，意味深长地说：‘你闻，这火药味多香呀！’说着，他便满意地闭上他那双深陷、但却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陷入了沉思。此时，他仿佛又回到了那硝烟弥漫的战场，率领战士们向敌群杀去……”
折技学马列 掘土搞生产
虎门无犬子，无独有偶。谢绍明也继承了父亲的血气方刚的一面。“父亲那种坚定的革命意志和英勇献身的精神，深深地教育和影响了我和我们全家人。”谢绍明告诉记者。从1927年到1937年，他们全家先后有17人投身革命。9人牺牲在战场或敌人的屠刀下。1936年起，谢绍明就做起了小红军，送过“鸡毛信”做过“小先生”，在父亲谢子长和刘志丹相继牺牲后，他更加坚定了扛枪当红军的意志。但党组织觉得他还是个孩子，他的主要任务应该学习，而不是扛枪打仗，就把他送进了延安保育院小学部。
在学校的大生产运动中，谢绍明等几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同学，经常轮着干重活、累活、脏活。他们开荒，种瓜，种菜，砍梢条，搭菜架，挑大粪，背砖瓦、石头，还能做棉衣、做棉鞋，捻毛线。当时，有一件最难干的活就是施肥。厕所是在半山腰挖的长方形土坑，上面搭几块木板。这种厕所，冬天掏粪还方便一些，粪尿冻成了冰，可以铲成一块一块的搬上来。最困难的是夏天，掏粪时人站在木板上，挥舞铁锨，要把一人多深的粪坑中的屎尿弄上来，可真不容易。有一次，一个同学不小心，掉进粪坑，弄得满身粪便。同学们用绳子把他拉上来，带他到延河去清洗，有的同学还取来自己干净的衣服给他换上。
谢绍明告诉记者说：“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启示，当时我就提议，以后挖粪，几个年龄大一点的同学就干脆穿个短裤跳下粪坑挖，反正有的是延河水，挖完了就去河里洗。”
上书言疾苦 下访解民难
新中国成立后，谢绍明历任哈尔滨飞机发动厂副厂长，沈阳新乐电工厂厂长，第八机械工业部生产局局长，国家科委三局、科技管理局局长，中纪委驻国家科委纪检组组长，1986年，时任国家科委特邀顾问的谢绍明开始了他的科技扶贫生涯。1993年，68岁的谢绍明再次被中央委以重任，这次的任务依然是扶贫。那年，国家为进一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开始着手准备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谢绍明
为了给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找根据，确切地了解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状况，国务院扶贫办在1993年组织了5个调查组展开调查工作。谢绍明受陈俊生委托，带领一个调查组，来到了鄂西十堰地区调研。
谢绍明惊讶地发现，这里和1986年的大别山地区一样穷。谢绍明来到一户人家，这家住的同样是土坯房，房前站着一位老太太，一位11岁的小姑娘和他的爸爸。
“这户人家姓庹。”谢绍明告诉记者，他对这个姓氏印象深刻。
“那时门口的小河已经结了一层薄冰，小女孩和她的爸爸都光着脚站在地上，那时我便看着一阵心酸。
我问‘小姑娘，你上学了吗？’小姑娘说没有。
‘上学！我连老婆都跑了，还能供得起她上学？’小姑娘的爸爸说。原来，由于家里实在太穷，小姑娘的母亲跑到了武昌，再也没有回来。”
谢绍明走进屋里，仔细地四下打量。屋里空荡荡的，只看到墙边的一堆稻草。他好奇地走过去伸手一摸，稻草里什么也没有。
“这是干什么用的？”谢绍明问。
老太太回答，这就是她的床。晚上，她就睡在这一堆稻草里。
时至今日，谢绍明谈及此段历史时，还吃惊的说，“这简直就是原始人的生活！”
这次调研，让谢绍明萌发了一个事后影响了全国的想法。谢绍明告诉记者，“当时我就在想，能不能把城市里不用的衣服洗干净，支援贫困山区？”
1994年1月8日，他给国务院领导又写了一封信——
这次去湖北调查已是入冬季节，我亲眼看到不少贫困户床上只有一点稻草和一条又破又黑的烂棉花套子，一些农民和孩子甚至根本没有鞋穿，看了让人心酸……
1994年春节将近，为了让贫困地区的群众过个好年，我建议请国务院扶贫办出面，在国家机关、军队干部中，组织一次向贫困地区群众捐赠衣物的活动，在全国带一个头。这种活动最好每年能组织一两次，形成制度，以体现党、国家和全国人民对贫困地区群众的关怀……
1月20日，邹家华在谢绍明的信上批道：“请俊生、镕基、李鹏、泽民同志阅示。筹集衣服帮助贫困地区过冬，这件事很有必要，建议扶贫办牵头发动来做。”
时隔不久，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说，国家科委的谢绍明同志写了一个报告，反映的情况很真实，应该动员我们城市里的机关和部队，捐赠衣物支援帮助贫困地区，应该形成一个制度。从1996年起，向贫困地区捐赠衣物活动成为全国的行动。
如今，谢绍明依然惦记着贫困地区的人们：“扶贫，是要对穷人有感情的。老百姓闹革命死了那么多人！革命都成功几十年了，老百姓吃饭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行呢！”
2004年，谢绍明再次给胡锦涛主席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对解决贫困人口问题、三农问题、教育问题、调查研究问题、信访问题、中央保卫制度等问题提出了很多建议。
不久，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王仲田来到谢绍明家中，转达了胡锦涛主席对信件的重视以及批示精神。
1986年－2006年的20年中，全国星火计划和科技扶贫两项工作为中国农村发展作出包括实施示范项目超过15万个、培训农民近亿人次等巨大成就。
记者手记：
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少年伤痛，心怀救国壮志；中年发奋，澎湃强国雄心。在谢绍明先生的岁月中，革命似乎成了这个时代已经渐渐磨灭的记忆。从陕西、莫斯科、哈尔滨到北京，从儿童团、共产党到中纪委纪检组组长，再到国家科委特邀顾问，他纵横在革命与改革两个战场，头顶着太多的“光环”，却没有丝毫松懈。
一腔报国激情，尽撒老区大地。谢绍明于花甲之年受命，远离故土只为续写使命传奇。那一年，他转山转水转坎坷，只为贴近祖国老区贫困的最深处！他的每一步，在每一个人心里刻下感动；他的道路，在每一个人眼中写就传奇。
穿越一个世纪，见证沧桑百年，刻画历史巨变，一个人生竟如此厚重。在记者看来，谢绍明曾肩负着无限重任，但始终沉着、坚毅。他用热爱、责任、奉献和执著，担负起历史赋予时代的使命，使老少边穷地区的千万农民脱离贫困，并发起全国捐衣服帮助贫困地区过冬，温暖遍及全国。
为官时期，谢绍明身居高位而心系穷苦百姓，他以“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为自己的行为标准，树立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品德风范。正是这样的为官生涯，才架起了执政党和百姓之间的桥梁，完整地体现出一个执政党的执政原则：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而这正是百姓和国家的希望所在。（记者 宋佳）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