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芦继兵 装甲兵工程学院指挥管理系原主任、夏川之子
我的父亲夏川，1918年生，河北省平山县人。我的母亲吴静，1922年生，山东省济宁市人，抗日战争期间，他们都是在冀鲁豫战斗、生活过多年的老冀鲁豫人。
1946年，我的父母在冀鲁豫，抱的是我一个夭折的姐姐。
我的爷爷叫卢界高，民国后，考入保定府巡警学堂，毕业后分配到平山县西区任区官，后任平山县支应局局长，公安局局长等职。在保定警官学校，卢界高参加了国民党，但他为人正直、喜交友，重义气，性子急燥，一九二九年，因为不满意国民党的一些劣迹，与国民党平山县县党部负责人张天杰冲突，遂辞去平山县党部委员职务，出走他乡。张天杰乃诬陷卢界高为本县四大土豪之一，通令缉捕，此后，他在同学的介绍下连续在阎锡山的旧军队任书记官，还在定襄、洪洞、文水任过公安局长。1937年日本占领华北，阎锡山政府混乱不堪，爷爷卢界高在同乡马筱景的介绍下，在卫立煌第一战区兵站部三十四集团军兵站分监部任兵站分站长，积极参加抗战活动。后34集团军退守陕甘宁青，归了第十战区，爷爷离职。1946年病故在河南渑池。
受家庭的影响，父亲夏川为人耿直、爽快、积极接受新文化、新思想。
夏川，原名卢镇华、卢向晨，笔名白炎。1932年考入河北省立正定中学，1935年考入北平新闻专科学校，1936年4月1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革命队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8月1日到山西太原市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1938年5月参加八路军，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民运部工作，改名夏川。9月到延安抗大学习，12月编入抗大一分校，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调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部，历任宣传股长，随军记者团主任，宣传科副科长、科长，宣传部副部长、部长，旅、师政治部主任，军宣传部长。1950年2月，奉调二野五兵团十八军任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执行进军西藏任务。1952年西藏军区成立后，任宣传部长兼文化部长。1955年8月调任总政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授上校军衔，被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26年后，1980年主动要求再次进藏，任西藏军区副政委、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西藏文联名誉主席。1983年离休后，为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顾问、西藏文联名誉委员。1988年8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夏川少年时代就很喜欢进步文艺，特别是新诗。上高小和初中时，都多次在刊物发表过文章。中学时就开始阅读进步书籍，16岁时发表了第一首歌颂社会最底层劳动人民的新诗《挑水夫》。17岁在北平上新闻专科学校时就积极参加北平学联的秘密活动和北平进步青年的文艺活动，成为当时在平津诗歌运动中产生过积极影响的刊物《诗歌杂志》的热心成员。1935年，夏川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北平的一二·九学生游行示威活动。一二·九运动以后，便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革命队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任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的分队长。1936年，因积极鼓动和组织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同学参加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绝交、讨伐冀东伪政府的一二·一二学生游行示威活动，被学校开除。
1936年底，被学校开除、即将到山西太原的夏川（后排右二拿包袱者）和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同学们合影留念
1937年，被学校开除的夏川在地下党员陈大东的带领下，到山西太原参加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太原国民师范的军政训练班第九连学习，后编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三大队七中队。参军后，夏川积极从事宣传文化工作，他编写了《决死队队歌》，还以笔名白炎写了歌词《武装保卫山西》（由著名音乐家吕骥谱曲）。
“起来，同胞们！起来和鬼子们拼！他炸毁我们的工厂，他炸毁我们的乡村。只有战，只有拼，才能死里求生！……
拿起那一切武器——镰刀、菜刀、斧头、锄头，鸟枪、土炮、长矛，来保卫父母、兄弟、姐妹，生命财产，田园土地，武装保卫山西”。
这首气势磅礴的战斗歌曲，曾经响彻整个华北战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和青少年的抗日热情。2005年，这首歌曲又被选为二十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华人音乐经典歌曲作品在北京演出。
经历过当年抗战生活的老年人，几乎都唱过或听过这首歌曲。著名剧作家陆柱国在为《夏雨集》写的序言中不无感慨地说：“我和夏川同志相处三十多个年头，其中大半时间是直接在他的领导之下工作，竟然不知道我在儿童时代最爱唱的这首歌词，原来是出自他的笔下。”
1938年9月，夏川和另外三位战友一起，渡过黄河，经过西安，冲过国民党的百般刁难、盘查，顺利地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并在抗日军政大学五大队报了到。1938年12月22日，抗大总校副校长罗瑞卿同志在甘泉召开动员大会，宣布中央决定要成立抗大一分校挺进敌后，并说明了建立分校的目的和意义。夏川和战友随即进军延长，于25日正式成立抗大一分校，1939年1月东渡黄河，1月21日到达晋东南，2月23日举行抗大一分校第一期开学典礼，开始了正规的学习生活，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月，分校政治部调夏川到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后到文工团担任支部书记，从此，他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一边战斗，一边写作。在文工团他写了《文工团团歌》，在抗大一分校他写了《学习歌》，他写的《把鬼子赶出鸭绿江边》（久鸣曲）这首歌，也曾经鼓舞过千千万万的革命青年投入了抗日队伍，和《大刀曲》、《流亡三部曲》、《义勇军进行曲》一起成为当时学唱最为广泛的抗日歌曲代表作。
夏川在抗大一分校
1940年，夏川奉调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部，在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宣传科任宣传股长，后任二纵的宣传股长兼冀鲁豫军区宣传部文化娱乐股股长，做部队的政治工作。
1941年纵队政治部成立了冀鲁豫军区宣传部随军记者团，夏川担任了随军记者团主任。1944年入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军党校学习。1945年5月党校毕业，任冀鲁豫军区宣传部宣传科长。1945年11月22日，冀鲁豫军区七纵成立，任七纵21旅宣传科长。1946年8月，任冀鲁豫军区七纵宣传部副部长。1947年9月，一七合纵后，任冀鲁豫军区宣传部副部长。1949年2月，任第五兵团17军宣传部部长。参加了陇海、巨金鱼、淮海等战役。
1941年，夏川任记者团团长时和团员在一起
他在这个期间写的诗歌和报道《血战苏村》、《沙区劫后》等，热情地讴歌了八路军那些宁死不屈，顽强奋战，前仆后继的英雄战士，控诉了日本强盗实施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在解放区文学史册上留下了永放光芒的篇章。
1950年2月, 在二野五兵团十七军任宣传部长的夏川遇到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当时，夏川32岁，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十几年的战争生活，备尝艰辛，历经险阻，刚刚进入贵阳，有了一个可以过上安定生活的机会，但是夏川却丝毫没有考虑个人的得失，立刻答应张国华军长的邀请，调任十八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执行进军西藏任务。
1950年，父亲和张国华军长在进藏路上，大渡河铁索桥上听张军长讲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故事。
正是由于这种革命军人所具有的忠诚和责任感、使命感，使他无论在艰苦卓绝的进军途中，还是在到达拉萨之后开展复杂、细致的统战工作，都作出了成绩，得到上级和广大指战员的赞许。进藏路上，他和战友们一起爬雪山趟冰河，为了能和沿途的藏族人民交流，他带头学习藏语，吃糌粑，喝酥油茶。昌都战役时，他率军工作组与五十二师参谋长李明、副政委阴法唐一起带154团执行穿插任务，参加了北线千里大迂回的作战，很好的达成了作战预期目的。
1952年西藏军区成立后任宣传部长兼文化部长。在统战和宣传工作中，他不但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也和许多上层爱国人士交了朋友。1954年他带领一个小分队执行总政下达的电影拍摄任务，克服高原反应，上到六千多米的珠穆朗玛峰北麓，把五星红旗第一次插到喜玛拉雅山上。
1955年8月，夏川调到八一厂工作后，负责军教片、纪录片的组织领导工作。他虚心学习，认真摸索，很快就成了拍电影的内行,他组织选题的军教片《奇袭武陵桥》、《越海捕俘》、《丛林战》、《步兵打坦克》对推动部队军事训练和全面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广大官兵的热烈欢迎。特别是他提议并主抓的生动体现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思想的民兵传统教育片《地雷战》（1962摄制）、《地道战》（1965摄制）等影片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十年久映不衰,家喻户晓,成了中国电影的经典。
1962年，总理接见拍摄对印自卫反击战的摄影人员。
他组织拍摄的新闻纪录片《将军当兵》、《英雄战胜北大荒》、《向毛主席汇报》、《伟大的战士——雷锋》，《军垦战歌》《对印自卫反击战》等都真实反映了军队的面貌，激励了部队的士气,展现了感人肺腑的军民鱼水情。他还亲自给纪录片《硬骨头六连》和《我们都是神枪手》写歌词，除此而外，并为厂内外的故事片写了很多有见地、有水平的影评文章。
夏川调到北京工作后，他那一颗心却没有离开西藏，凡是有关西藏的任何一条新闻、一部作品，他都极为关注。当他离开西藏26年之后，1981年，已进入62岁花甲之年的夏川，怀着异乎常人的勇气和热情重返西藏，“愿在边卡度余年”，决心要把他的毕生精力献给西藏人民。
1980年，父亲第二次进藏工作。
第二次进藏任军区副政委期间，他兼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仍主抓全区军内外的宣传、文化工作。
他多次下部队，深入基层，到边防哨所……他曾经两次到海拔5300公尺的高山哨所查果拉，在极度缺氧的情况下，去看望鼓舞了那些“立足雪山、放眼天下”“长期建藏、以边疆为家”的英雄战士，并为他们写下了赞颂的诗文。是当时唯一的一位曾经在哨所和战士居住过的军区首长。
在他的组织、主持下，西藏筹备、成立了文联，他任西藏文联名誉主席；召开了西藏首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创办了《西藏歌舞》杂志，出版了《藏族作者小说专辑》，并亲为作序；举办了五省区藏族文学座谈会；为推动西藏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83年9月，65岁的夏川从西藏军区副政委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回到首都北京。他是一个心情开朗而且具有高度热情的人，更没有忘掉姚雪垠、魏传统等挚友们的叮咛：“耐得寂寞耐得寒，不忧身残忧志残。春光总是年年好，挥笔走龙洒江天。”寂寞正好尽情地燃烧，冷清自有哲思的欢畅，他心里升起的是“放尽余热”，再做一番事业的强烈愿望。
夏川和魏传统、王愿坚、崔田民等人一起编辑冀鲁豫党史书籍。
1984年4月，他为《新文学史料》撰写了《诗歌杂志》和《海风诗歌小品》的文章之后，接到战争年代冀鲁豫军区老领导赵健民的约请，全身心地投入了编写《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的任务。并且又和志同道合的战友一起成立了文艺组，负责组织编写《冀鲁豫解放区文艺丛书》，执著地让自己的晚年在文苑中尽情放射出光和热。
多年来，他和战友们一起对一个一个的选题进行反反复复的研究，有时还要跑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从那堆积如山的书报中查阅资料，经常每天伏案六七个小时，对自己负责编审的书稿一词一句地斟酌和做必要的修改。
为了赶时间完成编撰计划，夏川有时比在职还忙、还紧张。1987年，他已年近古稀，去贵州商谈落实一本丛书的出版事宜时，突发心肌梗塞，经医院紧急抢救，才度过一劫，愈后仍坚持继续工作。后来，他经常因心绞痛发作而住院。亲属和战友们都劝说他：“你已是一个年老体弱的人，过去该干的事都干了，千万不要再当‘拼命三郎’了!”但是乐观精神和责任心仍然支撑着他做完了一件又一件事。对于编辑出版计划内的事，他做起来就放不下，甚至把病房当成了工作室。在组织编辑冀鲁豫解放区文艺丛书的时候，有一次，夏川因病住在解放军总医院治疗，还时刻想着编写和出版方面的事情。在二十多天住院的日子里，他写给编辑和作者的信件就有三四十封之多。
夏川特别赞赏老战友马冰山在重访冀鲁豫战地时写一首诗：“平原百战八春秋，壮压倭奴肯叩头。迟死吾侪天有意，老人惟爱不闲牛。”并以此自勉。他对亲友说：“拼命三郎我是不会当的，就当一头离而不休的‘不闲牛’吧。”
离休以后，夏川不忘冀鲁豫的情结，参与编辑出版的书籍有《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冀鲁豫解放区文艺丛书》、《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一二·九诗选》等达18本之多，都有很高的文学和史料价值。在此期间，他还整理出版了自己的诗文集《夏雨集》、《战地草》、《雪域放歌》。在文苑辛勤耕耘，成绩可观。
他经常关注普通群众的生活状况和所思所想，惦记着家乡的父老乡亲。在老家平山县发起扶贫助学活动时，他一人就负责了十个孩子的学费并和十个儿童及其家长建立了书信联系，经常寄去孩子们需要的书籍。他还时常怀念抗战时期山东的老房东。在编写《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期间，特地抽时间专程去寻访看望。
夏川同志曾因一些左的政策而受到影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受批判，被揪斗，但他始终对党忠贞不渝，坚信党和人民群众，无论逆境顺境，始终义无反顾地全身心地投入党、军队和人民的事业，为党和军队的文化宣传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力量。
2005年8月25日，夏川同志因病逝世，享年87岁。
我的母亲吴静，1922年11月26日出生在一个旧官僚家庭，1944年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7月入伍，1948年12月入党，历任文化教员、助理员、人事股长、干部干事、干部科长等职。于1987年10月23日去世，享年65岁。
1951年，母亲吴静在进藏的路上。
吴静是抗战末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在战争年代，她意志坚强，埋头苦干，经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艰苦斗争的考验，表现出高度的献身精神。在冀鲁豫日报工作期间，因工作突出，曾立大功一次。在参加冀鲁豫地区土改复查运动中，工作积极认真，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政策。1951年随十八军进军西藏，是第一批进藏的女兵，在高原缺氧、气候严寒、生活艰苦的情况下，虽一度身体不好，但她始终能吃大苦，耐大劳，克服重重困难，勤奋工作，为西藏和平解放和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解放后，随军队第一次转业大潮，到重庆疗养院任副院长，后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和干部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吴静同志根据工作需要，几次退出现役和转入现役，有时职务反而从高转到低，但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工作认真负责，待人诚恳，作风朴实，团结同志。她情况熟，业务水平高，认识、熟悉八一厂的所有干部，人称八一厂干部的活档案，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建设和干部工作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我的冀鲁豫父母，我们永远怀念你们。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