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太行是刘伯承元帅的长子，1939年出生于炮火连天的太行山抗日前线。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他，一直在部队工作。他曾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军衔。
与他熟识的同志们评价道:太行与他的父亲刘伯承元帅一样，是个异常善良、厚道的人。他对己严，对人宽。在工作上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在生活上向普通人看齐。从军几十年来，他兢兢业业，团结同志，专讲奉献，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出生在艰苦的抗战时期
刘伯承夫妇是在长征路上结的婚。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当时是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她出身贫苦，文化程度不高，人也特别老实。而刘伯承元帅在感情上也是个较为古板的人。他们两人的相识与结合，纯属水到渠成，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充满了传奇色彩。
1937年9月，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原红四方面军在山西侯马整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中央任命刘伯承担任师长。在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之后，遵照中央建立晋冀鲁豫敌后根椐地的指示，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区。刘伯承率部坚持敌后抗战，他与汪荣华组成的家自然也就安在了抗日前线。
1938年5月，在延安抗大学习的汪荣华来到太行山，与刘伯承夫妻相聚。1939年3月，汪荣华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生下一个男孩，这个孩子就是刘伯承的长子刘太行。刘太行出生时，正赶上日寇进攻，刘伯承在前方打仗无暇顾及汪荣华母子，但他知道自己有了儿子后还是十分高兴。刘伯承在战斗的间隙里抽空给夫人汪荣华写了封亲笔信。刘伯承说：“孩子生下后就叫太行——刘太行。太行，多好的名字啊，愿他像太行山一样高高耸立，威武不屈；像太行山一样，永远生活在中华民族的怀抱。”
后排左三起：汪荣华、刘伯承、刘太行
由于当时环境艰苦，部队指战员结婚有严格条件限制。结婚的人少自然小孩子也就少，部队里的孩子们都备受珍爱。在太行山根椐地和刘太行同龄的孩子，不少在家里都有昵称，而刘太行在家里家外从小到大都只有一个大气磅礴的名字——太行。由此可以看出刘伯承夫妇对子女的严格和对下一代的厚望。
太行出世之后，母亲没有奶水，只好找了一个奶妈。奶妈很年轻，奶水很足，半岁以前的太行，长得又白又胖，人见人爱。下面的干部们到师部开会，见了可爱的小太行，都忍不住要抱一抱，逗一逗。谁知，太行半岁时，奶妈说家中有事突然走了。当时环境残酷，根本找不到代乳品。太行每天只能吃一些无法正常吸收的东西，诸如野菜糊糊之类。所以，太行时常拉肚子，饿得整天啼哭。幼年的太行疾病不断，似乎随时有生命危险。虽然刘伯承战事繁忙，但也不得不考虑儿子太行的生存问题：幼小的孩子受着战争和疾病的双重威胁，大人只要稍一疏忽，孩子就会失去生命。
1940年10月，刘伯承的老战友徐向前从山东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预备会议，途经太行山，刘伯承委托徐向前把太行带到延安时说：“你把太行交给总司令就行了。”徐向前到延安后把太行交给了康克清妈妈。康妈妈精心调理了一年多，在他体质好了以后才送到保育院（当时叫“洛杉基幼儿园”，由宋庆龄基金会捐助）。太行长大以后，父亲刘伯承经常对他说：“你应该感谢徐向前叔叔和朱总司令。没有他们你恐怕活不过来呢!”
一生牢记父亲的教诲
在刘伯承夫妇的几个子女中，太行与父母相处的时间是最少的：不到两岁离开太行山到延安，直到四五岁时才在延安见到父母。当时太行对父母已没有太多的印象。康克清妈妈对他说：“太行，你的亲爸爸和亲妈妈来看你了，快叫爸爸妈妈呀!”可太行低着脑袋怎么也张不开口。他平时叫惯了“康妈妈”、“朱爸爸”，对别人从未称呼过“爸、妈”二字，再加他的个性特别倔，所以一段时间内，他和爸妈亲近不起来，把自己妈妈总叫“汪妈妈”。
太行的少年时代，正赶上抗日战争的大反攻和解放战争，第二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挥师横扫大西南，作为随军家属，太行的生活动荡不安。
在小学时期换了多少学校，连太行自己都记不清。他六岁离开延安保育院之后，就在延安上了“保小”(即后来的北京育才学校前身)，没多长时间，因为刘伯承在前方打仗，母亲汪荣华带孩子们随部队转战，太行只能在战斗的间隙就读于当地农村小学，这样的小学他读了好几所，直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已成为绝对稳定的后方，在晋冀鲁豫军区关照下，建立了“行知小学”(取我国进步教育家陶行知的名字)，他才得以安定地读了一段书。后来，又因家庭随部队迁移，1948年他还就近在解放区的“荣臻”小学读过。解放战争中，随着刘邓大军前进的步伐，太行还在刚解放了的郑州、开封等城市的小学里读过几天书。
太行到了读中学的年龄，全国就解放了。当时军委在南京成立了军事学院，刘伯承被任命为院长，于是夫妇俩带着太行的弟妹们到了南京，太行留在北京读书。随着太行年龄的增加，父亲刘伯承对他的成长越来越关注。尽管把儿子托给的都是他最信任的战友，太行的学业也一直优良，他还是不放心。太行初中毕业后，刘伯承坚持让他离开全国的教育中心——北京，回到自己的身边——南京去读高中，以便就近亲自看管。太行不愿离开已经熟悉的老师同学，不愿离开北京。但刘伯承在子女面前的威严是出了名的，“父命如山”，太行不得不离开了北京。为此，当时少年气盛的他还有点想不通。
和刘伯承共过事的人都知道，他性情温和，思维缜密，待人诚恳，口才也很好。一件事情他能和风细雨地给你讲得清清楚楚。他的孩子们都很爱听他讲故事。但不知为什么，太行小时候特别“不听话”，总和父亲顶嘴。这一方面是太行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是最不怕考试的孩子，所以自己总是有些观点；再者他从小不在父母身边，生长环境相对“自由宽松”，对父亲的严格管束不太习惯。
刘伯承之子刘太行在刘伯承住居合影
刘伯承总希望太行能懂事一些，做得好一些，他常抽空和太行谈心，有时父亲被“逼”急了，就动手揍他。在兄弟姊妹中，太行小时候是挨打最多的一个。他虽是父母的大儿子，但父亲刘伯承“教训”起他来是毫不留情。妈妈心疼太行，她“指导”儿子说：“太行，你爸爸眉毛上的那根筋一暴起来，你就赶快闭嘴，这样就不挨打。”太行10岁以后，个头儿长得挺高，父亲这才不再打他了。但刘伯承元帅常感慨:“太行这孩子，让我给养夹生了!得好好调教。”太行那时从学校放假回家，背包一放，必须先到父亲的书房去汇报学习和思想表现，父亲听得很认真，还做记录。假期结束返校前，他还要和太行作一次长谈，反复叮嘱。当太行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哈军工”，并且到学校就担任课代表，他这才似乎感觉一丝欣慰。
在太行走上工作岗位前，父亲又和他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他说:“不要以为父辈打下了江山，你们就可以伸手向人民要点权力。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是你们最好的出路。”
从不向组织上伸手
太行从“哈军工”毕业之后，到国防科工委的一个保密性质很强的军事科研单位工作。单位距北京市区几十公里，但他谢绝了单位为他派的车，每周末骑车回家。
岁月流逝，太行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这时他的妹妹弟弟们也逐渐长大了。父亲又特别向子女们宣布了一条家规:“你们逐渐都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我的原则是，凡成了家的孩子，不管你们各自的小家住房条件如何，都不能住在我这里。你们今后生活条件如何，都要靠你们自己的奋斗。”父亲对子女婚姻的意见是:你们都是普通人，和普通劳动人民的孩子一起生活最幸福。
刘太行继承了父亲刘伯承的老实与厚道的品行，在感情问题上属于一直“不开窍”的人，再加上他的工作单位女同志很少，他一直没有女朋友。后来，他的一位同学为他介绍了一个女孩，名叫肖玉兰，比刘太行小7岁，是医务工作者，当时在中南海工作，曾担任过重要首长的保健护士。见面后，太行见女方朴实、诚恳，一点也没有娇气，家庭出身仅是普通的城市手工业者，印象很好，就欣然与之交往。恋爱的过程很顺利，刘伯承和夫人汪荣华见肖玉兰很懂事能干，认为她可以成为子女们的大嫂，便同意他们结婚。
结婚时，刘太行已是30多岁的人了。即使是如此晚婚，在住房紧张的北京城，结婚时他们依然没有新房，只在单位的招待所住了三天就分开了。他们“牛郎织女”的生活还真有一段时间，但父亲从没“开恩”让太行和爱人回去住两天。太行也遵守“家规”，从不开口。后来单位给了他一间小平房，虽说又矮又潮，但太行心里却乐滋滋的——这毕竟是自己的“窝”，再小再差也是自己的!它属于自己，是靠自己的工作，不是靠父亲得来的。
2006年3月，刘太行在四川省布拖县考察
太行的儿子出世时，康克清妈妈说：“太行是我带大的，我要去看看太行的儿子。”于是她约了太行的妈妈，来到他们住的“棚户区”。见两位老人进来，一开始太行还真不好意思，这又乱又小的房子里，老人家连个合适的坐处也没有，真不知怎么办才好。谁知康妈妈连声说：“不错不错!比我在延安带你时的条件强多了!你们现在还有个床，那时你连床也没有，是睡在自制沙发上的。”
后来，随着太行夫妇双方资历和职务的变化，他们一步步住上了营职房、团职房，但都是太行爱人单位给的，她的级别比太行低，所以太行一直以来的住房是与他的职别不吻合的。太行在生活上一直不向组织伸手，这主要是他想到父亲的职务高，名气大，越是这样越不能向组织要待遇，他开不了这个口，所以从不到单位去争房子。
刘太行最后一份工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的副院长，少将军衔。在此之前，1965年至1987年他担任第七机械工业部二院学员，空军航空兵某部修理厂雷达师，空军第二研究所技术员、工程师、第四研究室副主任、第二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至1991年担任空军指挥学院研究部正师职研究员、研究部副部长、部长、科研部部长。1991年后至1998年担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兼科研部部长。太行从小就学业优异，一直工作在国防科研的第一线，从事的也一直是尖端的军事科研工作。从士兵到将军，刘太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自己的人生之路。
刘太行常说：“我的父亲大半辈子为了党的事业驰骋疆场，无私无畏。他给了我宝贵的生命，他留给我的思想财富更是无价之宝,让我终生受用。他的精神、作风更是时刻激励着我。”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