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英雄吉鸿昌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1934年11月24日，北平大雪纷飞。吉鸿昌被带出了国民党北平陆军监狱，站在雪地上，他捡起一根树枝，以枝作笔，愤然在雪上写下了这首气吞山河的就义诗，然后，在刑场上从容就义，时年39岁。
吉鸿昌，原名吉恒立，字世五，1895年10月18日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父吉茂松在镇上以开小茶馆为业。由于家道贫寒，吉鸿昌从小就在茶馆帮父亲打下手。
吉鸿昌打小就是一个硬骨头，不肯被人欺负，时常与别人打架。每回在外面打架闯祸，吉父知道后往往抡着扁担追着揍他，所以少年时代的吉鸿昌有个外号叫“扁担楞”。
1913年秋天，冯玉祥在河南招兵。不满18岁的吉鸿昌瞒着家里到堰城投军。吉鸿昌自幼即以岳飞、文天祥等为心目中的英雄，所以在行武中他待人诚恳，吃苦耐劳，恪守军规，勇敢正直，有“吉大胆”之称，得到冯玉祥的赏识，被送入模范连当学兵，不久提升为手枪连连长，尔后又提升为营长。
1920年5月，吉鸿昌的父亲得了重病，他便赶回家探望，看到父亲那依依不舍的眼神，知道父亲有话要讲，便说：“爹，您有啥话尽管说，孩儿一定铭记照办。”他的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吾儿正直勇敢，为父放心，不过我有一句话要向你说明：当官要清白廉政，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即不许发财。你只要做到这一点，为父才死而瞑目。不然，我在九泉之下也难安眠啊！”吉鸿昌强忍悲痛，含着热泪答道：“孩儿记下了，请父亲放心！”
父亲病逝后，吉鸿昌即把“作（做）官即不许发财”7个字写在细瓷茶碗上，交给陶瓷厂仿照烧制。瓷碗烧好后，他用卡车拉到部队，集合全体官兵，举行了严肃的发碗仪式。他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我绝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家父的教诲，做官不为发财，要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接着，他亲手把碗发给全体官兵，勉励大家廉洁奉公。当时的吉鸿昌只有25岁。
自此，吉鸿昌就将那只写有“作官即不许发财”的细瓷茶碗带在身边一直跟随他走南闯北。
1921年，吉鸿昌回乡探亲时，拿出全部积蓄，用一所破庙作校舍，创办了“吕北初级小学”。吉鸿昌立下规定：凡是贫家子弟，一律免费上学。学校规模一度壮大，曾被誉为“豫东第一校”。
1925年10月，吉鸿昌升任绥远省督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处长。不久又被任命为第36旅旅长。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吉鸿昌率部参加了西安之战。1927年4月，吉鸿昌所部扩编为第19师，升任师长，归属冯部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所辖。国民革命军沿陇海路东征，吉鸿昌率部攻克洛阳、巩县，又强渡黄河，占领豫北重镇新乡，奉军被打得抱头鼠窜。吉鸿昌所部被誉为“铁军”。
在部队里，吉鸿昌虽不断升官，却丝毫没有改变“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初衷，时刻铭记着父亲“做官即不许发财”的教诲，省吃俭用，兴办公益事业。他严于律己，也约束部队不许扰民。
1930年4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奉命参加讨蒋大战。
左起：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
9月，冯玉祥的西北军战败。吉鸿昌为了保存实力，接受蒋介石改编，就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不久被蒋介石派去进攻鄂豫皖苏区。吉鸿昌对进攻苏区十分反感。他“托病”到上海与共产党取得了联系，随后又化装到鄂豫皖苏区进行了考察，思想上受到很大触动，随后组织部队起义参加工农红军，但没能成功。蒋介石发现吉鸿昌有“谋反”之意，便解除了他的军职，逼迫他出国“考察”。
1931年底，刚到美国，吉鸿昌就接连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却对日本人毕恭毕敬。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仔细地写上：“I am Chinese!(我是中国人！)”
在国外期间，吉鸿昌通过接受记者的采访，以事实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并谴责英国纵容日本侵略中国和蒋介石对日妥协的丑恶行径。在德国时，吉鸿昌曾多次要求到苏联进行访问，遭到使馆的百般刁难，不予签证。悲愤之下，吉鸿昌挥笔疾书：“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吉鸿昌闻讯立即回国寓居天津，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同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不久，根据党的指示，吉鸿昌秘密赶赴山东联络冯玉祥出山组织武装抗日，随即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万元购置枪弹。
1933年5月26日，吉鸿昌同冯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将领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同盟军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同盟军向全国发出通电，主张联合各党各派各军，共同抗日。
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前敌总指挥时的吉鸿昌
1933年6月，同盟军向日寇进攻，陆续收复了宝昌、沽源、多伦等地，并将日寇全部赶出了察哈尔省。这个胜利，极大的振奋了全国人民，但却激怒了卖国投降的蒋介石南京政府，他们竭力贬低同盟军抗日的战绩，并逼迫冯玉祥离开同盟军。接着，蒋介石又勾结日寇和伪军向抗日同盟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同盟军在方振武、吉鸿昌的率领下奋起抵抗，由于众寡悬殊，最后宣告失败。方振武被迫流亡国外，吉鸿昌则到天津秘密领导抗日运动，继续进行斗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1934年5月，吉鸿昌回到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为主任委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他家三楼一角，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他的住宅也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因而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6月，吉鸿昌秘密与西安的杨虎城将军取得联系，并得到杨虎城的援助。吉鸿昌积极筹资购买武器，进行武装抗日反蒋的准备工作。
1934年11月9日晚，吉鸿昌在法租界秘密开会时被法国工部局逮捕，随后被引渡到国民党北平军分会。11月23日，北平军分会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军法会审”。吉鸿昌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为我们党的主义，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这正是我的光荣……”
11月24日，面对“立时枪决”的命令，吉鸿昌镇定安详地向敌人要来纸和笔，挥笔疾书，写了自己坎坷曲折而终于走向革命道路的一生，历述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种种丑行。在给夫人胡红霞的遗嘱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吉鸿昌披上斗篷，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他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吉鸿昌声色俱厉地对国民党喝道：“我为抗日而死，为革命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死后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把椅子来！”吉鸿昌又命令道：“到前面开枪！共产党员要死得光明正大，决不能在背后挨枪，我要亲眼看着蒋介石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特务在吉鸿昌面前颤抖着举起枪时，他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万岁！”。
在吉鸿昌多年的军旅生涯中，吉鸿昌将军的夫人胡红霞给予了丈夫最大的支持。
1926年6月下旬，时为冯玉祥部18师第36混成旅旅长的吉鸿昌率部到达兰州。经人介绍认识了出身书香门第的兰州女子师范学校的高材生胡兰英。
吉鸿昌与夫人胡红霞
从1927年结婚到1934年吉鸿昌将军英勇就义，在共同相处的8年时间里，他们相敬如宾，恩爱无比。在婚后，吉鸿昌见妻子忠厚贤淑，知书达理，谈吐不凡，特意将妻子的名字“兰英”改为“红霞”，寓意妻子有“霞光万道”之美。胡红霞更是对丈夫一片深情，在吉鸿昌英勇就义后，国民党特务不许家属领回烈士遗体，悲愤至极的胡红霞一头撞在了铁栏杆上，鲜血直流。胡红霞以鲜血向敌人表示了最强烈的抗议，并最终用居住多年的“红楼”作抵押，赎回了丈夫的遗体。
吉鸿昌家书摘录
1935年春，吉鸿昌的灵柩运至故里，家乡父老2000余人，自发洒泪迎灵。
1971年周恩来总理评价吉鸿昌时说：“吉鸿昌同志由旧军人出身，后来参加共产党，牺牲时很英勇，从容就义，要把他的事迹出书！”
1984年，在吉鸿昌烈士牺牲50周年前夕聂荣臻评价吉鸿昌说：“吉鸿昌烈士是民族英雄，将永垂不朽！”
扶沟县吉鸿昌将军纪念馆
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评选活动中，吉鸿昌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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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