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入长沙师范速成班；42岁赴法国勤工俭学；50岁在革命低潮时入党；58岁爬雪山过草地，是红军长征队伍中年纪最大者。他的名字曾令亿万人尊敬，不仅因为他曾是毛泽东的老师，而且在于这位老战士本身就有非凡的传奇经历。他就是被尊为“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
徐特立
中共中央在致徐特立70岁诞辰的信中称，他的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最优秀传统”。
1968年11月28日，徐特立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徐特立出生于1877年，当时的中国正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世界形势来看，英、法、美等国家在全世界大肆侵略扩张，抢占殖民地；国内，清王朝即将走到尽头，对内政治腐朽，对外卑躬屈膝。在这种形势下，有识之士纷纷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
年幼的徐特立生活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体味到农民所受的残酷剥削。9岁时，父兄因愤于不识字受欺压，凑钱让他读私塾。16岁时，徐特立因家中亲人去世，必须自谋生计而不得不辍学。经过几年摸索，18岁的徐特立终于作出从文的决定，“确定教书兼习科举业”“可以进步，又可谋生”。
于是，徐特立一边在家乡教蒙馆，一边“兼习科举”，苦读八股。但他反对考秀才用的死八股，特别是在得到长沙举人陈云峰的劝告后，徐特立立志求真知而不再把精力放在八股文上，“从此我不做八股了，成了一个好汉学的青年”。
1905年因清政府废科考办新学，他觉得自己应该离开家乡，到更为广阔的天地中去学习新的知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考入了由同盟会会员周震鳞在长沙城创办的宁乡速成师范，学习教育学、自然科学等新知识和西洋史、东洋史等讲授资产阶级革命的课程，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毕业后当高小教员，又应聘长沙周南女校。
1907年，清政府屡次向外国屈辱妥协，徐特立在学校作时事报告，讲到激愤之处，热泪如倾，竟拿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小指砍掉，蘸着血写了抗议书，写完当场晕倒。这一“抽刀断指”的举动，顿时蜚声全省，徐特立也被当时有进步思想者誉为最有血性的激进人物。
随着立宪派组织发动的三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相继失败，徐特立逐渐认识到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必须通过革命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于是，他向革命党人林伯渠等人了解革命形势，表示要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徐特立约集一些进步教员，积极参加湖南起义，到处宣传演讲，号召大家支持革命。
湖南光复后，徐特立担任省临时议会的副议长，一心为新政权的建设出力。然而官场的腐败，使他很快感到失望和愤慨。他相继辞去省议会副议长和省教育司科长的职务，决心回到教育界，用教育来改革人心，以实现教育救国的愿望。他创办并苦心经营着长沙师范，并到湖南第一师范等学校任教。他的崇高品德、渊博学识以及强烈的爱国热情，对毛泽东、蔡和森等许多有志匡时救国的学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19年，国内兴起赴法国勤工俭学热潮，年已42岁的徐特立也报名前往，成为年纪最大的留学生。
1919年，42岁的徐特立
到了法国后，有人劝他：你岁数大了，别从头学外文了！他自信地说：“我就是一天学一个字，一年也可以学到360多个字，7年可以学到2500多个字，到了50岁时，岂不是一个通法文的人了吗？”青年时他攻读《说文解字》这部分析字形与考究字源的字典，部首540个字，难读难记，他每天只学两个字，一年才读完。他在谈青年人学习问题时总结到：“我读书的办法总是以‘定量’、‘有恒’为主。”“每个人要有一个算盘，打算一天读多少？一年读多少？一生读多少？要有个计划。哪怕一天学一点，只要不间断，就能得到知识。问题就是要坚持，要持之以恒。这个‘恒’字对学习尤为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学不好的。”徐特立是这样说的，亦是这样践行的。
1924年夏，徐特立回到国内，继续致力于湖南教育。他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并担任校长，同时兼任长沙师范、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的校长，精心治理三所学校，继续实践他教育救国的宏愿。
1924年的徐特立
随着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何叔衡的建议下，徐特立参加了国民党左派，以图“一起来促进国民革命”。1926年12月，他会见了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毛泽东，随后于1927年春回家乡调查农民运动的情况。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他惊喜不已，他开始认识到“少数学生无法挽回国运……教育救国是我30年来的一种幻想”，于是积极投身农民运动，加入大革命的洪流。1927年3月，他担任湖南农民协会教育科科长兼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还被选为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工农部部长，为发展湖南的工农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
然而，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公开叛变革命，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疯狂屠杀。面对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徐特立拒绝了反动派对他的拉拢、利诱，毅然决然地抛弃一切，冒着杀头的危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徐特立在湖南任教二十年，爱学生如子。他任师范校长时，将自己的月薪与校内主任、庶务等同样定为20元，还经常接济穷学生。
田汉入学时买不起蚊帐，徐特立便买了一顶相送。而他却把自己的家小安排在乡下，以节省开支。逢假日回家，他要步行往返80公里。一次查夜时，他发现有新生烂脚呻吟，便亲自打水给他洗脚上药。此事传出后，一些教师认为太失校长“身份”，学生却对他更为敬仰。他到第一师范任课时，支持毛泽东等学生反对校长专横的活动。毛泽东曾说过，当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即他后来的岳父），一位是徐老。
在三十年代艰苦的战争中，徐特立主持根据地教育。为使劳动群众更快地识字，便将在苏联研究拟定的28个拼音字母推广到教学中。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北时，发现十分落后的山村学校竟率先推广符合世界潮流的拼音化文字，感到极为惊讶，并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大力歌颂了徐特立的这项事业。解放后拼音字母的确定，也有徐老的一份功绩。
徐特立与学生们
1934年，徐特立随军长征。一路上，他拄着一根竹杖，扛着防身用的红缨枪，和大家一同行军。瞿秋白送给他一匹好马，他却总是让给伤病员骑。据统计，长征两万里，年近六旬的徐老骑马不过二千里，人称：“徐老徐老真是好，不骑马儿跟马跑”。
徐特立在延安
到达陕北后，党中央为他庆祝60岁寿辰。毛泽东写信致贺，称赞他“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并且说：“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毛泽东与老师徐特立
抗战爆发后，徐特立先到国民党统治区做中共代表，1940年回延安任自然科学院院长，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此时，他老当益壮，年近七十还参加了延安青年体育运动会的游泳比赛。1947年，中央为他庆贺70岁诞辰，毛主席的题词是“坚强的老战士”，朱总司令的题词则是“当今一圣人”。
1949年3月，徐特立随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北平，先后参与国共和平谈判、全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接管等工作。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49年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欢庆他为之奋斗了近50年的革命理想终于成为现实。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徐特立（第一排右二）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图为参加会议的中共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合影。】
这年，徐特立已经72岁，在常人看来实在可以颐养天年了，然而他却从不因年老而松懈。欢庆之余，他想到的不是革命大功告成，可以坐享清福，而是国家在经济、文化建设方面面临的艰苦任务。他在《祝吴老（指吴玉章）七十大寿》的诗篇里写道：“……百年殖民地，从此永完结。前途之艰巨，基本在建设。幸勿过乐观，成功在兢业。您我励残年，尽瘁此心血。”表现出他敏锐的眼光、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宏伟志愿。他对好友谢觉哉说，人一天没停止前进，就没有老，一旦停止前进就老了。为了勉励和鞭策自己，他制订了一个20年学习和工作计划，作为晚年的奋斗目标。
此后，徐特立不顾年事已高，仍朝气蓬勃地投身于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领导一批党的宣传干部和史学工作者从事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和党史等的编纂工作，并继续以各种方式关心、指导教育工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而不懈地奉献着光和热。这位坚强的老战士，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与时俱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责任编辑：黄婷）
